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半个世纪，张爱玲原声公开，内容真的很智慧

1969 年 4 月 1 日，张爱玲于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研究院发表英文演讲Chinese Translation:A Vehicle of Cultural Influence（《中文翻译的文化影响力》），该演讲的原声录音近期由哈佛大学对外公开。

这篇演讲遗稿现已由郑远涛译为中文，标题沿用《中文翻译的文化影响力》，收录在《张爱玲往来书信集》上册《纸短情长》（第190-199页）中，为学界研究张爱玲的翻译思想与文化观念提供了重要文献参考。

原稿译文如下：

在十九世纪初的一份中文期刊上，学者毛庆臻抨击小说《红楼梦》暗中诲淫，表扬一位潘君与同道中人出钱搜购此书焚毁，还吁请将它永远禁绝。此书后来遭禁多年，但是效果不彰。“然散播何能止息？”毛庆臻问。“莫若聚此淫书，移送海外，以答其鸦烟流毒之意。”你会发现他以为只要将书运到海外就能祸延番邦，仿佛没有翻译这回事一样。中国已经孤立太久了。满清皇帝淡化自己的异族出身，也确已汉化。有些官方文书仍旧是满汉双语的，到那时无非是个形式。从梵语翻译佛典，造就了唯一一类意义重大的中文译著，事隔一千年，早已被汉语完全吸纳。

十九世纪中叶发生了鸦片战争，洋人进犯与开发谋利的压力越来越大，国内亟需改良，起先限于军械，所谓“坚船利炮”，但是朝政腐败，连这一点都没有希望。改革者进而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后来干脆要推翻帝制。本世纪初年，严复翻译了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赫伯特·斯宾塞、托马斯·赫胥黎，行文一律用古雅的文言，读者众多。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变成“物竞天择”，听着相当像孔子的话。“西哲有言”是时人为文的常用语，所征引的句子大概比美国人写的“孔子说”有凭据。

大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的时候，有个中国批评家抱怨“根据翻译作品之数量，莱德·哈葛德一定是最伟大的西方作家。”不知你们可曾听说过他。我自己遇见RiderHaggard这名字的时候，也没醒悟他并非别人，就是西洋大小说家哈葛德。我没有看过从他最驰名的幻想小说改编的电影《她》（She），但是用中文读过他一部较次要的作品，题为《烟水愁城录》，讲三个英国人与一个祖鲁族战士穿越地球中心，从另一边出来，进入一个颇像墨西哥或秘鲁的国家，统治者是两位年轻貌美的女王，姊妹俩，好姊妹金头发，坏姊妹黑头发。她俩双双爱上金发的亨利，不惜发动内战争夺他。坏姊妹战败了，像埃及艳后一样自杀而终。

译者是林纾，他文言出众但是不懂英文，与一个魏君合作，魏用中文将原著口述出来。他们这团队硕果累累，效仿者很多。狄更斯、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天方夜谭》、《威克菲德的牧师》（TheVicarofWakefield）、霍桑的《红字》与夏洛克·福尔摩斯——“福尔摩斯”一名风行全国，家喻户晓——全是文言，仿佛一面铜镜中的倒影。林纾的译笔，尤其是他翻译的狄更斯，不乏译坛泰斗赞美，亚瑟·威利（ArthurWaley）便曾经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号《大西洋月刊》的〈翻译笔记〉中写道：“狄更斯难免成了一个不大一样的作家，在我看来更胜一筹，过于繁复、夸大其辞与喋喋不休的毛病均不复再见。”

我看过改良的《大卫·科波菲尔》。在不论作者而笼统称为“林译小说”的种种书里，这一部也许最有名。当时的读者饱受国难之痛，这些小说风行一时不仅是逃避，更是向外的探寻。至少在销路上，当时是中文翻译的黄金时代，尽管严格说来它并非翻译。有位批评家从一个侦探故事里摘出一段：侦探生气了，“拂袖而去”——这个文言词语指中国古装的广袖，含怒离去时大袖一甩是很自然的姿态。这批评家纳罕，也不知侦探穿的可是牛津学生的学袍。

林译小说的十年，适逢白话文学出世，它可以用头号杂志《新青年》来分期：从一九一五直到二〇年。一九二一年后《新青年》转向马克思主义，逐渐门庭稀落。最初那五年激起了公众巨大的反响，原先那种将外语译成一种死语言、多少属于二重翻译的笨拙实践自此绝迹。

人们后来将白话文学运动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爱国运动联系起来。帝制覆亡后，整个军阀时代中国长年处于危急状态。这时期开始大量输入最上乘的西洋著作。自一九一五年起，《新青年》译介了托尔斯泰、马克思、伯特兰·罗素与哲学家约翰·杜威，出版过一期易卜生专号，因为五四的领袖人物胡适博士相信，一种健康的个人主义，能够矫正在宋明理学支配下过度发展、以至于夺去许多基本人权的家庭制度。不难理解在年轻人心中，头等大事是自由恋爱结婚的权利，若已被迫盲婚而夫妻不睦，则在意可否离婚。乐观地看，个人责任会随着个人权利来临。一旦自我扎实了，男子就会重视人格的整全，多于供养一大家人的责任——文化移植的关键尽在于此，对于中国是这样，对于当今新兴的民族国家也是一样。

重点是构建民族意识。最早用白话翻译的短篇小说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反复出现，人人都学了五六遍，譬如阿尔封斯·都德的《最后一课》，还有一篇也关于普鲁士和法国的战争，作者我想是莫泊桑，讲一个陆军老上尉在窗前敬礼，到头来发觉那是敌军进入巴黎。普法战争在我们童年里是个庞然大物，一场大战。后来的热门篇目，为汉斯·克里斯汀·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与莫泊桑的《项链》。

西洋文学的功用在于扶持稚嫩的新文学，帮助它成长。为什么一个文学遗产值得自豪的国家，要抛弃过去从头再来？因为盛衰各有其时，犹如某一时期的艺术越过高峰后。中国有过好几个高峰，一般而言发生在不同的领域里。到本世纪，像胡适博士说的，时下的小说题材无非官员与妓女，不然就是不官而官、非妓而妓的人。写歌妓与恩客的小说盛行，题材也扩展到上流欢场及幕后的权贵秘辛。我们需要一种更贴近自己人生的文学。老东西还在，优美如昔，但是已经仿佛旧衣一般不再称身了。

可是干吗自拆门墙？一直有人说。为什么不能像日本那样在上面添加？其实在中国西化之初，口号正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底子是中国的，但是采用西洋的技术。它没有成功。中国本身几乎自成一个大陆，人口众多，历史的重量又大，无比的惯性养成了一种自满与优越感，以至于只可能吸收一点皮毛。

萨默塞特·毛姆一九二〇年到访中国，一九二二年出版了《中国屏风》（OnaChineseScreen）一书，集内有两篇速写记录他与未指名道姓的中国学者的谈话录，今日回顾，这些文字不止于显现了时代的脾性。“哲学家”大家知道是辜鸿铭博士，毛姆此行遇见的白人和中国人当中，唯独辜鸿铭一人令他刮目相看。“戏剧学者”现在被认出是北京大学的宋春舫教授，他通晓多国外语，曾经在日内瓦、巴黎、柏林、维也纳学习，写过一部法文书谈论中国戏剧。毛姆写道：“留学经历使他对司克里布（Scribe）有可惊的热忱，甚至于倡议将其作品当作典范来复兴中国戏剧。”宋教授抛开採象征手法的中国戏曲，想要“佳构剧”、情节逆转、换幕。

他对于白里欧（Brieux）剧本LesAvariés的赞赏更是叫毛姆大倒胃口——此剧英文改编版称为DamagedGoods，本世纪初曾在英美上演，极为成功；它以《梅毒》为题译成中文。——“我以为这是欧洲继司克里布之后最出色的舞台剧⋯⋯您要知道我们的学生对社会学问题兴趣浓厚，”他告诉毛姆。

宋教授见到易卜生与萧伯纳的问题剧在中国舞台上失利之后，于一九二一年这样写道：“吾屡读西欧名家剧本，实未有若司氏之著作之切合我国人之心理者。”全为了赢得中国观众，令国家改变。但是在我看来，即使情节逆转与动人心魄的换幕过时了，欣赏它们也不一定就是没品味。幕布作为舞台用具在中国前所未有，其戏剧潜力尚待探索。中国戏曲是一种综合艺术，将戏剧、音乐、舞蹈与杂技共冶一炉，没有纯粹而集中的戏剧高潮。你得先拥有一样东西才谈得到扬弃它。一般公认，我们三十年代末期写作的剧作家曹禺受过尤金·奥尼尔（EugeneO’Neil）的影响。研究中国戏剧的美国人近年发现，他也受过司克里布流派的影响。看来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阶段，只是宋教授超前时代将近二十年。一九二〇年文明戏刚从日本引进的时候，里面有大量的临场发挥，滔滔不绝评议时事，掌声如雷，打断了演出，当年的世态可想而知。你也许会说：如果他们喜欢这样接受讯息也行呀。（Well,if they prefer their message this way.）

毛姆专程去了一趟西南方的成都会见辜鸿铭博士。辜鸿铭在柏林牛津研读过德英两国的文学与哲学，用英文写作，落笔有卡莱尔与马修·阿诺德的风格。林语堂对他翻译的儒家经典推崇备至。不过他出名大半是由于个性张扬，逸事多多。他抽鸦片，特立独行地保留着辫子，表示忠于已经灭亡的朝代。有一回在电影院里，邻座两个洋人忍俊不禁，显然正在说他。他便故意挠痒，唾在地上又抠鼻孔，然后用牛津腔英语和同伴谈起一个学问高深的话题。另一次他在洋人面前回护多妻制度，指着桌上的一套茶具道：“是一个茶壶配许多茶杯，不是一个茶杯配许多茶壶。”有人也将这个故事归到外交官顾维钧名下。

他向毛姆博学地谈论英国哲学家休谟和贝克莱，谈到他们对神学的退让。一切最终都证明着儒家的优越性。提起才归国的留学生们如何毁坏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他怨怼起来。“你们将可怕的发明强加于我们⋯⋯将来黄种人能够造出跟白种人一样好的枪，枪法也练得一样好的时候，你们还有什么优势？”这是本能的反击，不是哲人的言语。这话现在还是听着耳熟。毛姆的态度也能够代表甚至今天的西方知识分子，他敬重民族的自尊，敬重对西方财势概不动心的隐士。他不希望中国改变，这国家神秘、可爱又美好，还是像十八世纪耶稣会士来华时深深为之震撼的初见一样。现在北京又一次变作紫禁城，更有助于保全这种想象。

西化的下一阶段是五四的收成，可以用头号杂志《小说月报》来分期：从一九二一到三二年。在它依旧繁荣的一九三二年，出版者商务印书馆在淞沪抗战期间被日军炸弹击中，以恰当的方式结束了这个时期。当时仿佛新发现了西方一般，样样清新，孩童似的生机旺盛，言必称雪莱——英年早逝的金发诗人，溺亡于他钟情的大海；云雀、夜莺——中国没有的鸟。西方对东方或非洲的蚕食固然引起愤慨，但是一般人相信西方在它们国内是好的，公平、体面、前进。叫人注意西方社会弊病的态度被形容为“外国也有臭虫”，是替我们自身缺点找借口。

我们最著名的作家最早写成的短篇小说大多发表于《小说月报》，但是它也将大量篇幅奉献给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西洋作家的译介，尤其是俄国人与东欧人，因为编辑们相信中国与这些受压迫的国家类似，能够学习它们的经验。书目不拘一格：希腊神话、萧伯纳的《武器与人》、奥斯卡·王尔德的《莎乐美》。日本作家菊池宽与芥川龙之介都为人熟知，颇有影响，尤其芥川，他的短篇小说被改编成了电影《罗生门》。

日军步步紧逼带来了空气的改变。政府一味隐忍引起民众的愤懑，而终于跟日本爆发战事之后，头几年只有苏俄一国施援，因此很多人怨恨西方与国际联盟——这些，再加上经济大萧条，与各国知识分子转向左翼，种种外因使政治倾向性的文学逐渐变成一九三二年后的主流。介绍过的西方作家当中，俄国人一枝独秀。司汤达的《红与黑》出了译本，毫无涟漪；同样的还有荷马史诗、古希腊戏剧家、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波德莱尔与萧伯纳、汉姆生（Hamsun）的《饥饿》，以及辛克莱·路易斯的《大街》（MainStreet）——可是读起来很乏味，译者并不努力再现它的风格；想像以基本英语写出的辛克莱·路易斯吧。哈代、德莱塞、斯坦贝克与奥尼尔反响稍好。竞争本来有限。新文学是改革运动的一部分，改革者已经担着伤风败俗的罪名，选译什么书得格外谨慎。马克思无妨，弗洛伊德不妥。价值观必须积极，道德模糊或犬儒主义的不要。暴露污秽与态度消极的东西暗示“外国也有臭虫”。这就剔除了很大一部分西方现代文学，而主要留下俄罗斯文学的巨人；在我们的时代，声誉有增无减的十九世纪作家只有他们。

易卜生的剧本里，只有《玩偶之家》留存下来，中国每一所女校排演毕业剧，它都是首选。不然就是奥斯卡·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通常认为它过于大胆了一点。有趣的是两出戏都穿现代洋装来演。《茶花女》也是一样，我记得看见她穿一袭露背的夜礼服。扮演西洋古装的戏服很难找到，不过事实上《玩偶之家》《少奶奶的扇子》《茶花女》的情境在中国都是当代的。时间在那边滞后了。

日军进犯激起群情汹涌，爱国剧在严肃剧场里大为兴盛，都是些关于抵御外侮的历史传奇。公众厌倦历史剧以后，战后剧院里有限的总共八九个保留剧目包含四部外国作品——《呼啸山庄》、果戈理的《钦差大臣》、高尔基的《底层》、安德列耶夫的《一个挨耳光的人》。其中三部从俄国作品改编。

俄国作品风行的原因被归结为社会结构的相似性，譬如官僚体系，《钦差大臣》长盛不衰便是这缘故。但是关注沙俄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它是过去的，消逝的，与老中国一样地死了，而且终结得更为凶暴。它的优雅既怀旧又安慰，连激进的左派也能够安全地欣赏。正如有人把圣诞节唤作外国冬至，《战争与和平》也被称为外国《红楼梦》，跟我们的《红楼梦》一样是鸿篇巨制，有众多迷人的女角，性情各异。但是屠格涅夫才是最受偏爱的作家，远远超过其他人。就连陀思妥耶夫斯基，大众口味也不觉得他太沉重。当然还有高尔基，而果戈理除了《钦差大臣》始终水土不服。

史达林主义在电影中影响力最强。一些苏俄短篇小说得到翻译，大多是讽刺故事。诗人叶赛宁取代了雪莱的地位——青年自杀，也和雪莱一样是金头发。中国三十年间有个诗人用李金发这名字写作，我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随着西方书籍的译介逐渐凋零，只剩下文坛小说出版英汉对照教科书还有利可图了。这种书错误百出，常遭学校禁用，有《金银岛》《织工马南传》等等。健笔的译者傅东华翻译了《飘》，第一本影响深远的美国书。一九四二年改编成话剧，背景设定在军阀交战的时期，也演过很久。前几年我还在一种台湾出版物上看到“像郝思嘉说的：‘我今天不要想这事了。且等明天再想吧。’”另一次是一句名气较小的引言，出自某个小角色之口，是个女人。

同一位译者还翻译了《永远的琥珀》（Forever Amber），不那么成功。《瑞普·凡·温克尔》（“RipVan Winkle”）里的一行著名文字使他广为人知，他将“（一七）七六年的英雄”翻成“七十六烈士”。（《瑞普·凡·温克尔》近年被重译为《李伯大梦》。）这个名句我就不清楚是谁的责任了：宴会上某人“举起一片烤面包”。

但是跟苏俄一样，对待过去的文学有一套双重标准。五十年代初曾经有消息，要安排一位优秀的译者翻译巴尔扎克全集。当时看来中国就快要成为西方经典的一方沃土，就像在苏俄，纯然由于读物匮乏，这些书依旧有人看、有人喜欢，生命力如故，而不像它们在外面的世界那样享有可疑的不朽地位——我们通常只等着它们拍成电影。

虽然任何一个新兴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都会有这样不幸的一面，但是中国人的痛切之情格外深，因为在过去那个将科举用作社会晋升阶梯的年代，教育并不怎样花钱。功成名就的人会出资兴办乡校，让同族的许多男丁免费读书。乡村教师的酬劳往往以实物抵偿。说起来任何农家子弟都有可能官至宰相。在总共四级的考试中，从县治举行的初级直到京城举行的最高一级，考生们都要写格律严谨的诗和引经据典的官样文章，这种知识训练曾经束缚中国人的头脑长达千百年之久。科举是一项武断的智力测验，但是还算公平，有一套精密的制度来预防营私舞弊。比如考生姓名密封着，考官们并不知晓。本世纪初废止科举是亟需的改革之一，但是现代学堂、专科学校、外国大学全都费用昂贵，私塾还是照开不误。

最佳作品以愤怒与自我批判见长，这对于西方又是没有吸引力的，因为西方不觉得中国现在或从前有任何不妥。这是缺乏对流的原因之一。至于中国过去的文学，林语堂花了许多工夫介绍散文，不过最精彩的东西是诗与长篇小说。中国诗歌的翻译品质比不上日本俳句，有些人声称它的真髓始终没有译出。中国长篇小说的发展之路与西方小说大相径庭，它在西方人眼中可能显得太外在化，也铺展得太薄。《红楼梦》集中国长篇小说之大成，作者终生屡易其稿，缓慢地锤炼这部惊人地现代化而且错综复杂的作品——当时理查森的《帕梅拉》（Pamela）在英国刚发表——他卒年不满五十，书未写完，被人续上与他毫不相干的最后三分之一，令作品贬值。《红楼梦》远远走在时代之前，当时无人读透，经此挫折，中国古典小说始终没有彻底复元。

学校里只教文言文与西方作品。但是缺少现代中国文学作为纽带，一切不知怎的好像与别的事物——尤其是生活——都不再相干了。时下的逃避主义文学空洞而幼稚。西方影响如同油与水一般截然分开，尽管有些台湾本省作家仍旧显出日本的影响。翻译选材偏重挑选素来有声望的人：哲学家杜威，台湾依然将他奉若神明；伯特兰·罗素；一部美国诗选；美国文学评论。杜威一纸风行。那美国诗选甚至还有一种盗印本。香港有人翻译了亨利·詹姆斯的两个中篇小说《黛丝·米勒》与《碧庐冤孽》（“TheTurnoftheScrew”），前言指出黛丝·米勒既是《大亨小传》（TheGreatGatsby）中黛丝的原型，也是《倩女怀春》（TheMoonIsBlue）与《七年之痒》（TheSevenYearItch）的女主角——三部作品均以电影版为人所知，所以是很聪明的指涉。《碧庐冤孽》不用介绍，电影是英格丽·褒曼主演的。类似地，海明威也仿佛与改编的电影合而为一了。

台湾一家出版社新近的书目列出赛珍珠的《北平的来信》（LettersfromPeking）、约翰·赫塞（JohnHersey）的《万里长江》（ASinglePebble）、詹姆斯·米契纳（JamesMichener）的《夏威夷》，以及达芙妮·杜穆里埃（DaphneDuMaurier）的一种书、维多利亚·霍尔特（VictoriaHolt）的三种——类似《飘》的古装小说。香港那边，有位作家从伊夫林·沃的小说《重访庄园》（BridesheadRevisited）里选译了一章样本；这件苦工只是出于个人爱好，因为没有出版商感兴趣。他们不无道理地担心作品见弃于读者，但是有广大的区域尚未触及，尚未探测。五四定下的基调将西方看作精神导师，已是一种人为净化过的视野，如今大势所趋，香港与台湾又卷入全球性的美国化图景里——港台立足维艰，这种演变只会比别处更甚——却没有五四时期不问得失、一心探索的热忱。想象力需要空间，它需要距离与宽松的环境。

结果远远衬不上七十年前的吉利的开端，在两次相互独立的起步之后。我们只能止步于此吗？东西方究竟能不能相遇？即使没有当前的政治局势，西方也处于可以打破僵局的有利地位，就像唐朝的中国，充满自信，从印度与中亚拿来许多东西，丝毫不怕失去本色。至今西方对中国的视野依然与中国人对西方的理解一样刻板局促，狭窄的视野会最终导向狭隘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