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9月，北京双清别墅，毛泽东与黄炎培彻夜长谈。新政权即将成立，许多人都在讨论职位安排，黄炎培却对副总理一职迟迟不肯点头。对他来说，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任命，而是要不要改变自己一生处世原则的选择。
黄炎培早年中过举人，却始终没有走上仕途。外祖父曾告诫后辈，不要把做官当成人生出路，安安稳稳教书，同样可以立身。黄炎培受此影响很深，后来回忆往事时，对自己参加科举还曾流露出悔意。
辛亥革命后，黄炎培进入江苏教育系统，担任教育方面的行政职务。他并非没有能力做官，恰恰相反，他在江苏推动职业教育，创办学校，培养技术人才，影响远远超出一纸任命。只是他始终认为，职位是办事的工具，不能变成个人谋求地位的阶梯。
袁世凯曾通过共同的老师请他出面做事，黄炎培婉言谢绝。袁世凯对此颇为不满，曾感叹江苏人“与官不做，遇事生风”。1922年，黎元洪任大总统时，也有意请黄炎培担任教育总长，他仍然没有接受。后来南京政府再次提出类似邀请，黄炎培依旧选择退让。
有意思的是，黄炎培拒绝的并不是教育事业，而是旧式官场。他愿意为学校奔走，为教师呼吁，为职业教育筹款，却不愿把自己束缚在派系和权力关系中。这种性格，后来成为他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重要基础。
1938年，黄炎培在重庆与周恩来相识。一个是年长二十岁的教育家，一个是中共中央的重要领导人，身份和经历并不相同，交往却很快深入。抗战形势恶化后，周恩来推动各界民主人士加强合作，黄炎培逐渐成为其中的重要联络者。
皖南事变后，政治空气更加紧张。黄炎培经常同周恩来交换意见，对国民党当局制造的所谓“反共”议题保持警惕。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黄炎培后来担任第一任主席。民盟拒绝参加国民党单方面推动的“国民大会”，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与中共合作、共同反对内战的政治立场。
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毛泽东到机场迎接时，曾笑着说：“我们可有二十多年不见了！”黄炎培感到诧异：“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毛泽东解释，早年黄炎培在上海欢迎杜威的会上发表演说，自己曾坐在台下听讲。这个细节，让黄炎培意识到两人虽初次相见，彼此的道路早已有过交集。
五天延安之行，对黄炎培影响很大。他回到国统区后写成《延安归来》，如实记录所见所闻，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那次访问并没有让他立即成为某种政治身份的人，却使他对共产党人的组织作风、军民关系和政治主张有了更直接的判断。
1949年初，上海局势日益紧张。黄炎培被列入国民党特务重点监视对象，安全北上并不容易。地下党借助王艮仲农场举办活动的机会，安排黄炎培一家在特务眼皮底下脱身，随后经香港、天津前往北平。这场行动没有枪声，却体现了当时地下交通工作的缜密。
黄炎培抵达北平时，正值中共中央机关进城前后。毛泽东邀请他商谈新政府工作，希望他负责联系民族工商业，并考虑出任副总理。黄炎培愿意把多年积累的人脉和经验交给国家，却仍对“做官”二字有所顾虑，担心自己重走旧式仕途的道路。
毛泽东了解他的脾气，没有继续当面施压，只说了一句：“恩来去劝劝。”周恩来随后登门，两人谈了很久。周恩来说：“这不是旧社会做官，是人民政府做事，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切中了黄炎培的心结。
黄炎培最终接受任命。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他以71周岁之龄出任政务院副总理，成为四位副总理之一。儿子问他年过七十为何还要做官，他回答：“人民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不应该不做。”
任职之后，黄炎培把自己的学校、图书馆和出版事业陆续交给国家，转而投入政务院相关工作。他熟悉教育，也熟悉工商界，能够把知识界、实业界的实际困难带到政府讨论中。说话直，是他的特点；敢于提出尖锐意见，也是他获得周恩来信任的原因。
黄炎培这次改变，并非放弃“不为个人做官”的原则，而是重新解释了“做官”二字。旧官场讲究个人升迁，人民政府要求承担公共责任。正因为分清了这层差别，他才在晚年接受了那份沉甸甸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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