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文｜孙玉良
把两条新闻并排放在一起，荒诞感几乎是自动生成的。一边是据称身价二百多亿的富豪徐波被曝通过代孕拥有超过100名子女，本人还在社交媒体发布上百名幼童排成数列的照片；另一边，近两年中国出生人口屡创新低，社交媒体上最流行的生育观是“不把贫穷传给下一代”和“不生育也是一种善良”。同一个时代，同一片舆论场，生育在两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面貌：对极少数人来说，它异化成可以无限扩张的“事业”；而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它是一笔算完之后不敢签的账。
我看到一则网友的评论，用“贫穷成了年轻人的避孕药”来概括这个局面，话很难听，但它不是修辞，是描述。当一个社会里普通人在婚育门槛前反复掂量、最终选择退出，而富人把生育孩子当作“资产”时，生育就不再是一件自然发生的事，而变成了一件需要“资格”的事。徐波的“多子多福”与普通人的“不婚不育”，共享的是同一个底层逻辑：生育正在被经济杠杆重新定价。区别只在于，站在杠杆两端的人，承受的是完全相反的力。
徐波式的生育叙事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前提：他的“多子多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家庭繁衍，而是一种财富支撑下的特权实践。他通过美国代孕安排子女，代孕母甚至不被允许与委托父亲见面。他的子女数量是“100多名”还是网传的“300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哪个数字都建立在普通人难以想象的资源调动能力之上。这跟“喜欢孩子”或者“信奉多子多福”关系不大，跟一个人能否把生育从身体代价、时间成本和养育负担中剥离出来、变成一项可以外包和批量操作的工程，关系很大。当生育的生理成本和照护成本可以被金钱转移给他人，生育就变成了一种跟购买任何服务没有本质区别的消费行为，这是赤裸裸地让生育进行“市场”，味道是冷冰冰的。
而普通人的“不婚不育”，走的是一条完全相反的路。许多年轻人生活在一个收入预期不确定的环境里，算完账后选择了不婚不育，并自嘲这也是一种“善良”，是不把贫穷传给下一代。这当然不是冲动，而是一种“理性”，只是这种“理性”的社会温度也是冰冷的。被迫的理性计算，是贫穷在生育问题上留下的最深的痕迹。当年计划生育没有完成的任务，被婚育上的“市场经济”轻易解决了。
有人会说：徐波愿意生、养得起，是他的自由；普通人不生，也是他们的自由，两者互不相干。这话在个体层面没有错，但在结构层面回避了真正的问题。徐波式的“自由”和普通人的“自由”从来不是同一种自由。前者的自由建立在资源可以购买他人身体和时间的基础上，后者的“自由”则是在房价、育儿成本、职场对孕产女性系统性不友好的环境中。把这称为“自由”，让“自由”这个词也有了寒意。我想轻轻地问一句：如果生育权与财富挂钩，那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9亿中国人，是否都不配拥有后代？
“贫穷成了年轻人的避孕药”这句话的真正矛头，不应指向那些选择不生的年轻人，而应指向那个让“生”与“不生”如此紧密地绑定在收入曲线上的结构。徐波可以生一百个，普通人生一个都要反复掂量，这两件事同时成立，说明的不是“有人爱生、有人不爱生”的趣味差异，而是生育这件事已经从一个社会再生产的常规环节，滑落成了一件需要以经济实力为前提的筛选性行为。而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让普通人也能体面地养育后代，而不是用经济杠杆把生育权筛选成精英阶层的特权。当连名牌大学的毕业生都在把婚育从人生规划中剔除时，问题显然不在年轻人的“观念”上，而在那个让观念不得不改变的现实。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治理出了大问题。
因此，徐波的百子照片和普通人的不婚不育，不该被解读为两种“生活方式”的并存，而应被读作同一个信号的两种显影：生育正在离开它曾经所属的日常世界，一头扎进“市场经济”的恶性循环。贫穷作为避孕药，药效不在于它“阻止”了谁，而在于它让一整代人在还有生育意愿的时候，就已经提前放弃了想象的资格。纠正这件事，靠劝年轻人大胆生没有用，靠指责“不把贫穷传给下一代”是消极想法也没有用。有用的只有一条：让生育重新变成一件普通人不需要先完成财富积累才敢考虑的事。如何改变这种现状，是相关“专家”们应该考虑的一个严重的社会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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