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唯利是图，孙玉良：纠正不良社会风气势在必行

文｜孙玉良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句话，在过去几十年里确实像一根定海神针，把一个物资匮乏的国家推到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但一个方针在漫长的时间中落地，难免被某些人简化，被某些人曲解，被某些人工具化，甚至有人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唯利是图”画了等号。我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政策，绝不是“一切向钱看”，更不能“唯利是图”。

之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文中讲得很直白：“以钱为唯一导向的社会”必须走向终结，货币应当从“神坛”拉回到“工具”的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之初，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夯实经济根基，但几十年过去了，物质大厦林立，精神文明的大厦却呈现颓势，“两个文明一起抓”在一些地方变成了一条腿迈步的跛脚路，已经没几个人讲雷锋精神、奉献精神了，越来越少的人讲“利他主义”，越来越多的人被教育成了“精致利己主义者”，这个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

我并非否定经济发展本身，而是提出一个灵魂拷问：我们大力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什么？我认为：手段与目的的混淆，是一切“唯利是图”乱象的总根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本意，是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满足人民需要的基础性手段。但当一个社会把手段本身当成了目的，把“赚钱”从经济领域的激励逻辑扩展为衡量一切价值的唯一尺度，异化就发生了。这种异化最危险的地方不在于有人想赚钱，市场经济本来就承认合法的逐利动机，而在于它把不能也不该被金钱逻辑支配的领域也一并吞没了。

商业领域的失信是最直观的症候。为了赚钱，有人虚假宣传，有人合同违约，有人售后推诿。尤其在食品安全案件中，母猪肉冒充牛肉，马肉冒充驴肉，大豆油加香精冒充黑芝麻香油屡见不鲜，见怪不怪。这种造假手段并不高明，却反复出现，驱动力只有一个：低成本、高售价之间的利润差。这些行为当然是个体商家的选择，但当“不这么做就活不下去”成为普遍说辞，问题就不再只是道德水平，而是一个守信成本高于失信收益的结构性信号。当失信的代价可以被轻易绕过，唯利是图就不再是个别人的品行问题，而是一种被环境反向筛选出来的“生存策略”。

民生领域的侵蚀则更为危险。医疗领域的产业化和教育领域的产业化，越来越显示其弊端。这两个领域承载着“守护生命、培育人才”的使命，却以赢利为目的，方向发生了改变。医院不再“救死扶伤”，异化成了“有病没钱进不来”；教育成了“新三座大山”之一，寒门难再出贵子。我并非否定市场机制在任何领域的作用，而是在划一条底线：有些东西一旦被定价，被摧毁的恰恰是它作为公共品的基本属性。医院上市、教育机构把家长当“韭菜”、把学生当“流量”，这些现象之所以引发广泛的痛感，是因为人们在最不该被算计的地方感受到了算计。

当“扶不扶”都需要先做道德成本核算，当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需要制度来“撑腰”，说明唯利是图的逻辑已经越出了经济领域，开始蛀蚀社会赖以运转的非正式规则。“有钱等同于成功、没钱等同于失败”的逻辑，让失业不仅意味着失去收入，更意味着被贴上“无能”的标签。这种精神层面的碾压，比物质匮乏更具破坏性，因为它让那些没有在金钱竞赛中胜出的人，连尊严都一并失去了。一个社会如果把财富数字当作唯一的成绩单，那么“成本是国家的，风险是社会的，唯独利润是自己的”这种暴雷逻辑就不会是个例，而会成为一种被暗中效仿的“成功学”。年轻人看在眼里，要么加入这场逐利竞赛，要么选择退出——躺平的另一面，其实是对这套单一评价体系的消极拒绝。

因此，“纠正不良社会风气”的关键，不在于发起一场道德讨伐，而在于把手段放回手段的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求的是国家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基础性任务，而不是要求每一个个体把赚钱当作人生的唯一目的；它追求的是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民生福祉的改善，而不是把教育、医疗、养老这些本应由公共逻辑主导的领域统统推给利润法则。精神文明从来不是经济建设的装饰品，而是防止经济逻辑越界的那道堤坝。没有这道堤坝，物质上去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人对规则的敬畏、人对“什么值得追求”的共识，就会被异化，对正常社会发展造成反噬。

一个健康的社会当然需要效率、利润和竞争，但它同样需要那些无法被GDP衡量的东西：一个商家不因为造假更赚钱就放弃诚信，一家企业不因为裁员能让报表好看就抛弃员工，一个人不因为“划算”就放弃对是非的判断。这些东西不会自动从市场逻辑中生长出来，它们需要制度的刚性约束，也需要文化上的重新确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错，错的是把“中心”当成“全部”。当手段吞噬了目的，纠正就势在必行。不是为了否定发展，而是为了让发展重新记得它原本要服务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