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一个人与故乡的关系，往往在离开后才真正清晰。青年作家陈伟军以一本儿童文学新书《桃花朵朵》，书写文艺赋美乡村建设的丰硕成果，这同时也是他写给故乡的一封长信。“在决定写这部小说的那一刻，我的脑海里满是老家村庄的风情面貌。”当漫山桃花将山村天际线染成柔粉色时，他心里那些温暖有趣的画面奔涌而出，化作纸上的新作《桃花朵朵》。
乡村全面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当经济建设夯实了乡村的筋骨，文化的力量便成为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关键。2024年，浙江在全国首创“文化特派员制度”，选派千余名各界文化人才组成省、市、县（区）三级文化特派员梯队，让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最后一公里”。一批批怀揣理想的文化人奔赴乡野，走向田间地头，指导基层开展理论宣讲、文化服务及产业振兴工作，目的是缩小城乡精神文化差距。
始终关注时代新生事物的陈伟军敏锐地感受到，这是独特的文学创作题材。在他看来，文化特派员下沉乡村、深耕基层的实践，是值得被文学作品深度挖掘的鲜活主题，极具记录与传播价值。于是，《桃花朵朵》在他的脑海里构想成型。
《桃花朵朵》以文化特派员沈迎驻村为主线，她走进浙东乡村桃花岙，坐下来听——听老人讲老故事，听清风和传统曲艺的小调从桃林穿过，听村庄沉默多年的心跳声。在驻村的两年时间里，地方曲艺重焕生机，成为传唱新农村建设成果、表达生活之美的载体；老墙斑驳的村巷被注入鲜活的色彩，画笔与砖瓦的对话让沉默的建筑开口说话；延续多年的“桃王争霸赛”被赋予新的内涵，从单纯的果品比拼，发展为一场融市集、展演、手作体验于一体的乡土节日。她所做的，是唤醒乡土自身沉睡的审美感知与创造活力。
桃花岙的遍野桃花在书中从不只是风景，它牵连着土地的收成与乡亲的日子，也映照着那些默默耕耘的背影和拔节生长的少年。书中的几位扎根乡土的人回应了“谁来振兴乡村”的时代之问：返乡助力产业升级的胡博士、守了30年山村邮递的阿岳伯伯、投身异地支教事业的文老师，还有如桃花绽放光彩的少年们。他们从不同方向汇聚于桃花岙，或奔赴、或归乡、或坚守，共同勾勒出新时代乡村“有人来、有人回、有人留”的生动图景。桃花年年开，人也在一年年地回来、扎根，桃花岙的蝶变便有了最稳当的注脚。
整部作品最具华彩的落笔，是将国家级非遗“宁波走书”作为文化振兴的核心载体。这一起源于清代的曲艺形式，用方言吟唱百姓故事，在浙东农村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堪称乡土记忆的活化石。陈伟军有7年的非遗保护工作经验，他对文化传承的理解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真正懂得“活态”二字的重量。书中呈现出一段令人难忘的场景：黄昏时分，老人随手拧开收音机，一段走书从旧喇叭里淌出来，那调子就那么自然而然地钻进了耳朵。这便是文化最本真的存在方式——不刻意，不张扬，就活在日子的缝隙里，在烟火气中。
当苏晓随驻村的母亲沈迎走进桃花岙，与痴迷走书的胡小桃、天真懵懂的胡小暑相遇，这群少年自发组建“小小曲艺队”，将彝族少年尔扎的月琴与本土走书相融合，自编自演原创曲目《桃花朵朵》。老人唱了一辈子的东西，到了孩子手里，变了模样，却活了筋骨。当孩子们摇折扇、抱月琴，在晒谷场、桃林深处弹唱走书，非遗在童心深处绽放生机，桃花岙也在文化的滋养中完成蝶变。非遗因少年而活，乡村因文化而兴，少年因乡土而长——作家在此完成了精彩的文学闭环。
尤为可贵的是，非遗传承与少年成长在书中形成了双向成就：原本羞怯的胡小桃在村民的鼓点里找到了表达的勇气；心怀歌唱梦想却不被爷爷认可的胡霞儿终于等来了家人的掌声；带着心灵伤痕走进村子的彝族少年尔扎，在月琴与折扇的碰撞中学会了接纳与给予。3个孩子的成长，恰好也是3种意义上的回归——回到自信，回到爱，回到一个可以安放心灵的地方。孩子们的蜕变，印证了文化火种何以代代相传：乡土文脉的延续，在一代代少年跃动的心底。
《桃花朵朵》以儿童文学为载体，将乡村振兴与文化传承的时代命题编织为少年心中的故事。当桃林深处响起走书的唱腔，一个时代的变迁、文化的根脉，扎根在一个个少年的心里，或许正是这部作品最大的价值所在。
责任编辑：郑欣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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