特朗普政府都不满意？6轮秘密投票结束，五常没有一次达成共识

第六轮意向性投票在10月16日结束，安理会十五个成员国对七名候选人投下鼓励、劝阻或无意见票，三位领跑者格林斯潘、格罗西、罗德里格斯-伯基特各自拿到两张来自常任理事国的红色“不支持”票，没有一人跨过五常均不劝阻的门槛。红色选票是首次使用，专门用来把五常的态度从十五国的汇总数字里单独拎出来。

贯穿这场僵局的，是一个比“美国不满意”更深的问题：五常的否决权正在从选拔程序末端的把关工具，变成遴选过程本身唯一在运转的机制。当否决从“最终确认”前置为“中途淘汰”，秘书长遴选就从大国协商挑选一个人，退化成了大国各自否决一批人，规则还在，但规则已经不再产生结果。特朗普政府对七名候选人“全不满意”只是这条退化路径上最响亮的那个声音，它掩盖了另外四常同样在行使否决、同样拿不出一个能让其余四方接受的替代人选这一事实。

红票的颜色设计原本是为了让五常的“劝阻”无处藏身，结果它暴露的东西比透明化本身更值得看。格林斯潘九张鼓励票踩在推荐门槛上，两张红票却来自常任理事国；格罗西和伯基特各八张鼓励票，同样各挂两张红票。两张红票分散在三个领跑者身上，而非集中打击某一个人，说明否决针对的是“这一批候选人”所代表的可接受区间的整体不承认，对某个具体履历的不满还解释不了这种分散格局。

如果只是某一个五常讨厌格林斯潘，那换一个人就能过关；三个领跑者各自带着两票反对回到起跑线，意味着无论怎么换，总有一个五常的组合能让任何候选人触礁。规则要求九票鼓励加五常不劝阻，九票的门槛格林斯潘已经摸到了，五常不劝阻的门槛她连边都没碰到。这套设计在五常存在基本共识时是保护机制，在五常本身没有共识时就是锁死机制，而锁死的代价完全由联合国这个机构来承担。

美国的态度之所以值得单独来说，原因在于它是唯一一个把否决理由公开说到具体政策层面的常任理事国，其他四常的反对理由大多停留在外交辞令层面。特朗普政府对七名候选人集体不满意，理由是“不够认同特朗普的世界观”，共和党国会助手对格林斯潘的评价则精确到两条：在以色列问题上“过于强硬”，在对华问题上“过于温和”。“过于强硬”和“过于温和”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说明华盛顿丈量秘书长的尺子已经不再是这个人能不能在联合国框架内协调多方，而是这个人会不会在华盛顿关心的具体议题上按照美国的偏好偏移。

特朗普政府已经退出或计划退出多个联合国下属机构，同时又坚持在秘书长人选上保留否决权，这两件事放在同一套行为模式里，脉络是连贯的：美国要的是一个愿意按照美国条件去收缩联合国的人，一个能管理联合国的人反而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因凡蒂诺被提及“可能不错”，恰好把这条标准从暗处推到了明处——一个与国际足联打过交道的体育官僚，在华盛顿眼里比七个职业外交官更“可用”，比起多边治理经验，华盛顿更看重的是他与特朗普个人相处的可能性。这哪里是遴选，分明是给一个美国想要削弱的机构挑选一个配合削弱的掌门人。

当然，把僵局全部记在特朗普政府头上，会漏掉另外四常同样在行使否决的事实。中国对格林斯潘的保留集中在两处：与以色列的联系，以及被认为与华盛顿关系过密；同时北京在公开层面始终没有锁定任何候选人。

俄罗斯对格罗西的反对则锚定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问题上，俄方认为他领导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在袭击事件中回避点名责任方，带有明显的西方叙事色彩。

英法各自有地区轮值和马尔维纳斯因素需要照顾，对格林斯潘的“改革领导力”也存有疑虑。五个常任理事国各自拿着一套不同的否决理由，这些理由之间没有交集，也没有任何一方的否决可以被另一方的让步所交换。

1981年的僵局是两方对峙——中国连续否决瓦尔德海姆，美国否决萨利姆，十六轮之后两人同时退出，新候选人上场才打破局面。那次的出路是“换人”，因为对峙的轴线只有一条。这一次的轴线至少有三条：美国用以色列和对华两条标准卡格林斯潘，中俄用中立性和核治理立场卡格罗西，英法用地区轮值和改革能力卡剩下的选项。三条轴线不会因为某一个候选人退出而收敛，因为每一条轴线上的否决者都在等另外两方先松动，而没有任何一方有先松动的理由。

地区轮值和女性秘书长这两条被反复讨论的“共识”，在这套否决结构面前同样没有穿透力。本轮轮到拉美，格林斯潘和伯基特都是拉美女性，两人各带两张红票；塞内加尔前 总统萨勒在第六轮后宣布退选，理由正是投票结果倾向于拉美和女性候选人。方向收窄到了“拉美女性”这个区间，否决权没有跟着收窄。程序性的代表性和地域轮值能影响非常任理事国的投票取向，能制造舆论压力，但它们触及不到五常任何一家的否决意向。

一个来自正确地区、拥有正确性别的候选人，可以被两张红票挡在门外，而否决她的那两个国家并不需要为“谁来替代”给出一个能过另外三关的答案。否决权在遴选程序里只承担防御功能，不承担建设功能：它能阻止一个人上位，不能推出一个人上位。

古特雷斯的任期到12月31日结束，距离现在不到三个月。安理会下周还要再投一轮红色选票，但如果仍然在同一批候选人身上打转，结果不会跟第六轮有区别。第七轮投票解决不了问题，真正需要先发生的是五常之间就“下一任秘书长在什么议题上必须有立场、在什么议题上可以不选边”划出一个最低限度的可接受区间。

这个区间不需要写成文件，但它必须存在于任何一张红票被投出之前。区间划不出来，格林斯潘向华盛顿靠拢的动作、格罗西在核不扩散领域的履历、伯基特在圭亚那与委内瑞拉争端中的经验，都只是在一条没有终点的跑道上消耗时间。六轮秘密投票已经证明，五常没有一次达成共识这件事本身，比任何单个候选人的短板都更决定结果；而一个连秘书长人选都无法形成最低共识的安理会，很难让外界相信它在更棘手的安全议题上能形成有效决策。#头条精选-薪火计划#

文 | 顾班长 《兵魂》、《永不放弃：尖兵成长法则》、《飞鹰小队军训记》作者，军旅作家、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