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海斌｜庚子事变研究再出发

一

1936年，鲁迅在生前最后一篇未竟的文章中，因回忆老师章太炎而谈及庚子年旧事：

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而八国联军遂入京，这年代很容易记，是恰在一千九百年，十九世纪的结末。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作为19、20世纪交替之年，于中国而言，却是异常动荡的战争之年。自甲午失败以来，中国一变为列强炫耀国力、竞逐权益的舞台，尤其1897年胶州湾事件后，所谓“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翻涌，不止不歇，1898年的“戊戌政变”导致清朝高层政治震荡，中外关系高度紧绷，而华北地方社会愈演愈烈的民教冲突与之激荡，终于酿成巨衅。庚子年春夏间，义和团运动席卷中国北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遂而京师沦陷，清廷“西狩”，时人骇呼“翻天覆地，变出非常”。事件发生后不久，流亡海外的梁启超评论说：“吾观天下最奇最险之现象，则未有如拳匪之役者也”。如以较长的历史眼光观察，庚子前后，清朝历史已经清晰显现政治版图的分化，并为更为长远的发展走势埋下伏笔。美国学者芮玛丽（Mary Wright）在考察辛亥革命背景的一篇文章中专门强调：“历史上没有哪一年能像1900年对于中国那样具有分水岭般的决定性意义。”

义和团运动作为一次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其特殊之点在于，相关历史讨论不仅充满了持续争议，而且带有强烈的政治导向性。当义和团运动发生一百年周年之际，有学者总结百年研究史，即指出：“百年来有关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多半不是单纯的学术论争或坐而论道，而是有着鲜明的政治性和现实意义”，每个历史时期都出现一些代表性论著，“提出过有创见、有影响的论点”，它们的价值在于“为正确的评价义和团运动和深刻认识中国国情与革命道路以及认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提供了充分的史实和理论依据”。

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编，苏位智、刘天路主编：《义和团运动一百年》，齐鲁书社2000年

民国时期因内忧外患的持续刺激，使得一批以发扬“民气”为主旨，题材涉及列强侵华史、外患史、国难史、外祸史、近代外交史的“著作”纷纷涌现，在这类著述中多会以显著位置述及义和团运动，然其中多有辗转选译、东抄西凑的编纂之作，虽能勾勒外交事件的粗略轮廓，罗列简单事实，但缺乏根据档案等原始资料所作的细微深入的个案研究，即有论者根本不认同其为“研究著作”，而指出“这些‘著述’只能用之于向群众宣传与动员群众的政治性运动，而于学术上追求外交史实的目标，相距尚远”。

1920年代，早期共产党人开创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全面评价义和团运动的先河，在阶级分析视角下，它被定性为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或“民族解放运动”。如陈独秀视义和团运动为“中国民族革命史之悲壮的序幕”，其在现代史上的意义，“重要不减于辛亥革命”。林根（林育南）明确提出：“近百年来，外国帝国主义者以经济武力，愈逼愈紧的压迫中国人民，激起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洪杨之役是这运动的第一次表现，义和团是第二次，辛亥革命是第三次”，这一著名论断成为近代史上“三次革命高潮说”的滥觞。1939年冬，毛泽东在延安撰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章，以“两个过程”论来表述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历程，即“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在这里，毛泽东是把义和团运动作为中国近现代“百年来的革命运动”史中的一环来看待的。他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革命动力、革命对象，及有关农民运动的一般论断，为义和团研究的深入展开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正是在他的重视和号召下，党内的范文澜、胡绳等史学家先后撰成《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1945）、《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947），最早构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

1950年代对义和团最权威也最无保留的评价是由周恩来总理作出的：“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这一评价的关键之处是把义和团运动与50年后的中国革命的胜利贯通起来了。

重视重大政治事件，是1949年后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共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即所谓的“八大事件”作为学界公认的中国近代史之基本内容，当时无论怎样讨论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框架、基本线索、基本内容、基本走向，都不能脱离此“八大事件”。1954年，胡绳在参与“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讨论之际，正式提出以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为主体的“三次革命高潮”说。有学者注意到，“三次革命高潮”实际上从阶级斗争角度突出了“八大事件”中表征着人民反抗过程的几次事件，这种突显中国本土因素的研究倾向，与此前“以中外关系为论述中心”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倾向颇有不同。无论如何，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主线、以“八大事件”为主体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和内容结构由此形成，并产生广泛影响。1958年“史学革命”后，戊戌维新、辛亥革命被日益贬低，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被无限拨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气候的影响和推动下，中国近代史内容日趋狭隘单调，解释日益单纯与绝对。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

1980年代以后，中国学界在改革开放背景下经历了思想解放（新启蒙运动）与文化反思，历史解释与历史评价的取向也发生变化。关于义和团运动（更广义来说是农民运动）整体认知的经历了一次剧烈的、甚至带有戏剧性的倒转，或如论者指出的那样，这也由于一种“语境”的切换。总括而言，在学界争鸣的言论场上，以挑战传统论点姿态出现的一方一度占据了更多话语空间，不过，争议仍是持续性的，因为“语境”也在不断反复与变化中。2022年，在新一轮的“历史评论”中，有学者指出义和团运动“是近代列强对华不断进行武力侵略和文化渗透背景下，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结果，反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阶级对救亡图存时代主题的回应”，坚持认为“这场运动是正义的”，“不能脱离时代主题认识这场运动”，“对这场与时代主题密切相关的运动搞‘污名化’是是非不分、极为有害的”。

严格说来，“研究”历史是学术层面上的问题，而“评价”历史本质上意味着现实对过去的支配。20多年前学者有言“义和团暴动已经发生了一百年，也整整被评价了一百年”，此语移用于今日依旧适用。尽管多数论者习惯从当下立场出发、执著于孰是孰非的论争，而无意进入历史现场，处理历史材料，但这不是吾辈应取的学术态度。如朱维铮先生所论，“任何一种历史研究，那第一步都只能用力于讨论对象‘是什么’，然后才可能追究‘为什么’。假如不先弄清‘是什么’，便急于回答‘为什么’，那么这种回答无论说得怎么头头是道，却总不免令人怀疑这个‘道’，这是心造的幻影”。已经历后现代洗礼的当代史家，当然不可能执念于追寻绝对的“史实”与“真相”，但如果还承认史学是一门科学，则在“是什么”与“为什么”之间建立可靠的联系，仍是史家当务之业，否则一切所谓“解释”、“评价”或“重构”，都将流为架空的观点表达。以水济水，谁能食之?

不可否认，关于义和团运动研究，中外学界经过长期耕耘，在史料挖掘、史实重建、史论阐发诸方面，都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成果，对义和团运动的组织源流、兴起原因、运动性质、发展过程、“扶清灭洋”的口号与政治思想、义和团与近代社会、义和团与反洋教运动、清政府与义和团关系、义和团时期中外关系、列强对华政策与军事侵略以及相关人物研究等问题，均不乏有质量的专门研究。近十年来，随着时代风气和研究风尚的转移，老的政治史相对受到冷落，如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等传统的“农民革命”议题不复昔年荣光。但值得一提是，国内有所谓“纪念史学”的历史学界惯例，即围绕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孙中山、毛泽东等与“革命”有关的重要政治事件或历史人物为主，以五年或十年为单位进行的讨论，举办的大型活动和会议。最近一次由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的“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义和团运动12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21年10月在济南召开。亦如论者所见，“周年纪念可以在现实与历史之间筑起一条情感桥梁，对纪念的人物和事件加以重新塑造，以适应现在的人们和政府不断变化的看法”。这类定期、持续举行的纪念会议，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于特定研究主题起到了政治纪念和学术总结的双重作用，也是我们把握和理解义和团运动研究史的重要线索。

义和团运动作为震撼世界的大事件，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也是外国人深感兴趣的话题，产生大量当时的报道、事后的回忆、通俗性历史著作以及学术文献、期刊论文。总体而言，“西方的历史研究对中国农民和民众起义已经不再有强烈的兴趣，其中心已转向‘殖民地话语’上了”。近二十年来，西方学界对于义和团时期的战争、媒介研究，以及作为义和团运动的基督教会对义和团的反应、因应方面，均不乏新的推进，国内亦有相应译介成果。可以说，当人们将视野从“近代中国的义和团是什么”，逐步转向“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群体以及不同媒介和载体眼中的义和团是什么”时，这种研究可能距离作为实践的义和团运动更加遥远，不过，从历史认知的角度看，“这种符号化的义和团却更逼近一种特定的意义真实，同时也赋予义和团运动研究历久而常新的意义”。

[英]毕可思、[德]狄德满编，刘家峰、葛朋、崔华杰译：《义和团·中国与世界》，山东大学出版社2022年

二

柯文（Paul A. Cohen）影响巨大的“历史三调”在为历史或历史学成功祛魅的同时，也使很多人不知所向，当追从者们津津乐道于历史解释的“罗生门”的时候，事实上，仍有研究者坚持认为，即使是他的第一调，“即历史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尚处于待定状态”。严复有言“学术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我所理解的“求之初地”这部分工作，至少包括甄别材料、考证本事、还原语境、阐释观念，所谓“得其真”当然亦待检验，但努力方向是确定的——“将历史的事实从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出来”。本辑以“庚子事变再研究”为主题，收入近年出现的较新且具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包括“专题论文”七篇，“文献考述”两篇，“研究综述”一篇，“史料整理”三篇、史实钩沉一篇，“札记”两篇，拟从文献与研究、文本与诠释、实证与理论等若干层面做一些探索，作者多为受过当代历史学科班训练、年轻世代的新锐学者，自信尚可以反映最近研究进展与动态。

1840年到1911年的历史，同属于一个清朝，但单立一个名目曰“晚清”，和之前的清朝史相区别。从学科史定义和研究状况看，长期来晚清史研究被纳入“中国近代史”范畴，似一直缺少自主性。今人在讨论晚清史问题时，往往陷入研究对象是“近代史”抑或“王朝史”的纠结，则牴牾之端相应而生。因近代史研究注重的线索、高潮、标志性事件多为革命史观所规定，故研究重心多倾向清政府的对立面（农民起义、革命派、群众运动等），晚清史研究对清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反而研究不够，所谓“研究不够”，并非认为其不重要，既有晚清史著述均无法忽视国家权势结构的存在，但很多数论述中清政府性质是自明的，且高度抽象，这种抽象最常见的形态就是在具体问题分析中直接应用某些被普遍接受而不会加以质疑的结论。其实造成一种悖论：一方面将清政府形象固化，较少关心其内部变化程度，另一方面又往往将外部反应的原因径直导向清政府，赋予它太多的解释余地。以往作为以阶级斗争为标志的“八大事件”或“三次革命高潮”之一的“义和团运动”，在研究视角上实际以“义和团”为当然主体，而在处理清朝政治史议题时，多纳入“义和团与清政府及其他派别关系研究”“义和团运动与国内政局”等范畴。本辑主题未采用“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起义”“义和团事件”等概念名称，而取“庚子事变”一词，即意在打破原有单向视角，所谓“事变”实际包含了朝/野、中/外、中枢/地方、官/绅/民等多个主体，应从更加立体的“问题导向”的研究思路出发，深入检讨这一时期政治、外交、社会、思想诸方面有意义的课题。

本辑“专论”中有几篇论文，选择庚子事变前后的重要政治史议题，从正面讨论了清政府在不同阶段的具体决策及其背后施政逻辑。唐论《庚子“宣战上谕”再探析——以起草时间为中心》一文考证清朝“宣战上谕”起草、发布的过程，提出跟庚子五月二十五日“宣战上谕”实则起草于五月二十二日的新解，并从“文体”与“性质”两端对此文本有进一步分析：就前者而言，所谓“宣战上谕”合乎中国传统的檄文风格，情理并茂，明发此谕意在宣示朝廷开战的决心，以收同仇敌忾、戮力同心之效；从后者而言，“宣战上谕”虽非国际法意义上的宣战诏书，但由于五月二十三日朝议决战的信息未能明确向外传达，众多在京官员、士绅从此谕中得知朝廷对外开战的讯息，此谕由此成为了时人眼中的“宣战上谕”，具有“宣战”之效。孙凯《庚子事变期间清廷的施政逻辑与军事布局》一文梳理了清廷对义和团的剿抚方略及军事布局，以及所受朝廷内部的政治博弈和外部军情变化的双重影响。在义和团进京初期，当政者选择两边下注，刻意制造两派的政治平衡，随着督办军务处的成立，“抚团主战”之王大臣随之进占中枢，终至朝局失衡，对外战争亦不可避免。八国联军入京，“两宫”西狩，原先负责拱卫京师之武卫各军溃退保定，对溃军进行收拢，布置晋直防线，防止洋兵追击行在，成为此时流亡在途的清廷施政的重中之重。王旭《前朝的阴影——义和团运动时期“另立明裔”考论》则关注到庚子议和前夕转瞬即逝的“另立明裔”事件。这是两宫“西狩”、列强强请回銮交涉过程中的一则政治传闻，与何时开议、回銮归政、严惩祸首、议定赔款等核心问题互相交织，各方形成了不同的反应，此事件之所以敏感且牵动全局，在于反清复明情绪久在民间传播，具有煽动色彩，一旦传闻为真，列强以此作为两宫回銮之要挟，自会加剧和局的不确定性，反映了国际政治的微妙与复杂。

“天津城埋伏地雷董军门大胜西兵图”（光绪庚子孟秋）

中国所谓的“近代”之变，几乎与中外关系转向、外交得失成败有着一体两面的联系，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中国近代史”研究，其最重要的早期成果也几无例外地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外交史为主体。罗家伦即明确指出，“近代的中国，不但在国际战争或外交方面，受外国的影响，就是内政的变动，也何尝不受外国的影响”，对于“外国文字”保存的重要史料以及“他们的观察调查”，“史学家正应当运用自己的眼光去判断、方法去识别，决不能掉首不顾。蒋廷黻根据自己的研究经验，更有针对性地强调了以甲午为分界，不同阶段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侧重——“甲午以前，我们当特别注重中国方面的资料。因为中日战争以前，外国方面的史料已经过相当的研究；又因彼时中国的外交尚保存相当的自主；我们若切实在中国方面的资料上用一番功夫，定能对学术有所贡献。甲午以后，中国外交完全丧失了自主权。北京的态度如何往往不关紧要，关紧要的是圣彼得堡、柏林、巴黎、华盛顿及东京间如何妥协或如何牵制。”

庚子事变时期是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上一个相当复杂而特殊的时期，要理解义和团运动、清朝政治的发展变化，“外部因素”至关重要。义和团运动既被定性为帝国主义侵略所激起的反帝斗争运动，它的发生、发展与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分不开，故而，“要正确揭示义和团斗争是一次反抗瓜分侵略为中心内容的反帝运动，首先就必须充分揭露帝国主义在这期间的侵略活动”。前述“三次革命高潮”说突出了“人民”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尤其突出了农民的革命作用。在这种思想背景下，胡绳一再强调：“中国近代史是以中国人民为主体的，它不是以外国帝国主义者为主体的历史”，“也不是某些反动人物的历史”，“把人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就能比较容易地看清楚中国近代史中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现象”。这里实际存在一个研究悖论。新中国前十七年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固因时代局限难免带有较强的政治倾向性，但恰恰由于注重外部力量的作用（主要是认为负面的），反而强调中外关系史研究中的“知彼知己”，对作为对手方的“帝国主义”捉摸得比较透，并且重视“占有详尽资料”，在利用外文文献方面多有成绩，具有可贵的“国际视野”。但也因为其研究主体突出“外”而非“内”，当政治社会环境整体“左”转，这种工作就很难为继，反而首当其冲，成为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靶子”。如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后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写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在1958年出版后，恰碰上席卷全国的‘大跃进运动’，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风靡一时，“当时有人指责这部书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说它使我们自己的脸上无光，断言解放了的中国人民需要的是‘扬眉吐气史’，而不是‘挨打受气史’。就在这种‘左’的思潮猛烈冲击下，研究组被撤销了，原有的人员被分散到其它组里去，编写工作由此中断”。进入新时期后，学界经历拨乱反正，原来“中断”的研究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恢复或接续，对于“帝国主义”的研究，也逐渐摆脱了笼统粗暴的“标签化”，并更多注意其内部歧异、分裂和竞争的一面。

丁名楠、余绳武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版

本辑中陈哲洋《庇护与倾陷：庚子衢州教案“祸从”定罪交涉中的两个面向》一文是对“衢州教案”，也是庚子年“东南互保”中发生的最大教案再研究，其聚焦点在于此次教案善后过程中“祸从”（责任官绅）的处置与定罪问题，进而揭示清政府的谈判逻辑与关键考量。面对英、美等国强硬提出的“惩凶”要求，清政府在定罪交涉过程中体现了“两个面相”，即（一）为维持“东南互保”，抵制列强生事，不同程度地庇护浙江巡抚与衢郡主官；（二）为换取英方让步，关照议约全局，当局不惜违背案情事实，在惩处“戕官杀教”之劣绅乱民的同时，又将低阶武弁周之德与部分无辜的衢州士绅添入惩办名单中，轻过重罚，横加攀扯，以舍卒保车，妥速议结教案。米斯琪《民教如何相安？义和团运动期间美国北长老会北京差会教案探析》一文也是义和团运动时期有关“教案”善后的个案研究，而侧重点尤在“外”的一面，对于对涉事各方（美国政府、驻华公使、美国北长老会、北京和保定差会传教站、传教士个人、中国教民）的因应策略及其利益诉求有所深入分析。教案善后之际，北京差会各传教站未要求高额赔款，而是凭借赔款与海外宣教部拨款，美国北长老会在北京购入了面积更广的土地，最值得注意一点的是，联军占领保定府期间，传教士路崇德参与了联军临时管理机构“权理保阳司”的事务，其巧妙利用“中间人”身份，赢得保定官绅对其“宽容”与“公正”态度的感念，从而帮助教会购得面积广阔、位置优越的土地，为在华差会后续重建创造了良好条件。

三

中国传统史学本特别注重“人”，所谓“纪传体”史书，旨在“以人系事”、“因事见人”，就是以人为本位来构建历史的典型体现。据梁启超的看法，司马迁的写作精神就是“以人物为历史主体”，故他的《史记》也“以人物为中心”，而“后世诸史之列传，多藉史以传人”（《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近世新史学的提倡者虽然对“二十四史”有强烈的批判，但仍重视精英人物的历史（史学）位置，如梁启超心目中的“理想专传”，应该贯彻“史迹集团”与“人的专史”的方法——“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遗”，“每一集团，必有其‘人格者’以为之骨干，此‘人格者’或为一人，或为数人，或为大多数人”，“所以伟大人物是作专史的主要对象，但所谓伟大者，不单指人格的伟大，连关系的伟大，也包在里头。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Bloch）也认为：“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肉的气味，人才是他追求的目标。”历史的主体是人，历史的主体性也当表现在人身上。但随着天下的崩散和国家（以及社会）的兴起，逐渐形成以国家为基本历史叙述单位的趋势，个体的人也日渐从历史叙述中淡出。这种新史学风气的影响是持续的，迄今不衰。故有当代学人呼吁“把隐去的‘人’召回历史”。不过，政治史或是较少的一个例外，据我所见，此一领域的研究者尚对“人物”抱有持续的关心，并在研究中不吝以笔墨加以“深描”。在我更熟悉的晚清史研究，似乎有一种牢固的、但确乎行之有效的以“人物”刻画“时代”的传统或风气，从民国到当代，从大陆到港台，均受其沾溉，一般公认高段位的学人（有些人未必乐以“学者”自限），几乎很少例外地都在人物研究上下过功夫，且能拿出相当水准的代表之作。后起的年轻一辈的人物研究，也有后出转精、或别开生面的许多亮点。

本辑中徐笑运《“后党红人”而为“忠贞死臣”——庚子被祸五大臣之立山史事钩沉》一文考察的人物立山（庚子被祸五大臣中唯一一个既非总理衙门成员，又非科举正途出身而跻身卿贰的旗人）长期供职于内务府系统，是中外有名的后党红人，庚子事变中因反对联拳抗洋的政策而被慈禧革职落狱，又遭大阿哥党构陷通敌而被斩于市，而事后慈禧屈于列强威势又迅速将其正名、开复原官，载沣监国后为之褒忠立传，原本在五大臣中官声最不显著的立山的历史形象一变为“忠贞死臣”。该文通过“立山之死”相关史实的详尽考订，说明“清廷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中，已经失去君臣共商国是的治道与公道。统治者不惜滥杀大臣以立威，促成五大臣罹难事实的同时，也将人治与法治推向失范的深渊，由此暴露出的晚清官场失序与朝政的紊乱，进一步将清政府拖入不可收拾的残局”。郑泽民《义和团运动中的王文韶——兼论庚子年诸政事》一文对于庚子时期身兼枢、译两署的清朝重臣王文韶的政治行迹、历史作用和影响有全面的检讨。王文韶在运动初兴之际主要采取韬晦策略，避免公开表态。至五月下旬，中外开衅已箭在弦上，终在御前会议上直言进谏，此举引起载漪、刚毅等保守势力的嫌忌，幸得慈禧、荣禄保全，方免于难，由此可见，“尽管载漪诸人已如日中天且掌控京畿防务，慈禧仍力戒厚此薄彼，在军机处与督办军务处系统中施行平衡之策”。两宫“西狩”后，王文韶携军机大追扈，成为行在前期最重要的枢臣，于维持政务运转、传递朝廷动态、参与通讯机制建设、主持“户政”及西北赈灾事务等诸端均发挥了关键作用，其在中枢与鹿传霖围绕夏震武弹劾案、“幸陕”决策、人事任命等等问题上的矛盾凸显其政治领地意识，及与盛宣怀的深厚联结，隐约折射出“南北之争”的余绪。

王文韶己亥日记，上海图书馆藏

刘厚生作为“张季直手下第一健将”，与张謇介于师友之间，张謇晚年以其作为重要谋士，“遇大事辄与商榷，而后取决”。他在1940年代形成人物传记写作的志愿，《张謇传记》为其晚年体例最精、篇幅最大、用力最深的著作，其第八章第八节“义和团事变之前因与后果”述及庚子前后的中外事情，不乏“东南互保”中的官绅面目。不过，这一时期刘厚生“尚未在张謇近旁，所记并非亲见，糅合了张謇自述年谱与其他一些耳食的传闻，或有心为传主饰美，笔下不免有虚构成分”。本辑“史实钩沉”专栏，董洪杉所撰《刘厚生年谱（初稿）》，广泛搜集时人日记、书信、年谱等人物材料，以及台北“国史馆”、“中研院”近史所等档案材料，撰者制成刘厚生年表，而内容侧重政治与晚年写作，对于刘氏其人及以张謇为代表的“东南集团”研究多有裨益。作者据史源学调查，说明《张謇传记》的材料“一方面来自于合众图书馆所藏文献，另一方面为自身回忆”，“庚子时期的回忆更多来自张謇的口述回忆（同样有失真的可能）”，而且，刘厚生晚年写作传记，有所谓“先立标准”倾向，“往往叙述传主与重要政治事件相关的犖犖大端，并着力于描绘事件始末、呈现当时政局内幕”。

庚子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京，清廷仓皇“西狩”，与之同时，东南各省仿佛自外于清廷，与列强议约“相互保护，两不相扰”，于无形间消弭兵祸，基本维持了长江流域一带和平局面。此一历史的阴差阳错，不仅深刻影响晚清政治格局，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近代史、乃至远东国际关系的走向。“互保”局面甫一形成，即以其蕴生于非常时期的独特背景，以及呈现出来的诡异面目，成为当时国内、国际政治的一道奇观。当事人之一、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的小田切万寿之助（1868—1934）在外交报告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清国南部地方大员彼此联合，不遵满洲政府之命令，实乃当朝开国以来一大异观。”当时主政《中外日报》、与闻“互保”的汪康年也因其事出反常而甚以为怀，多年后仍然表示：“庚子南方督抚与各国之互保长江条约，此事甚为外人所怪，不过此于外人为利，故亦相就。……此于吾国为极徼倖之事，亦为极可怪之事，要之非正理也，愿有志者一研究之。”无论是外人眼中的“一大异观”，还是本国人承认的“极徼倖”“极可怪”之事，似乎皆提示“东南互保”已偏离正轨、正理，在实践抑或理论层面，都很难由既有的知识谱系中得到圆满解说。汪康年在清季发出“愿有志者一研究之”的叩问，于此后百余年间时有回响，不断有人进入其中，就“东南互保”的历史事实与历史评价两个方面，做出寻求答案的努力。然而，历史和价值的辩论相互纠缠，聚讼至今，尤有余声。“东南互保”的诠释史（或更广义的“解释学”）的复杂样貌，与该历史事件本身遥相呼应，构成另一道引人瞩目的景观。

有关“东南互保”研究存在两类相关文本，一是各种“评价类”话语，二是“事实类”话语，即基于史学的实证性研究（当然两者未必能够完全精确区分）。历史事实是唯一的，但关于历史事实的阐释几乎总是伴随着时代、政治环境和叙述者立场的变化而变动不居。清末以降各种政治社会力量有关“东南互保”的利用和阐释，当然也不会自外于这一规律，由此体现的以今窥古、由果溯因、逆向推导的思维导向，往往带有经典作家所论“从后思索法”的鲜明色彩，任谁都难以避免。“‘东南互保’百年诠释史”的历时性清理工作，也是贯彻古人所讲“凡事思所以然”的事业之一。关于“事实类”话语部分，本辑“研究综述”专栏中戴海斌《“旧题”如何“新论”——“东南互保”研究述评》一文，分“早期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海外研究”“当代研究”四部，依时序对“东南互保”相关的专题性史学研究作一全面盘点，并择要加以述评，从而明确“再研究”的出发点。

惜阴（赵凤昌）：《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人文月刊》1931年第2卷第7期

四

作为史学常识，“材料愈扩充，学问愈进步”，如傅斯年揭橥“新史学”的王道，即在“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它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就近代而言，史料规模庞大，总量远超前代。一般认为近代史资料搜集不难，判断也相对简单，如胡适便言“秦汉时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学所能整理，可让成熟的学者去工作”，“晚代历史，材料较多，初看去甚难，其实较易整理，因为处处脚踏实地，但肯勤劳，自然有功。凡立一说，进一解，皆容易证实，最可以训练方法”。此言于史学入门来说，或有其合理性，但若再求进一步深入，近代史料的特殊性质及其处理难度，绝不敢以轻心掉之。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之“说史料”一章，即已意识到，“时代愈远，则史料遗失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此常识所同认也。虽然，不能谓近代便多史料，不能谓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如此看来，近代史料似多实少，似真实假，要真正解决问题，在广泛搜集的基础上，仍有大量“整理史料”“比较史料”“鉴别史料”的工作要做。

如前所述，1920年代以降，随着中国国内反帝运动的高涨，左翼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和唯物史观，对于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为之一变。1936年，中国历史研究社将罗惇曧撰《庚子国变记》、《拳变余闻》与托名“日本横滨吉田良太郎口译、大清吴郡咏楼主人笔述”的《西巡回銮始末记》三种编为一本，定名为《庚子国变记》，作为“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之一，由神州国光社刊行，至1950年代神州国光社改丛书名为“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再度印行，流传颇广。据本书“辑录”者王独清解说，其高度肯定义和团运动作为“旧中国将崩坏时下层民众自发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的伟大意义，对三种材料的批判眼光中，所注意“挹取”的仍是史料价值——“不消说一向关于庚子之乱的记载，都是站在反对的观点上的。这儿所收集的三种，自然不能例外。不过我们所挹取的是其中的史料。像《庚子国变记》和《拳变余闻》对于清廷和义和团的关系以及诸王公大臣底行状都有相当真切的叙述。《西巡回銮始末记》本是辑录当时底邸报及各种文件而成的，所以材料各方面的都有，我们很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当时各种人物底实供：如从各个底电文中间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冲突的影子，且最有意义的是还有当时国际间的新闻和论调，像英外务大臣底演说以及《益新》报的译文等。”对于清季民初有关“义和团运动”早期研究的“史料”部分价值，多可作如是观。

《庚子国变记》（“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之一），上海书店1982年重印本

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组织编辑的“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对近代史资料进行系统整理的大型工程，翦伯赞担纲主编的《义和团》（上海：神州国光社，1951年）即“丛刊”中最早刊行的一部，以纪念义和团运动50周年，而后《义和团档案史料》（1959）、《庚子事变文学集》（1959）、《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1964），《义和团资料》（1982）、《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1990）等相继整理出版，研究成果相应水涨船高。《义和团》由编者从搜集当时搜集到的300多种资料中，选辑48种而成，书末有《义和团书目解题》，录书278种，分16类（一总类、二上谕奏稿、三文电、四函牍文告、五一般记述、六地方见闻、七日记、八笔记杂录、九传记轶事、十文集、十一诗词歌曲、十二小说剧本、十三舆论、十四图谱、十五近人著述、十六其他），并附《西文参考书目解题》，录书55种。有意思的是，编者的“解题”文字除了各书版本、目录、内容提要等信息，亦作有简要评点，而多见“充满偏见”、“立场反动，观点糊涂”“观点糊涂，分析不正确”、“对义和团肆意污蔑”、“对义和团肆意诋毁”“对于义和团极尽诋毁诬蔑之能事”、“全书充满诬蔑义和团之言论”等语。关于今世存留的义和团运动著述资料，当年翦伯赞在“序言”中有一总括性论说：“这些书的作者，大抵都是官僚、绅士、教徒，也有帝国主义分子，他们对义和团都怀着最大的敌意，在他们的著作中，对义和团都极尽诋毁、污蔑、诽谤乃至咒骂之能事……虽然如此，从这些著作中仍然可以看出义和团虽然笨拙但是顽强而英勇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可以看出清朝统治者在最初怎样欺骗、利用农民，到后来又怎样懦怯动摇以至无耻地出卖农民，投降帝国主义。”如暂抛开这一段话里面因囿于时代而附带的政治说教气味，而取其史料解说的视点，那么，承认一般清朝官僚缙绅、外国人士对于义和团确怀一种“最大的敌意”，与从他们的著述中提取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并不矛盾。

中国史学会主编，翦伯赞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全四册，神州国光社1951年初版

进而言之，我们利用近代文献史料时，需对其文体有一定敏感，而关心文献本身性质、源流、形成（包括收藏、传播、编辑、出版等）方面的问题，实际上与借助史料所欲解决的具体课题并不脱节。这层意思，在方家看来，或不足道，但在利用材料尚嫌粗放的近代史研究领域或具其针对性。以近代中外交涉文书为例，在一个以“变”著称的时代，中外关系为最大变量之一，而相关历史文献的文本样貌及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也呈现极为多元、复杂的面相，在厘清交涉文书概念、分类和基本形态的基础上，将其放回时代语境之中，结合制度运行、信息传播、日常政治统治、中外交往实践等因素，研讨传统惯性与近代转型诸问题，尚多开放性的诠释空间。

在本辑“文献考述”专栏中，周震宇《一位美国女性传教士的庚子际遇与历史书写——〈轲慕慈庚子日记〉发微》一文，在对义和团运动亲历者之一、美国公理会驻直隶通州传教士轲慕慈（Sarah Boardman Goodrich）庚子日记（1900年5月30日至8月24日）全部翻译整理的基础上，细致阐发其史料价值。这份日记不仅囊括了庚子年北京使馆围困期间的生活纪实，更有近四成的篇幅为围困前后动态的书写，而且附入多份珍贵电文及信函抄件，作者在其中特别突出了妇女儿童、中国教民的表现，可补以往出版的同类型中外日记之不足。而有关“翰林院遭焚”等关键事件，此前长期存在着记载不一、翻译杂乱的问题，通过日记对读，可以厘清史实、勘正错误。郑泽民《“庚子西狩”的多维解析——中外史料数种述评》一文，鉴于作为庚子事变重要组成部分的“西狩”相关史料鲜被系统性整理与探讨，故选取日本外务省编纂的《日本外交文书·北清事变》、唐晏撰《庚子西行记事》、日本人长谷川雄太郎编《回銮大事记》、沈家模（托名吉田良太郎、八咏楼主人）编《西巡回銮始末记》、胡延撰《长安宫词》等六种重要资料进行整理，并就其成文背景、编著者身份、史源、文献价值一一予以述评。这六种史料囊括了外交档案、诗词、日记、报纸、自述等类型，各具特色，作者并提示：“即便是研讨‘西狩’这类政治事件，也不能将史料视野囿于上谕、奏折等相对权威的官方文献，还应将目光投向更为广泛的外文史料及非官方资料，这些资料有时能够展现清廷官方文献难尽其意的中外关系、社会面貌等面相，为我们提供更加丰富的历史细节”。

就近代文献中存留的函牍一类而言，量极庞大，且相当部分是手稿，其史料价值固不待言，但要充分利用，却远非易事。与一般的古籍线装书相比，在函牍利用方面，至少存在真伪甄辨、书页排序、字迹辨认、收信人/写信人考证、隐语破解等数难，能一一处理、排难而进者，实非个中高手不能为。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图书馆藏《庚子事变手札》一函四册，系晚清官僚张亨嘉藏札，册内存札上百余通，作者多数为张亨嘉同僚、门生故旧和亲族，多数函札（87通）作于庚子（1900）、辛丑（1901)之间，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张永江教授整理团队克服“三难”（“文字识读难”“内容理解难”“考订作者、时间难”），在全盘识读释文基础上，详加注释，编制“人名（含别名字号）资料索引”，可以说为学界提供了一个精善的本子。本辑“札记”专栏中戴海斌《“膺”“服膺”究作何解？——读〈庚子事变手札〉随札》一文，对庚子手札中若干“隐语”做了进一步探讨，也提示了函札利用需要注意的方法论问题。

《庚子事变手札》，一函四册，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图书馆藏

陈垣据其研究经验，论“随笔杂记之属”，虽有裨于史学，“然史学重考证，如只凭记忆，或仅据所闻，漫然载笔，其事每不可据”。关于公、私史料的性质差异，近世史家多有品鉴，如“大凡官书失之讳，私记失之诬……犹官报与谣言，各有所缺”，“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多所讳饰”，均可参，总之史料不可一概论，两者不可偏信，亦不可偏废，欲考史事之本末者“驰骋于官、私记载之中，即求断于讳、诬二者之间”，“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当清宫档案尚未大量刊布之前，早期晚清史研究不得不倚重时人载记，尤以形成于清季民初、背景各异的各种“小说笔记”为大宗，其道听途说、类多失实之处所在多有，这在牵涉“宫廷政治”的庚子事变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王旭《庚子“行在政治”管窥——李肇南参劾刚毅事件小考》一文钩沉在“西狩”途中， 宣化知府李肇南于慈禧驾前参劾刚毅一事，取官方上谕电文、时人函件与胡思敬《驴背集》、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等笔记、地方志、文史资料相互印证，经过不同文本的比较，厘清这一事件的基本脉络，还原作为“地方抚拳派”的李肇南个人形象，也正面分析了李肇南因参劾遭革职处分的原因，由其事“最终结局”，抚叹“其人生高光与低沉也因庚子年社会动乱流为故事，显示了中下层官僚政治命运与时代大势之间的微观互动”。

本辑“史料整理”专栏，包括胡玉缙纂《西安行宫纪事》（李瑞浩楠整理，王守顶校）、詹熙著《衢州奇祸记》（郑西迅整理，陈文睿校）、秦锡圭纂《受川公牍（选录）》（赵印整理）三种，均据稿本或初刊本整理，可为庚子事变研究，或更广义的晚清政治外交史研究，提供有益的新史料。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戴海斌执行主编：《文本·语境·诠释：庚子事变研究专号》(近代中国研究集刊 第十五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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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为《文本·语境·诠释：庚子事变研究专号》（《近代中国研究集刊》第十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6年版）书前“编者的话”，今另拟标题。]

戴海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