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1934年6月，松桃甘龙的苞谷才长到膝盖高，山里开进来一支穿灰布衣裳的队伍。
寨子里的人先把门掩了，躲在门背后往外看。早些年过兵，牲口牵走，锅碗砸烂，姑娘家不敢出门。这回不同，队伍到了寨口就停下，当官的站在石头上讲话，说的是苗话，虽不大顺溜，意思却听得明白：红军不拿百姓一针一线，打的是豪绅恶霸，护的是受苦的苗家。
岩生的爹前年病死了，只剩她一个人拉扯着儿子。儿子12岁，小名岩生，寨里人都顺着孩子叫她岩生妈。她把岩生塞进红苕窖，自己抱着一篓洋芋站在灶房门口，看那支队伍挨家挨户地扫院坝、挑水。
一个兵来讨水喝。喝完了，从怀里摸出两块铜板，搁在门槛上。岩生妈摆手——她的汉话说不好。那兵笑了笑，把铜板按进她手心，一字一句地说：“大嫂，钱要给。”
岩生妈捏着那两块铜板，手心发烫。活了大半辈子，头一回见当兵的要给钱。
队伍在寨里住下了。祠堂前的院坝扫得干干净净，红军在那里摆开桌子，把从豪绅家抄出来的谷子、衣裳一件件放上去，招呼穷人来领。寨里的老人都说，红军来了好，肚皮饿了有人管，衣裳破了有人补。
那几日，祠堂的墙上天天有人写字。红军里识字的兵提着一桶白石灰浆，拿稻草扎成的大笔，往墙上一笔一笔地描。字很大，一个字有半张门板那么宽。
岩生妈从墙根下过，站着看。她不认得字，可她觉得那些字好看——横是横，竖是竖，方方正正，像寨门口那棵老枫树一样直。
写字的兵见她看得出神，放下笔，指着墙，一字一字地念：
“中国红军——保护——苗家——工农——群众。”
念完，他说：“老乡，这是红军给苗家的话。红军和苗家，是一家人。”
岩生妈听懂了。她点点头，把那行字的样子记在心里。她认不得，可她记住了那一横一竖的排法，记住了它挂在墙上的哪一节。
入了秋，红军要走。走的头一晚，寨子里的火塘烧得旺旺的，家家拿糯米、酸汤出来送队伍。
岩生妈把一只银镯子摘下来——那是她出嫁时的陪嫁，本想着留给岩生将来娶媳妇。她要拿去送给红军。
到了祠堂前，见岩生已经站在队伍里了。12岁的娃娃，肩上一杆红缨枪，腰杆挺得笔直。
岩生妈把银镯子往他怀里塞，岩生不要，推回来。他说：“妈，红军要开到很远的地方去打坏人，打完了我就回来。”
岩生妈问：“几时回来？”
岩生想了想，抬手一指祠堂的墙：“等墙上那几个字还在，我就回来。”
天没亮，红军就开拔了。队伍翻过山梁，红缨枪的尖儿在林子里晃，一晃就看不见了。
红军走不到两个月，保安团进了寨。领头的看着祠堂的墙说：“这是赤匪的字，铲了。”
寨里没人敢挡。岩生妈半夜里起来，抱着一堆稀泥，摸到墙根下，把那行字一点一点糊上。泥是和好的，掺了稻草，抹上墙，干了就是墙本来的颜色。
第二天保安团来铲，墙上只剩一片泥，寻不见一个字，骂了几句，走了。
那面墙就这么糊着。一年又一年，风吹雨打，泥皮一层一层往下掉。岩生妈每年开春都去补一回，补完了，坐在墙根下看那面墙，看到日头偏西。
有人劝她：“你儿子怕是不回来了。”她不答话，只是摇头。
后来解放了。岩生还是没回来。寨里传话的人说，当年跟着红军走的那批娃娃，好些都牺牲在外头了，认不出哪一个是他。
她没有哭。她照样年年去补那面墙。
1958年，寨里翻修祠堂。泥水匠刮墙皮，刮到东边那堵墙，刮出一层白石灰来。再往下刮，刮出一行字——淡了，也缺了角，可那横竖还在，像寨门口那棵老枫树一样直。
后生们都围过来看，说：“这是啥字？”
那时岩生妈已经很老了，眼睛也花。她拄着竹杖，慢慢挪到墙根下，伸手一个字一个字地摸过去。
她说：“中国红军保护苗家工农群众。”
后生们问她：“嬢嬢，你几时识的字？”
她说：“我不识字。我就认得这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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