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任何与 AI 相关的事情，都伴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这很可能会增加资本的收益，但降低劳动力的收益。”
10月19日上午，2026外滩年会开幕日，美国第 70 任财政部长、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名誉联席主席鲁宾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的对话中这样说。这是两人在外滩年会上的第七次对话。
黄益平开场时提到，鲁宾上次告诉他，自己每周上两次 AI 辅导课。读什么、思考什么——这位把大半生献给金融与公共政策的老财政长，晚年的功课表上写满了 AI。这一次，他从 AI 谈起。
AI红利的另一面
黄益平的开场相当“友好”：您说过，AI作为通用技术将重塑经济，“索洛悖论”不适用于 AI，愿不愿意展开讲讲？
而鲁宾一上来就给自己拆台：“我认为我的观点要更微妙一些，更复杂一些。”
他承认AI可能带来显著的生产率红利，“但硬币的另一面，是大规模失业的可能性。即使整个经济体的总就业没有流失，许多知识型工作者也将失去岗位。实际上，我认为这个概率非常高，而转型的复杂性可能是巨大的，因为他们并不具备其他类型工作的技能。”
黄益平抛出学术典故，牛津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研究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提出“恩格斯停顿”，也就是工人实际产出大增，实际工资却停滞数十年。这一幕会不会重演？
“这很可能会增加资本的收益，但降低劳动力的收益。”鲁宾认为，这不仅有分配效应，还有财政效应，“因为对劳工征收的税率，远高于对资本征收的税率。”
谈到公共政策，黄益平问起“全民基本收入”（UBI）方案。鲁宾说：“几年前我为《纽约时报》写过一篇专栏，我的观点是，那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主意。人们是想要工作的，他们真的想工作。他们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寄托于工作之中。他们想要的是机会。”
债务融资与“循环承诺”
对话中，黄益平提到鲁宾此前警告的“循环承诺”风险：大型科技公司作出巨额采购承诺，上游供应商随之举债扩张；一旦承诺无法兑现，市场可能急剧调整。
在鲁宾看来，大型银行资本充足，AI贷款主要由它们承做；资本不足的区域性银行基本未涉足；非银机构确实有些问题，需要处理。“可能会有单个公司出现问题，甚至破产，但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大概率是非常低的。”
停顿之后，他主动补了一句：“我也可能错。”
不过他也承认增长层面无法置身事外，“我们的经济本就有起有伏，这是基于市场体制的经济本质。”
有意思的是，同一天另一场圆桌上，荷兰央行原行长克拉斯·诺特给出了更冷的判断：AI投资中约三分之一来自债务融资，而表外承诺意味着这还只是下限；美国消费对财富效应高度敏感，“不应轻视市场出现大幅调整的可能性”。
同一场年会，两种风险偏好——“循环承诺”之辩，显然尚未落幕。
鲁宾呼吁中美合作
鲁宾表示，比投资和增长风险“大得多”的问题是AI安全，他此前已与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就这一问题联合撰文。
他指出，开源使AI技术可被更多人获取，通用人工智能（AGI）乃至超级人工智能（ASI）的递归式自我改进正在快速推进。由此可能引发严重的负面后果，包括各类网络攻击，且发生概率相当高，目前尚无完善的应对之策。
面对"目的是否仅为遏制风险"的追问，鲁宾给出了超越零和的完整框架：“合作是为了遏制风险，但也可能有各种方式的合作，使两国能够更好地实现AI积极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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