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手术前一晚，护士把同意书推到我面前，指着最后一栏说："家属签字。"
我接过笔，在那一栏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护士愣住了："你自己签？你家里人呢？"
我说："他们不知道。"
我三十三岁，甲状腺癌，明天早上八点开刀，从确诊到现在，我没跟父母提过一个字。
可手术结束，我从麻醉里醒过来，床边坐着一个人。
是我妈。她六十五岁，一辈子没出过县城，怀里抱着一只旧布包，掏出来的东西，让我当场红了眼……
十一月初，公司安排年度体检。我是做财务的，一年到头对着数字，体检单拿到手，别的项目都正常，只有甲状腺那一栏，B超结论后面跟着一行小字：建议进一步检查。
我没当回事，拖了两周才去医院。穿刺，等结果，一周后拿到报告。医生是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翻着单子，头也不抬地说："恶性的，好在发现得早，尽快手术。"
我问："严重吗？"
她说："早期，手术切除，预后一般都不错。"
我说："好。"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一个人来的？"
"嗯。"
"家属呢？"
"在外地，忙。"
她没再问，开了住院单，让我下周一去办手续。
我拿着单子走出诊室，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了很久。**说来奇怪，我当时第一个念头不是害怕，是算账。**手术费大概多少，医保能报多少，请假要请几天，年底的绩效会不会受影响，这个月给家里的钱，是不是得提前打过去。
算完了，我才发现自己的手一直在抖。
我从包里摸出手机，翻到通讯录里"妈"那一条，拇指悬在上面，停了很久，按了下去。
电话响了两声，我又挂了。
我给自己找了个理由：妈这个点正在收摊，忙。
其实不是。
我老家在柳河县，一个北方的小县城。我妈叫秦淑兰，我爸叫林建国。我爸以前是县农机厂的工人，我十二岁那年厂子倒了，他下了岗，去一家小区当保安，一干就是二十年。我妈在县一中门口摆早点摊，豆浆油条煎饼，天不亮就起，一直卖到上午十点。
我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叫林晨，比我小六岁。
小时候家里穷，但穷也有穷的规矩：弟弟小，要让着；爸妈累，要体谅；我是姐姐，要懂事。
"懂事"这两个字，我从记事起就听，听了三十年。
我八岁那年发烧，烧到三十九度多，早上睁眼，头像被人拿棍子敲过。我妈已经出摊了，我爸上夜班还没回来，弟弟还在睡。我自己爬起来，穿好衣服，把弟弟的书包也收拾好，一个人走了两条街，去了巷口那家诊所。
大夫问我："小姑娘，你家大人呢？"
我说："都忙。"
大夫给我打了一针，开了药，我数了数口袋里的零钱，不够，大夫摆摆手说："下回补上。"
回到家，我自己烧水吃了药，躺下睡了一觉。晚上我妈收摊回来，进屋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问，转身去了灶房。过了一会儿，端来一碗面条，面上卧着一个荷包蛋，是藏在碗底的，我吃到最后才翻出来。
我什么也没说，我妈也什么都没说。
后来我才注意到，这样的荷包蛋，每次我生病，碗底都有。可我那时候只觉得是巧合，从没想过那是什么。
就这样，我一年一年地长大。
九岁自己洗校服，十岁学会蒸馒头，十二岁开始每天给弟弟做午饭。弟弟摔了跤，大人骂我没看好；我被同学推倒膝盖磕出血，自己用凉水冲冲，贴了张创可贴，回家谁也没说。
亲戚来串门，我妈总爱在人前说一句："我们家晓晓最让人省心。"
我听了，会低头笑一笑。
那一笑，我练了很多年，练得连自己都以为是真的。
十五岁，上初三，有一次期中考试，我从年级前五掉到了十几名。拿到成绩单那天，我一路走回家，进了院子，直接钻进灶房，对着案板上的一堆葱，抽抽搭搭哭了起来。
那是我记忆里，第一次在家里哭。
没哭多久，灶房的门被推开了。我妈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块抹布，看着我红肿的眼睛，我立刻把脸一抹，抓起菜刀："这葱太辣了，辣眼睛。"
我妈站了一下，说了一句："那你多切点。"
然后转身出去了。
门关上，我握着菜刀，站在案板前，突然明白了一件事：这个家里，眼泪没地方放。
之后我再也没在家里哭过。
高考那年，我分数够得上一所不错的大学，但我选了省城的一所师范，因为学费便宜，还有补助。我妈送我去火车站，往我包里塞了一袋煮鸡蛋，我说："妈，我走了。"
她点点头，说："路上小心。"
火车开动，我从窗户里看出去，她一个人站在站台上，穿着那件穿了好几年的藏青色外套，没挥手，也没抹眼泪，就站在那儿，一直站到我看不见为止。
我在车上也没哭。哭有什么用，哭了也没人知道该怎么接。
毕业后，我留在了省城，进了一家设计公司做财务。第一份工资三千二，我给家里寄了两千。后来我弟林晨考上了大学，学费、生活费，大半是我出的。他毕业回了县里，进了一家银行做柜员，娶了媳妇，生了儿子。每次回家，我弟都喊我"姐"，喊得很亲，可总隔着一层。有一回他喝多了，红着眼睛对我说："姐，你怎么什么都不缺？你什么事都不用别人管。"
我说："我是姐姐嘛。"
他没接话，只是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就这样，我三十三岁了。在所有人眼里，我是个独立、体面、从来不给家里添麻烦的女儿。
住院的前一天，我提前把手上的账全部做完，跟领导说要请一周假，理由是"家里有点事"。领导很爽快："去吧，注意身体。"
我把行李收拾好，一个行李箱，一只双肩包。包里有换洗衣物，有充电线，有一本没看完的书，还有我这些年攒下的一张银行卡，密码是我妈的生日。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带这张卡。
周一上午，我办完了入院手续。病房是三人间，靠窗那张床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姐，叫周玉梅，也是甲状腺的毛病，比我早一天手术，已经做完了。她躺在床上，脖子上缠着纱布，旁边守着一个年轻姑娘，是她女儿，从外地赶回来的。
姑娘一进门就扑到床边，眼泪哗哗地掉："妈，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大姐嗓子哑了，声音很轻，还在骂："哭什么哭，妈没事，你哭得我头疼。"
姑娘不理她，抱着她的胳膊，一边哭一边说："我就是怕，我怕你不在了。"
大姐不骂了，抬起另一只手，笨拙地拍着女儿的背："傻孩子。"
我坐在自己的床沿上，看着她们，看了很久。
大姐的女儿抬头看见我，抹着眼泪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阿姨，吵到你了吧？"
我也笑："没有。"
她又问："你家人什么时候来啊？"
我说："他们忙，不来了。"
那姑娘"哦"了一声，眼神里有一点同情，一点不解。
我低下头，心里说：没什么好羡慕的。
可是我的指甲，已经把掌心掐出了一道印。
下午护士来让填表，其中有一栏是"紧急联系人"。
我拿着笔，在那一栏停了很久。
写我妈的？我妈六十五岁了，接到医院电话，一定会吓出毛病。写我爸的？我爸不爱说话，接了电话也只会"嗯、嗯"，转头就憋在心里。
最后，我写了我弟林晨的号码。
我心想，他是男的，年轻，扛得住事，他要是接到电话，大不了不告诉爸妈。
笔尖落下去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好笑：我连求救，都要提前想好这条线，不能连累任何人。
晚上七点，我弟的微信来了。
"姐，医院刚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是有个'林晓'的紧急联系人是我，怎么回事？"
我盯着屏幕，手指在键盘上悬了好久，回了一句："没事，我出差，帮同事填表的时候写错了。"
他没回。
过了五分钟，屏幕又亮了，他发来一句："姐，你是不是有事？"
我回："没事，睡了。"
我把手机屏幕扣在被子上，闭上眼睛。
护士来查房，推来了手术同意书，叮嘱我签字，签字后晚上十点以后不能进食。
我签完，把笔递回去，护士看了一眼，愣住了。
那一栏，"家属签字"后面，是我自己的名字。
"你自己签？你家里人呢？"
"他们不知道。"
护士没有再问，只是把同意书放进夹子里，转身走了。临出门，她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点说不清的东西。
夜里，病房里很静，只有隔壁床大姐的呼吸声，和走廊尽头仪器偶尔发出的滴滴声。
我睡不着，拿起手机，点开我妈的头像。
我给她发了一条微信："妈，天冷了，多穿点。"
我妈不会打字，她回的是语音。
不到一分钟，那个绿色的小条子跳了出来，十几秒，我把手机贴在耳边，听见她熟悉的、带着乡音的嗓子。
"晓晓，你吃了没？"
我听了一遍，又听了一遍，又听了一遍。
这是我妈这一辈子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三十三年，几乎每一次通话，都是它开头。
我打了一行字："妈，我有点怕。"
我看着这几个字，看了很久。
然后，一个一个删掉。
我重新打："吃了。你早点睡。"
发送。
窗外风很大，吹得窗框咣咣响。我把被子拉到下巴，睁着眼睛，一直熬到天亮。
早上七点，护士来接我。
我换上病号服，躺在移动的推床上，被推进了电梯。走廊里的灯一盏一盏从头顶掠过，我数着，数到第十七盏的时候，手术室的门到了。
那扇门很重，往两边滑开，里面是一片白得发冷的灯光。
麻醉师戴着口罩，声音隔着一层布："别紧张，数数，从十开始倒着数。"
我说："好。"
我心里想：如果这时候，有一个人能握一下我的手就好了。
十，九，八……
我没数到五。
我是被一阵很轻的响动弄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