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真相，从上海传出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时，提出这个设问。他接着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之所以能产生深远影响，离不开有力的传播。

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科研处处长马婉介绍：1934年，中央红军踏上长征征途后，远在黄浦江畔的一批党员与进步人士以笔为炬，担当起长征故事的传播者。陈云在上海动笔撰写《随军西行见闻录》，第一次向世界介绍红军长征；黄镇的长征速写在上海经阿英（钱杏邨）整理编辑，形成我国第一部长征美术作品集《西行漫画》；复社出版《西行漫记》中文全译本，掀起阅读热潮。

一份份手稿、一页页书刊、一幅幅速写，见证上海在长征叙事传播中独一无二的历史角色。

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

“这些名闻全国的赤色要人，我初以为凶暴异常，岂知一见之后，大出意外。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状甚忙碌。我入室为之诊病时，仍在执笔批阅军报，见到我，方搁笔，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

这段关于毛泽东、朱德等人的生动描述，出自1936年3月在法国巴黎《全民月刊》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作者署名“廉臣”，文末注明创作时间为“廿四年八月于沪滨”，即1935年8月写于上海。1936年7月，莫斯科出版该书单行本，这是最早由长征亲历者撰写、记述红军长征历程的公开出版物。

后来我们知道了，“廉臣”就是陈云。

1930年代的陈云。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35年6月，中共中央派陈云前往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陈云辗转抵达上海后，因为刚刚经历长征，一些难忘的场景还不断在脑海中盘旋，他便拿起笔来，开始写作行军见闻。为便于流传，他假托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视角展开叙述。全文不虚构夸大，不偏激褒贬，让读者身临其境感受到红军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与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

《随军西行见闻录》单行本推出之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已经深入陕甘宁根据地，开始长达4个月的采访。后来的故事众所周知——《红星照耀中国》问世了，1937年10月在英国首版，引起巨大反响。

1938年2月，由共产党人在沪创办的复社翻译出版该书，为了掩敌耳目，将书名译成《西行漫记》。它“像烟火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半年内再版5次，印数高达8万册。如今上海市档案馆馆藏的两版《西行漫记》，发行时间只相差了10天。

《西行漫记》，上海市档案馆藏。周昱帆 摄

也是这一年，在上海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的阿英收到了25幅照片。“我内心的喜悦和激动，真是任何样的语言文字，都不足以形容。”令他如此雀跃的这组照片，翻拍自黄镇在长征途中边走边画的漫画作品。

黄镇曾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和上海新华艺术学校，长征中担任军委纵队政治部宣传科长。沿途所见英雄的壮举、动人的事迹，都激起了他的灵感。他的速写本攒了四五百张，大部分在战火中丢失，只剩25幅被拍成照片底片带出陕北。照片经阿英之手编印出版，这就是《西行漫画》。

《西行漫画》中关于“贵州四川一带的干人儿”的速写，上海市档案馆藏。周昱帆 摄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在上海创作、出版、刊发的长征作品远不止这些。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仅月余，在上海发行的共青团江苏省委机关报《少年真理报》就登载了《远征军向湘粤桂挺进中》，报道中央红军在湘、粤等地的军事行动，并提及“各地劳苦民众皆结队欢迎”；“红色牧师”董健吾化名“幽谷”，在上海文史半月刊《逸经》发表《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时间比《西行漫记》中译本还早半年多……

世界，就是这样一点点知道长征的。

革命理想高于天。再大的牺牲，也不能阻止红军将士前进的脚步；纵有重重封锁，长征真相依然冲破阻隔、广为传播。

为什么是上海

鲜为人知的是，《西行漫记》《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的许多关键素材来自同一部书，即《红军长征记》，又名《二万五千里》。

《红军长征记》是毛泽东1936年组织编写的一部长征回忆录汇编，至1937年2月底编辑成册，共收入110篇文章，30余万字。有学者指出，这是迄今为止所有长征回忆文本的最初形态和材料之“源”。所有作者都是长征亲历者，既有董必武这样的创党前辈，又有陆定一、舒同等党内文人，更多的是红军将士，留下了最为鲜活感人的篇章。

绿色的马兰纸护封早已残破，内页墨迹日渐淡化……今天，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就珍藏着一份《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这份誊清稿原由冯雪峰负责在上海出版，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上海作为长征故事早期传播主阵地的实证之一。

根据上海鲁迅纪念馆珍藏的誉清稿本，于2006年影印出版的《二万五千里》。

为什么是上海？

上海市档案馆整理编目部工作人员刘伟说，这首先是因为上海“一市三治”特殊的政治格局。彼时，华界、公共租界以及法租界是三个相对独立的管理体系，各自为政、互不统辖。就像几块拼图拼在一起，始终会有缝隙——在国民党统治难以完全渗透的政治缝隙里，长征故事找到了传播空间。

同时，上海是中国近代新闻出版业的中心。20世纪30年代统计数据显示，上海拥有全国半数以上的通讯社和期刊，这为长征故事提供了丰富的传播渠道。

“上海包容开放的城市文化氛围，吸引四面八方的进步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国际友人云集于此。这些人的存在，让长征故事的宣传有了不同的视角，也有了不同的传播方式。”刘伟说。

比如，1936年11月14日、21日，斯诺将自己与毛泽东一问一答的采访记录整理后，以《毛泽东访问记》为题，在美国人办的上海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首先连载发表，并配发了他拍摄的那幅毛泽东头戴八角红星帽的著名照片。这是《西行漫记》部分内容的最初披露。

1936年11月14日，《密勒氏评论报》刊登斯诺与毛泽东的谈话。 资料图片

斯诺为何会选择《密勒氏评论报》？上海市档案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档案专家邢建榕分析，很大原因在于他与《密勒氏评论报》老板兼总编鲍威尔关系密切，该报创始人密勒氏和继任者鲍威尔均是美国人，而且与斯诺同为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校友，斯诺来上海后曾担任过鲍威尔助理一职。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长征的一幕幕就这样串联起来，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

打破封锁，争取人心，开启新局

长征期间，身在上海的鲁迅也一直关注着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他曾与茅盾联名给红军发去贺电，还搜集了很多材料，预备写一本关于红军的文学作品。在他看来，这将比苏联著名的《铁流》更加有趣。

随着他的溘然长逝，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但可以想见，鲁迅掌握的大部分材料一定是在上海出版的。也正是通过这些出版物，包括他在内的越来越多人得以窥见红色中国的真实面貌，了解到红军是一支有理想信念、与人民血脉相连的革命军队：

“他们手足断裂了，头脸破烂了，身体炸伤了，他们的鲜血仍在不断地流，然而在同志们安慰时，仍表现他们为革命的决心，不因其负伤而稍减其坚决的志气。”

“赤军军官之日常生活真是与兵士同甘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兵士，饮食一律平等。赤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兵士相同，故朱德有‘火夫头’之称。不知者不识谁为军长，谁为师长。”

不局限于自辩或叫阵，从亲历者回忆到旁观者描述，一切语言都建立在事实之上。

在近乎绝境的历史境遇中，红军展现出的不屈意志、集体担当与必胜信念，通过文字等形式传播开来，彻底打破了国民党政府对红色政权的信息垄断与造谣污蔑，进而让更多人心生向往，投身革命洪流。

白求恩致信友人：“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

这是一种超越意识形态与文明差异的精神伟力。数十年过去，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仍感慨：“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的。”

《逸经》“今代史料”栏目在1937年7月5日刊登的《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新华社记者刘颖 摄

就在《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发表两天后，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正面形象旋即在国民党统治区引发更深层的反响，为全民族抗战奠定了重要的社会舆论基础，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赢得了广泛的国内和国际支持。

“没有长征，也许就没有抗战。”1937年11月，上海光明书局印行的《第八路军行军记·长征时代》做出这样的判断。

上海积极传播长征真相，不仅在当时打破了封锁、争取了人心，还在更长时段内影响了历史的走向。

正如毛泽东所言，“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本文由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指导，上海市档案局（馆）提供支持）

原标题：《红军长征真相，从上海传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