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六十六岁,不知道还能活多久,从今天起,决定换一种活法
我叫吴德昌,今年六十六,属鼠的,生在苏北一个小县城,一辈子没离开过这片地方。退休前在县水利工程队做施工员,跑了三十几年工地,五十岁那年查出来血压高,五十八岁那年膝盖不行了,蹲不下去,六十二岁那年冬天摔了一跤,肋条断了两根,在医院躺了十一天。
我老伴叫秦素芬,比我小三岁,原来是县棉纺厂的挡车工,退休以后在家给我做饭、给我洗衣服。我们有一个儿子,在苏州,做软件,一年回来两趟,春节一趟,中秋一趟。
我这辈子跟大多数人一样:干活,攒钱,供孩子读书,给孩子结婚,然后老了。
要说清楚我今天的决定,得先说说昨天。
昨天是十月十八,礼拜六。早上六点我就醒了,我这些年起得早,醒了也躺着,躺到七点。七点起来,洗漱,吃药——一天吃四种药,早上三种,晚上一种。药摆在餐桌上的一个小塑料盒里,七个格子,上面写着周一到周日,是我老伴给我分的,分了六年了。
吃完药,我坐在阳台上。阳台朝东,早上有一点太阳。我坐了大概二十分钟,看着楼下那排树。树底下有几个老人在打拳,我认识两个,一个是原来粮站的,一个是原来医院的。他们打得很慢,我看了六年,一直没有下去过。
上午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买菜买了二十年,都是我买。我买菜有个习惯:先绕一圈,把价钱问遍了,再回来买最便宜的那家。昨天我买了两个萝卜、一把青菜、一块豆腐、一条小鱼,一共花了二十三块六。回来的路上我碰见老赵,他比我大两岁,我们年轻的时候在一个工程队。他说他要去公园看人下棋,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回家还有事。其实我没什么事。
中午我老伴做的饭。吃饭的时候她说了句话,说下个月她妹妹家的孩子结婚,要随礼,问我随多少。我说六百。她说是不是少了点,人家前年给我们儿子结婚随了八百。我说那就八百。她说行。
下午我睡了一觉,睡到三点。起来以后坐在客厅看电视,看了一个讲养生的节目,又看了一个讲抗战的电视剧。看到五点,我老伴去厨房做饭,我在客厅坐着。
晚上吃完饭,我下楼扔垃圾。扔完垃圾我在楼下站了一会儿,看见小区门口那家水果店还开着。我进去看了眼,苹果六块八一斤。我出来了。
回来以后洗脚、吃药、上床。躺下以后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我今天一整天,除了买菜那一趟,没有下过楼;除了跟我老伴说了两句话——一句六百,一句八百——我跟任何人没有说过话。
我躺在被窝里,忽然有点慌。不是怕死,是怕这个样子一直过下去。
我想起来我年轻时候的一些事。我二十几岁在水利队,跑工地,跑遍了县里每一个乡镇。那时候我会写点东西,工地上办黑板报,都是我写。我字写得还行,队里的奖状也是我写。我在三十岁那年买过一个口琴,吹过两年,后来不知道放到哪儿去了。我那时候还想过要去一趟泰山,我们工程队有个老陈去过,回来说起山顶那个日出,说了三天。
这些事,我几十年没想起来过。昨天晚上想起来的,一件一件,像从箱底翻出来的。
我今天早上起来,做了一个决定。
我跟我老伴说了。我说:“素芬,我想换个活法。”
她正在擦桌子,抬头看我:“换什么活法?”
我说:“我不知道还能活多久。医生说不准,我自己也不知道。可我知道一件事——我要是还按这个样子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跟一天一样,那我活到八十和活到七十,其实是一样的。”
她把抹布放下,看着我,没说话。
我说:“我从今天起,有六件事,我不干了。”
她问:“哪六件?”
我说:“第一,我不再为了省几毛钱绕菜市场一圈。以后我想吃什么就买,谁家近就去谁家,不问第二家。”
她笑了一下:“你这二十年省下的钱,够干啥的。”
我说:“第二,我不再攒那些用不上的东西。家里那间储藏室,纸箱堆到房顶,里面全是些旧瓶子、旧报纸、坏了的小电器。这个月我全清了。”
她说:“那些是你攒的,你清。”
我说:“第三,我以后有话直接说。我跟我儿子一年通不了几个电话,每次都是他问一句我答一句。以后我不这样了。”
她说:“那你要说什么。”
我说:“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想告诉他,我这辈子去过哪儿,没去过哪儿;我吹过口琴,写过黑板报;我想去一趟泰山,我这辈子没去过。”
她沉默了一下。
我说:“第四,我不再跟人比随礼。谁家孩子结婚,我随多少,是我自己的心意,不是账。八百就八百,六百就六百,我不再算人家前年给了多少。”
她“嗯”了一声。
我说:“第五,我每天下楼。不是扔垃圾,是下去走。他们打拳那个地方,我看了六年,明天我下去。”
她说:“你膝盖不行。”
我说:“我慢慢走。”
我说:“第六,也是最重要的一件——我不再等。”
她问:“等什么?”
我说:“等我儿子回来,等过年,等身体好一点,等天气好一点,等孙子放假,等这个,等那个。我这六十六年,等掉的东西太多了。我等退休,退了;等孩子长大,大了;等孩子结婚,结了;等孙子出生,生了。现在我在等什么?我在等死。这个我不等了。”
她走到沙发那儿坐下来,眼睛有点红,说:“你这话说得吓人。”
我说:“我说的是实话。”
她坐着,过了一会儿说:“那你要干什么?”
我说:“我明天先干三件事:去把那间储藏室清出来;去楼下跟他们打拳的打个招呼;去找找我的口琴。”
她说:“口琴早就没了。”
我说:“我去买一个。三十块钱的东西,我买。”
今天上午,我把那间储藏室清了。清出来三十几个纸箱,旧报纸两百来斤,废瓶子几十个,还有一个坏了的热水壶、一台不转的电风扇。我把能卖的卖了,一共卖了四十七块钱。剩下的让社区的人来拉走了。储藏室空出来以后,能放一辆自行车。我站在门口看了很久。
中午我出去买了一把口琴,三十六块。我在乐器店门口试了一下,我吹了一声,声音出不来,那个卖东西的年轻人教了我一下。我拿着那把口琴走回家,一路上都在口袋里捂着。
下午三点,我下楼了。
楼下那排树底下,那几个打拳的还在。我站在边上看了两分钟。那个原来粮站的老孙看见我了,停下来说:“老吴,下来啦?”
我说:“下来看看。”
他说:“你一站就是六年,今天怎么下来了。”
我说:“我看了六年,今天下来学。”
他们笑了,让我站到中间,教了我两个动作。我做得不好,膝盖确实不行,蹲不下去。老孙说:“你别蹲,你就站着比划。”
我站着比划了一刻钟,身上出了点汗。
晚上我给我儿子打了个电话。他接了,说:“爸,怎么了?”
我说:“没事,我跟你说几句话。”
我把我这六十六年的事说了一点——我说我年轻的时候在水利队跑工地,我说我字写得还行,我说我想去一趟泰山,我这辈子没去过。我说我买了一把口琴。
他那边安静了一下,然后说:“爸,你要去泰山啊?我陪你去。”
我说:“你忙你的,我自己能去。我就是想告诉你。”
他说:“那你什么时候去?跟我说一声。”
我说:“等天气凉一点。”
挂了电话,我坐在客厅里,我老伴在旁边择菜。她问:“你跟儿子说什么了?”
我说:“说了点以前的事。”
她说:“他怎么说?”
我说:“他说陪我去泰山。”
她停了一下,说:“那你去呗。”
我说:“去。”
今天晚上我把药吃了,还是那四种药。药没变,日子也没怎么变。可我心里有一件事变了:我以前每天早上吃那四种药,是为了多活几年;从今天起,我吃那四种药,是为了把这几年活成我自己的。
我不知道还能活多久。我可能是五年,可能是十年,也可能是明天。我不知道。我能知道的是,我今天吹了一声口琴,那个声音很难听;我今天站在一群打拳的老人中间,比划了一刻钟;我今天告诉我儿子,我这辈子想去泰山。
这些事都不大,可它们是我自己挑的。
我这辈子活得不算差,也没干什么坏事。我只是活得太小心了。小心到最后,一天和一天长得一模一样,一年和一年长得一模一样。我今天把它挑开了。
明天早上我还要吃药,还要去菜市场。不过明天我不绕圈了,哪家近我去哪家。回来以后,我要把那把口琴拿出来,照着手机上的视频,吹一句最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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