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两兄弟同年高考，哥哥本科退休3500，弟弟专科退休10000

上海两兄弟同年高考，哥哥本科退休3500，弟弟专科退休10000

我叫陈家骏，今年六十五岁，上海人，住在杨浦一个老工人新村的三楼。我要讲的事，是我们陈家两兄弟的事，也是我这辈子越想越不是滋味、又越想越明白的事。我和我弟弟家麟，同一年参加高考，我考上了本科，他落进了专科。三十多年过去，如今我退休金三千五，他退休金一万出头。这个数一摆出来，亲戚圈里炸了锅，都说读了书反倒吃了亏。这话对不对？我起初也觉得对，现在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且听我从头讲。

我们家在杨浦的工人新村，父亲是纺织厂的老保全工，母亲在菜场卖了半辈子鱼。我们家有两个孩子，我和家麟，我比他大一岁半，我们同一年高考，因为他是跳级考的。我弟弟从小脑子就好，好到什么程度？小学三年级，他在弄堂口摆摊帮人修半导体，收五分钱一根，修不好的不收钱。弄堂里的爷叔们都说，陈家这小的，将来是吃技术饭的料。

可我弟弟有个毛病，偏科偏到天上去了。数学、物理，闭着眼睛考满分；英语、语文，尤其是英语，怎么都学不进去。他说英语单词像一把抓散了的芝麻，捡起这粒掉了那粒。1984年我们高考，我考进了上海一所大学的机械系本科，弟弟差了十一分，进了冶金专科学校，专科，学的是电气自动化。

放榜那几天，是我们家气氛最怪的日子。父亲摆了一桌酒，来贺我。酒过三巡，亲戚们你一言我一语，说的都是“家骏出息了，大学生，国家干部”“家麟可惜了，专科出来还不是进厂当工人”。我看见我弟弟坐在桌子角上，一句话不说，就是扒饭。夜里我起夜，看见他一个人坐在晒台上，就着路灯看一本《晶体管电路》。我说：看什么呢，睡觉了。他说：哥，学校是分了本科专科，电路可不分。电路通了就是通了，不通就是不通，它不管你是本科还是专科。

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因为后来的三十年，就是这句话一个字一个字应验的过程。

先说我。我本科毕业，进了家国营的大厂，那时候叫进了“全民单位”，全家人与有荣焉。我在技术科画图纸，一画十年。我这个人，说句自我检讨的话，是那种典型的“好学生心态”：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让怎么干就怎么干，从不多问一句为什么。厂里效益好的那些年，我的日子安稳得像温吞水。九十年代中期，厂子不行了，两次“结构调整”，我因为老实、因为资历，都没轮到我，后来厂子整体并进一家大集团，我跟着进了集团下面一个子公司做行政。我这一辈子，没下过海，没换过轨，没敢动一步。为什么？因为我是“本科生”，我有身份包袱。我心里始终有个声音：我一个堂堂本科生，怎么能去干个体？怎么能去私企看人脸色？这个包袱，我背了一辈子。

我的社保，就是随着这些单位交的。国营厂那些年，交得低；后来子公司，效益平平，一直按最低标准附近交。我自己从来不上心，觉得社保是单位的事，是国家的事，天上掉下来的退休金，还能亏了我这个大学生不成？

再说我弟弟。他专科毕业，被分到宝钢下面一个配套厂，当电气技术员。厂里老师傅一开始看不起这个“专科生”，说书念得少。结果三个月，厂里一台进口的连铸设备出毛病，德国专家要等两个星期才到，一天停产损失几十万。我弟弟跟厂长立了军令状，带着图纸在机器边上守了两天两夜，第三天早上，机器转起来了。他后来跟我说：哥，那两天我就明白了我这辈子该干什么。图纸是洋文我看不懂，可电路是我妈生我的时候就带来的话，我听得懂。

从那以后，我弟弟的路，一步一步，全是靠自己啃出来的。他考了电工证、考了高级工、考了技师、考了高级技师。九十年代末，厂里效益也不好，一批一批裁人。他没等厂里裁，自己走了。他跟我说：哥，我算了一笔账，我这双手，会修连铸机、修轧机，全国钢厂几十家，我不愁饭吃，我愁的是这双手只值一份死工资。他先是跟着一个工程队走南闯北做设备检修，后来被一家民营钢厂整建制挖走，当了设备部长，再后来，江苏一家重型企业请他做总工，工资一年一年往上翻。最要紧的是，那些年他跳来跳去，社保从来不断。他自己跟我说过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哥，我跳一次槽，第一件事就是问清社保公积金按什么基数交。人家说按最低交，我扭头就走。为啥？我这是给自己养老存本钱，这个钱，一分都不能含糊。

他四十岁那年评上了高级技师，后来又评上了“首席技师”，带徒弟。他跟我说：哥，你不知道，现在高级技工比研究生还金贵。我这些徒弟，一个一个月薪比我当年翻了几十倍。我们这种人，学校不认，市场认。

真正拉开差距的，是社保的基数。我按最低标准附近交了半辈子，他按高基数交了二十多年，他的企业年金、他的职称补贴、后来他又以“高技能人才”身份延聘了五年，多交了五年。这几样东西加在一起，滚到退休那天，就成了那个数：我三千五，他一万零几百。

去年春节，家族聚餐，表妹不知怎么把这茬挑出来了，当着一桌子人说：家骏哥哥，侬讲讲看，读了本科哪能哪能，退休金只有家麟一半还不到，书是不是白读了？

一桌子人安静下来，都看我。我弟弟急了，刚要开口，我摆手拦住了他。我说：让我自己讲，这个事，我最近想得透透的。

我说：第一，退休金这笔账，不是读书的账，是社保缴费的账。谁按什么基数、交了多少年，退休金就是多少，它不管你是本科专科，不管你是硕士文盲。我弟弟交得高、交得久，他拿一万，天经地义；我交得低，我拿三千五，也是天经地义。这笔账，我认。

第二，我说，真正要反思的不是“读书有没有用”，是我们两个人对“读书”这两个字的理解不一样。我读书，读的是文凭，读的是身份，读完出来，把书一合，靠文凭吃了一辈子安稳饭，也受了一辈子文凭的束缚——不敢动，不肯动，觉得一动就“亏了”。我弟弟读书，读的是本事。文凭到专科为止，本事却一天没停过长。你们看他一屋子的证书，从电工证到高级技师，那也是读书，那是往自己身上读书。我读的书在纸上，他读的书在手上。

第三，我说到最疼的地方了。我说：要说不服，我真正不服的，不是弟弟拿得多，是我们这一代人里，像他那样的人太少了，像他那样的路太窄了。当年我们弄堂里，跟我弟弟一样手巧的孩子有好几个，都是好苗子。可那时候的风气，成绩不好才去读技校、读专科，考进去了，家长叹气，孩子自己先把自己看扁了，混三年出来，手上没真本事，心里又存着委屈，一路糊下来，糊到四五十岁，下岗的下岗，打零工的打零工。他们不是败给了手艺，是败给了那股“万般皆下品”的风气。我弟弟难得就难得在，他没被这股风气扑灭，他说“电路不分本科专科”，这话是一个十八岁的落榜生说的，我到现在都服气。

那天饭桌上，我父亲的老工友，九十岁的王家爷叔，颤颤巍巍说了一句话：家骏啊，侬爷当年在厂里也是八级钳工，工资比厂长还高。后头风向变了，做工的人抬不起头了。我看，风向又要回去了。啥辰光社会承认，读书是各人有各人的读法，做工也是正经本事，这社会才算真的进步了。

老爷子这话，说得一桌子人点头。

再说说退休以后的日子。我三千五，在上海，过日子紧巴巴。好在我没贷款，房子是父母留下的老工房，我老伴退休金也三千多，两个人七千块，菜场买菜、看看毛病，也就够了。我弟弟不一样，他一万出头，又留着江苏那边的房，儿子早给他在松江买了电梯房，他退休了比上班还忙——被三家企业返聘当技术顾问，一个星期去转两天，人家管接送管饭，出一次现场另外算钱。我说你退休金都一万了还折腾什么？他说：哥，不是钱的事。我这套手艺，厂里几百号人的饭碗指着我这份经验保着，徒弟里有三个还没出师。机器这东西，趁我脑子还转得动，我多带一个是一个。

不过话说回来，我弟弟这个人，对我这个哥哥，是真心好。这些年家里大事小事，他从来没让钱在我面前扎过眼。前年我老伴开刀，他第二天就把钱打过来了，我不要，他说：哥，你别跟我算这个。当年我落榜，全家饭桌上就你一个人没说我是“可惜了”，你跟我说，你那个大学的图书馆，书随便看，让我多去混。我在你那儿住了两个暑假，把你们机械系的书翻了个遍。哥，我的底子，有一半是在你的图书馆里打的。你还记得吧，你把你的借书证借给我用了半年。

我当然记得。那个借书证，蓝色的塑料皮，我用牛皮纸给他包了一层。可我没想到，他把这事记了四十年。

今年清明，我们哥俩去给父母上坟。回来的路上，路过一个职业学校的工地，新起的大楼，门口挂着“智能制造实训中心”的牌子。我弟弟停下来看了很久，说：哥，你看，现在这学校盖得比你们大学还漂亮。我孙子，我儿媳妇问我，说将来孩子要是动手厉害、读书一般，走不走技术这条路？我脱口就说：走。怎么不走？爷爷我就是这条路走出来的。这条路不好走，但只要人肯把手艺当回事，社会早晚把手艺当回事。

我站在他旁边，看着那个崭新的牌子，心里头五味杂陈。我想起1984年那个夏天，晒台上的路灯，一个十八岁的少年，就着灯光看《晶体管电路》，跟他的哥哥说：哥，电路不分本科专科。

四十年过去了，电路还是不分本科专科，退休金分了。可退休金分出来的那个差距，追到根子上，不是文凭的差距，是一个人把自己手上的书、读了四十年的差距。

我要对年轻人说的就一句话：文凭要读，本事更要读。文凭是别人发给你的，本事是长在你自己身上的；文凭定你的起点，本事定你的终点。还有，社保这东西，年轻时候多上一点心，那不是扣你的钱，那是你自己的老年，一分一厘，都是你将来坐在家里，每个月准时到账的底气。

我叫陈家骏，本科生，退休金三千五。我不羡慕我弟弟的一万块——不，说句实话，我羡慕。但我更敬他。我敬的是那个在晒台上不认命的少年，和后来四十年，一天都没有放下手里的书和手里的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