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萧易《方山为城：南宋巴蜀抗元记》

方山为城：南宋巴蜀抗元记

萧易 著

中信出版社，2026年9月

新锐历史作家萧易，讲述南宋巴蜀抗元史

巴蜀军民的悲壮群像，见证南宋最后的挣扎与尊严

从山城的坚守与失守，看南宋如何在积弊走向覆亡

83座山城，30余年坚守，他们赢得了战争，只是输给了历史

王笛　郭建龙　张明扬　黄博　鼎力推荐

附16张实景摄影图，赠南宋巴蜀山城分布图

宋元战争史｜考古遗址｜人物群像｜南宋政治积弊

【基本信息】

书名：方山为城：南宋巴蜀抗元记

作者：萧易

书号：9787521790498

版印次：1版1次

定价：78.00元

开本：32开

长：210mm

宽：147mm

印张：9.25

页数：296页

字数：166千

装帧：精装

纸张：70g胶

出版时间：2026年9月28日

关键词：历史、非虚构、中国古代史、军事、南宋、元朝、蒙古、巴蜀、四川、重庆、山城防御体系、堡垒、川中八柱、钓鱼城、群像、宋理宗、蒙哥、忽必烈、余玠、刘整、崖山、家国情怀

【广告语】

新锐历史作家萧易，讲述南宋巴蜀抗元史

83座山城，30余年坚守，南宋最后一道西南防线

巴蜀军民的悲壮群像，见证南宋最后的挣扎与尊严

从山城的坚守与失守，看南宋如何在积弊走向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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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推荐】

新锐历史作家萧易，讲述南宋巴蜀抗元史

【读者对象】

1、中国古代史、宋史、辽金元史、军事史、战争史读者

2、历史研究者、高校师生、文化行业从业者

3、四川、重庆本地读者

4、巴蜀文旅相关从业者、旅游爱好者

5、喜欢悲壮历史、家国情怀叙事的大众读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方山为城 : 南宋巴蜀抗元记 / 萧易著.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26. 9. -- ISBN 978-7-5217-9049-8

Ⅰ. K245.09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第202658PW00号

【内容简介】

大厦将倾的南宋危局中，蜀地何以苦撑数十年？

南宋后期，蒙古铁骑大举南下。为应对强敌，蜀地军民依托山川险要，在今四川、重庆一带修筑八十三座山城，构建起以“川中八柱”为核心的山城防御体系，形成一道西南防线。蒙古军最擅长的野战，在这里变成了艰苦漫长的攻城战。凭借山城，蜀地顽强坚守三十余年，即使王朝已绝，仍未放弃抵抗。

本书以山城防御体系为核心，讲述南宋巴蜀抗元的悲壮历程。山城攻守，既体现了军事战略的较量，也折射出南宋重文抑武、权力内斗的政治积弊。

蜀地抗元过程中，一众关键人物相继登场，有人死守孤城、以身殉国，有人运筹帷幄、力图挽狂澜于既倒，也有人改弦易辙、投降敌方。他们各不相同的选择，折射出人性的权衡与复杂。

他们守住了一座座山城，却没能守住一个王朝。

他们赢得了一场场战役，却最终输给了历史。

【作者简介】

萧易，作家、文史学者。

主编《中国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图录》，著有《漫长的调查——重走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之路》《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石上众生——巴蜀石窟与古代供养人》《知·道——道教石窟造像简史》《空山——静寂中的巴蜀佛窟》《影子之城——梁思成与1939/1941年的广汉》等。

【编辑推荐】

1、83座山城，30余年坚守，看南宋的抵抗与覆亡

面对蒙古铁骑大举南下，巴蜀地区修建83座山城。以“川中八柱”为核心的山城防御体系，构筑南宋最后一道西南防线。直到崖山海战后，南宋灭亡，仍有山城还在抵抗。山城的防守与失守，暴露出南宋覆亡的根源：重文抑武的传统、派系斗争、腐败积弊等。这些问题在宋元战争的巨大压力下显现，注定了南宋王朝的宿命。

2、巴蜀军民的悲壮群像，见证南宋最后的挣扎与尊严

聚焦余玠、曹友闻、王坚、刘整等关键人物，展现战争背后复杂的人性选择：有人死守孤城，以身殉国；有人运筹帷幄，力挽狂澜；也有人改弦易辙，投奔敌方。他们在时代洪流中挣扎求存，直面自身的权衡与命运，也留下蜀地忠勇坚韧的精神底色。

3、一座山城，就是一套战争与生存的答案

为什么宋军要把城池建到山上？为什么山城能够抵挡蒙古骑兵？山城如何解决粮食、驻军、交通与百姓安置？从地形、军事、农业到人口迁徙，本书还原一座座山城如何在战争中被规划、修筑和不断完善，展现南宋军民因地制宜的守城智慧。

4、新锐历史作家萧易，走访山城遗址，讲述南宋巴蜀抗元悲壮史

作者多次深入巴蜀山城遗址，结合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地方志及游记等，讲述30余年巴蜀抗元的进程，重新发现宋元战争中鲜为人知的巴蜀战场。

5、诚意精装，封面特种纸，赠山城分布图，收录16张实景摄影图

6、王笛 郭建龙 张明扬 黄博 鼎力推荐

【目录】

楔　子

第一章　蜀口残破

第二章　余玠帅蜀

第三章　“斡腹”奇谋

第四章　“五柱”坍塌

第五章　大汗之死

第六章　刘整之叛

第七章　以城制城

第八章　天下归元

尾　声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楔子

在南宋端平年间（1234—1236年）的一个晚上，夜深了，彭州城（今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董宅的灯还亮着，董家上下人人面色凝重，心事重重。几天前，城里来了些蓬头垢面的流民，听他们讲，天杀的蒙古人从大散关打进来了，一路攻破兴元府（治所位于今陕西省汉中市）、天水军（今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天水镇），每到一处都烧杀抢掠，甚至毫无人性地屠城，恐怕不多久就要打到彭州了。

南宋的彭州属于成都府路，州治在濛阳（今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濛阳街道）。驻守彭州的多是些厢军，平日里做些杂役还行，如何抵挡得了如狼似虎的蒙古人？一旦蒙古人进城了，府中日常使用的金银器恐怕要被洗劫一空。众人商议了半天，决定将金银器掩埋起来，暂避兵乱。

趁着夜黑风高，董宅的家丁在附近寻了处僻静之地，挖了个长1.2米、宽0.8米、高0.9米的大坑，并在坑底、四壁砌上青砖，将大件的盆、注子放在下层，小件的酒盏、茶托垒在上面，女子的钗、簪散落其间，还在一些金银器上标注了记号，防止取出时归属不清。最后，家丁找来三块大石板盖在大坑上面，填土掩埋。

七百多年后，董氏家族的珍藏在一次挖掘中重见天日，只是取走它们的并不是董家后人，而是考古工作者。经过清理，坑中共出土了三百五十余件金银器，其中可辨认形状的有三百四十三件，包括金器二十七件、银器三百一十六件；刻有铭文的有二百五十余件，“董”“董宅”“陇西郡董宅”字样反复出现，这证明了它们的主人正是董氏家族。一件金菊花盏底部，“绍熙改元舜字号”字样清晰可见，“绍熙改元”即宋光宗改元的1190年，这也将埋藏的年代确定在南宋。

董氏家族的珍藏，是中国迄今发现最大的宋代金银器窖藏。可以想象，董家在彭州定是富甲一方，豪宅深庭，奴仆成群，珠围翠绕，推杯换盏。可是，在考古学中，“窖藏”是指古人因为战乱、灾难特意藏匿财宝、器物的遗存，而这个窖藏能够完整地保存到现在，也就说明董家人后来并未回来取走这些金银器，那么他们究竟去了何方呢？

南宋端平二年（1235年，蒙古太宗七年），宋蒙战争全面爆发。端平三年（1236年，蒙古太宗八年），蒙军兵分三路伐宋，其中皇子阔端率领的西路军由大散关攻入汉中，仅用了两个月左右便攻占了成都府，而后陆续攻破邛（邛崃）、彭（彭州）、汉（广汉）、遂（遂宁）等州府。川蜀地区生灵涂炭，一片狼藉。

几个月后，宋将贺靖收复成都，据说在城中收殓了一百四十余万具尸骨，城外更是无法计数。这个数目或许有些夸大，但成都府一带想必已经十室九空。在彭州城被蒙军攻破时，董家人恐怕也是命运多舛，在蒙古铁骑下成为冤魂。相对乐观的推测是，董家人埋下金银器后，就匆匆踏上流亡之路，而后因故未能返回故土，取走这批庞大的宝藏。

淳祐二年（1242年），余玠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在十年帅蜀期间，他主持新修了多座山城，并加固了山城的防御体系，如钓鱼城、云顶城、苦竹隘、大获城、运山城、平梁城、小宁城、神臂城、大良城、得汉城、青居城等，其中最重要的八座山城被称为“川中八柱”，它们如同八根擎天巨柱，稳固了支离破碎的巴蜀大地。

之后的几任制置使，李曾伯、夏贵、朱禩孙在任期间，各大戎司陆续创立龙岩新城、礼义城、凌霄城、皇华城、虎头城、多功城等，逐步完善了山城防御体系。朱禩孙也是位传奇人物，二十三岁那年，他在成都遭遇蒙军屠城，被刺一刀后侥幸未死，于是藏匿在一堆尸体下面，还被淋漓的鲜血直喷入口，一度昏倒，到夜晚时醒来，趁黑逃离。“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朱禩孙后来中了进士，官至四川制置使、京湖四川宣抚使，但可惜他最后还是归降蒙古。

从淳祐三年（1243年）方城防御体系初具规模，到景炎三年（1278年）钓鱼城沦陷，三十余年间，四川战区共修筑方山城堡八十三座，寨垒更是难以计数，似乎可以说，这三十余年的攻防战就是围绕着方城进行的。方城大多坐落在依山傍水的山崖之上，四周峭壁环绕，顶部开阔平坦，这种地质形态在地理学上被形象地称为“方山”，高耸的山崖如同天然的城垣，挡住了呼啸的蒙古铁骑。山顶有田可种，有水可饮，逃亡的百姓纷纷迁徙到山城中，又为军队提供了粮草。

聚山为寨，古已有之。但方城并非仅仅是屯兵之所，宋人在上面修建城墙、敌楼，营造衙署、文庙、仓储、寺院、祠庙、民居，并将府治、州治、县治迁于其上，方城几乎就是城池的翻版。

方城成为蒙古人面前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蒙军之所以恐怖，在于骑兵擅长机动作战、包抄迂回，在“运动战”中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百骑环绕，可裹万众；千骑分张，可盈百里”。余玠将四大戎司、地方军分驻在山城，不轻易下山决战，依靠地形坚守，使蒙军失去了速度的优势，将“运动战”拖成了“攻坚战”。

攻城历来是蒙军的弱项，《元朝秘史》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成吉思汗之子、蒙古第二任大汗窝阔台得知皇子贵由在西征途中得罪了宗王拔都，气得大骂：“如今教去边远处做探马赤，攻取坚城，受辛苦者！”随着汉军的加入，蒙军虽对攻城作战有了些心得，却依旧对攻城有本能的排斥。在高耸、陡峭的方城面前，云梯搭不上，地道打不通，蒙军积累的攻城经验几乎无用武之地。

宋人牟子才曾言：“今以所闻参之，兴戎司见管四千六百余人，沔戎司仅及三千人，金戎司不及千人，利戎司约七八千人，此四戎司见管之数也。……总而计之，不满五万人之数。”戍守山城的南宋将士，在后期还不到五万人，连钓鱼城这样的要塞，正规军也不过四千六百多人，一些偏远的方城就更少了，从三四百人到五六百人不等。在依山傍水的方城上，他们相互联络，彼此应援，硬是一次次挡住了蒙军的征讨与围剿。

倘若说京湖、江淮的战事都记载在史书中，那么四川的战事则镌刻在山城的岩壁上。当年修筑山城的将士，有的留下了筑城题记，如云顶城的“帅守西和姚世安重建”；也有的在某次大战后留下了记功碑，如龙崖城的茆世雄；还有的名字也被刻在记功碑上，曾经骁勇善战，后来却晚节不保，如运山城的张大悦。

戍守方城的将士，大多未能留下传记，方城岩壁上斑驳的碑文、题记，则复原了他们的戍守岁月：都统制姚世安因害怕丢掉官位，与朝中大臣勾结，进献谗言，最终导致余玠枉死，云顶城上的题记证明他曾驻守云顶城，并改造了城池；茆世雄于祥兴元年（1278年）投降元军，那时临安城早已陷落，而龙崖城上一则豪情万丈的题记，还记载着茆世雄多年前曾经撕毁蒙古人的招降书，并两次挫败名将纽璘的故事，不禁让人产生物是人非之感。

更多的武将，甚至没能在史料中留下名字，如云顶城统制萧世显、右军统领孔仙，小宁城路将刘文德、徐昕、安忠，平梁城总管王昌、钤路张虎臣……三十多年的缠斗，如同黑洞一般吞噬着武将的生命。他们出现在某座城池、某场战役中，有的迅速消失，有的侥幸多活了几年，但都宛如流星一般划过历史长空。

这些武将只是战争狂澜中的沧海一粟，但他们的选择，牵动着宋蒙两方的命运，也在不经意间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走向。

钓鱼城守将王坚，面对蒙古大汗蒙哥率领的数万精锐，坚守数月之久，使蒙哥在城下殒命。蒙哥死后，四弟阿里不哥图谋帝位，二弟忽必烈其时正领兵攻打鄂州，闻讯匆忙北还，行至开平府，决定先发制人，自立为大汗，这就违反了蒙古通过召开忽里勒台大会推举大汗的传统。而西征的旭烈兀，此时也率大军匆匆东还。

镇守神臂城的泸州知府兼潼川安抚副使刘整，曾率十二勇士攻下金朝信阳城，人送外号“赛存孝”。他本是一员虎将，但因“归正人”身份难得朝廷信任，其乖张的性格又与上司不合，待贾似道推行“打算法”后，他担心自己受到清算，最终率泸州（今四川省泸州市）及所属十五郡、三十万户投降了蒙军。他向忽必烈提出围攻襄阳、训练水军的计划，直接促使蒙古将主攻方向转向京湖战场，襄阳、樊城一破，南宋王朝苦心经营的防线迅速崩塌。有谁能想到，一个安抚副使竟能搅动大历史的风云际会。

南宋与蒙古之战，主要分为江淮、京湖、四川三大战区，以四川战事持续最久，也最为惨烈。面对蒙古的虎狼之师，四川守军依托方城顽强地坚守了三十多年，紧紧锁住蒙军的主力部队，分担了京湖、江淮战场的军事压力，延续了南宋王朝的国祚。就算临安业已出降，就算皇帝业已北迁，山城上的将士依旧守护着疆土，而他们脚下的土地，早已插满了元朝的旗帜。

从某种程度而言，四川盆地的方山城堡，赢得了战争，只是输给了历史。

尾声

史书中的宋朝走到了终点，流亡的宋朝却仍在途中。在元军压迫下，群臣护送着赵昰、赵昺两位皇子一步步往南逃亡，福州，泉州，潮州，惠州……由于害怕城池失守，流亡的宋朝君臣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度过。士兵远离故土，渐生异心；家眷流离失所，苦不堪言。

钓鱼城投降一个多月后，景炎三年（1278年，元至元十五年）四月十五日，十岁的宋端宗赵昰在碙洲（今广东省湛江市东南硇洲岛）荒岛上病故，虽然贵为天子，但他短暂的一生颠沛流离，羸弱的身躯承载着千万宋人的复国重担。宋端宗驾崩后，七岁的赵昺又被拥立为帝，史称帝昺，改元祥兴。宋端宗生母杨太妃继续作为太后垂帘听政，与群臣交谈犹自称“奴”，官员上朝连官服都凑不齐。夏天的海风越来越烈，宋朝如同一艘失控的巨轮，一步步偏离航道，在海上剧烈颠簸着。

张世杰见碙洲并非固守之地，领兵重返广东沿海，屯兵崖山。崖山在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南约五十千米，与西面的汤瓶山对峙，就如两扇石门锁住江面，故称崖门。崖门内有一港湾，可以停泊船队，其外是汪洋大海。

宋军来到崖山后，伐木建造行宫三十间；正殿名慈元殿，是杨太后与帝昺的居所；殿外有房屋三千间，为百官、有司的住所，二十余万将士与家眷也有了安身之所，《宋史》称此为“行朝草市”。一时间，偏僻的崖山恍若繁华的城市，然而，这终究只是南宋王朝的回光返照而已。

流亡的宋廷依旧心存幻想，又一次派使者去往元上都请降。忽必烈听说帝昺逃到了崖山，委任江东道宣慰使张弘范担任蒙古汉军都元帅，李恒为副将，率领两万兵马从扬州兵分两路南下，约定在崖山会师。造化弄人，张弘范是元朝悍将张柔之子，张世杰曾是张柔部下，后因犯法改投宋朝。

听闻张弘范将兵来攻，张世杰出人意料地焚毁了行朝草市，用锁链把千艘战船拴在一起，将帝昺的御舟围在中心，并在四周修建水寨、楼棚，宛如城堞。有谋士劝他分兵占据出海口，倘若战败还能往海上逃亡，但身为北方“归正人”的张世杰似乎已厌倦了海上漂泊的生活，表示：“频年航海，何时已乎？今须与决胜负。”他拒绝了谋士的建议，将宋朝的国运家底全部押在崖山这个弹丸之地。

祥兴二年（1279年，元至元十六年）正月，宋朝君臣在海上度过了最后一个春节，几天后，文天祥兵败被俘的消息传到崖山。自江心岛一别后，文天祥四处漂泊，笼络旧部，号召各地百姓举起抗元大旗，却因寡不敌众而节节败退，在祥兴元年（1278年，元至元十五年）底率部向海丰县撤退，于途中被俘。

正月十三日，张弘范率领五百余艘战船陆续抵达崖山，几天后，李恒的一百二十艘战船也前来会合，一南一北对宋军形成夹击之势，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海战蓄势待发。张弘范率领的元军将士约两万，大小船只六百余艘；而宋军将士十余万，战船千余艘。从军事实力来看，宋军似乎占有绝对优势，但战争的走势却令人意外。

张弘范故伎重施，点燃满载茅草的乌蜑船，顺风冲向南宋军营。张世杰令人在战船表面涂抹湿泥，悬以水桶，元军火船无功而返。

强攻无果，张弘范派兵占据出海口，并截断宋朝粮草、淡水补给线。十多天后，饥渴难耐的宋军被迫饮用海水，随后纷纷呕吐腹泻，战斗力大受影响。失去出海口后，张世杰的二十万大军被牢牢困在崖门之中，崖山与汤瓶山如同两扇沉重的大门，关上了宋朝君臣的求生之路。

二月六日清晨，元军发起总攻。张弘范将两万精兵分成四路；李恒领一军，利用潮汐原理，借助早潮从北向南顺流前进，突入宋军船阵；午时潮水上涨，张弘范又从南向北进攻。宋军腹背受敌，士兵皆疲惫不堪，就在他们筋疲力尽之时，张弘范以乐声为号，令预先埋伏的两支船队疾速驶向宋军。宋军起初以为元军正在宴乐，等到元军战船出现在眼前，顿时方寸大乱，顷刻间七艘大船便被攻破，张世杰布下的“铁桶阵”被撕开了缺口。

其他两支船队也杀了个回马枪，如狼似虎的元军跳上宋军战船，这场混战从黎明一直持续到黄昏，炮击声、刀剑声、弓箭声、喊杀声、哀号声不绝于耳。张世杰抽调精兵，想护送帝昺的御舟逃离，但御舟在仓皇之中无法解开。陆秀夫见大势已去，先拔出宝剑逼妻子跳海，然后穿上宋朝官服，登上御舟，背着小皇帝纵身一跃跳入海中。临死前，陆秀夫对帝昺说：“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帝昺生前养了一只白鹇，看到主人投海，哀鸣良久，连同鸟笼一起坠海。

看到帝昺投海，宋朝百官、宗室、后宫、宫女、士兵、太监纷纷投水自尽。七日后，江面漂浮的尸体有十余万具，十多万宋人用生命为逝去的宋朝殉葬，千百年来，未有王朝更迭能如斯惨痛。据《宋史》记载，祥兴元年六月，崖山天空中突然闪过一颗巨大的流星，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后坠入海中，又有千余小星随之坠海，其声如雷。这个奇异的天象，似乎早已暗示了崖山海战的悲惨结局。

乱军之中，张世杰杀出一条血路，护卫杨太后突出重围。杨太后听说帝昺已死，悲痛欲绝：“我忍死间关至此者，正为赵氏一块肉耳，今无望矣！”言毕，纵身入海。

张世杰在海上漂荡了三个多月。五月，船队在平章港（今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遭遇飓风，他仰天长叹：“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几敌兵退，别立赵氏以存祀耳。今若此，岂天意耶？”也许是天意使然，他的话音刚落，就刮起一阵更猛烈的大风，掀翻了他的船，他瞬间溺水身亡。自领兵勤王以来，张世杰败多胜少，崖山海战中更是犯下无法挽回的军事错误，历来为史学家诟病。但此时的宋朝早已人心离散，大厦将倾，又岂是一两个张世杰能够挽回？从某种程度而言，早在德祐二年、景炎元年（1276年），元军的兵戈就割破了老迈宋朝的喉咙，从那以后，宋朝一直苟延残喘，直至灭亡。

许多人有这样的疑问，此役宋军兵力数倍于元军，战船数目也远多于对手，为何会一败涂地？其实，宋人在崖山海战前的一系列举动，早已为这场失败埋下了伏笔：宋人退至崖山，依旧心存幻想，并没有与元人决一死战的勇气；自“临安出降”后，士兵鲜有胜绩，士气早已十分低落；二十余万宋人中不少是民兵、家眷、百姓，作战部队所剩无几。君无决战之志，将无运筹之策，兵无必死之心，面对元朝的虎狼之师，又岂有不败的道理呢？

中国史学界对于南宋亡国的时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些学者将“临安出降”视为南宋亡国的标志，另一些则认为崖山海战才彻底为南宋画上句号。祥兴二年（1279年）二月初六，流亡的南宋朝廷终于走到了尽头，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写道：“这不仅是一个令很多孤臣孽子痛哭流涕的日子，这划时代的1279年也给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伤心的一页。”南宋的临安已是当时全世界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商品经济发达，民众生活考究，中国历史步入了“近代的拂晓”，几乎具备了西方近代化的所有标准，堪称世界近代化的“早春”，而这样一个城郭之美、物品之丰、人烟之盛、商贾之富、娱乐之盛的宋朝，最终灰飞烟灭，令人扼腕。

对于崖山海战，国内外史学家有诸多感叹。崖山海战无疑是中国历史的重大拐点。十三世纪的蒙古铁骑几乎席卷了整个欧亚大陆，在接连剿灭西夏、金朝、大理后，给予宋朝最后一击，结束了五代十国以来长达三个多世纪的分裂格局，完成了大一统，开创了一个“舆图之广，历古所无”的帝国。

在多次拒绝元朝招降后，至元十九年寒冬（1283年初），文天祥被押赴大都柴市，慷慨就义。后人在他的衣带里找到一首遗诗：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元世祖忽必烈赏给十八岁的瀛国公赵㬎许多钱财，让他去西藏学习佛法。赵㬎于是潜心研究佛学，法号“合尊”，后来成为著名的佛学大师。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赵㬎早年写的一首五言绝句，不知怎么传到了元英宗耳中，元英宗遂下令将漂泊在外的赵㬎赐死。这首绝命诗只有二十个字：

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

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

赵㬎和他的宋朝，再也没有归来。

供稿：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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