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春,朝鲜清川江一带,洪学智面对一份又一份运输车辆被炸毁的报告,盯着地图沉默了很久。山路被炸断,桥梁被炸塌,白天车辆不敢出动,夜间行车又常常遭到空中侦察。前线部队有枪有兵,却可能因为几箱弹药、几袋粮食送不到而停下进攻。
这不是普通的运输困难。志愿军入朝初期,后勤体系尚在建立,汽车数量有限,油料、轮胎和修理器材也十分紧缺。部队每次发动较大规模行动,都必须考虑物资能够支撑多久。美军很快摸清了这个规律,判断志愿军的攻势往往难以长期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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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战役后,美军调整空中作战方式,把大量飞机用于破坏志愿军后方交通线。铁路、桥梁、公路和仓库,都是轰炸目标。只要发现道路上出现车队,战斗机便俯冲攻击。朝鲜半岛山地多、道路窄,运输车辆一旦被击中,后面的车也很难迅速脱离。
1951年4月,洪学智回国汇报后勤情况,提出建立统一的志愿军后方指挥机构。周恩来同意了这一方案。随后,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成立,洪学智受命担任后勤司令员,负责把分散的运输、仓储、救护和物资管理逐步统合起来。
这个任命并不轻松。洪学智原本是军事干部,并不愿意离开作战指挥岗位。他担心自己过去的后勤工作没有做好,承担不起如此重任。彭德怀劝了几次,他仍然犹豫。彭德怀只好把话挑明:“你不干,我来干后勤。”洪学智这才接受,并提出工作做不好就及时调整,回国后也不要把他固定成后勤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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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手之后,洪学智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单一办法上。他一面组织抢修道路、桥梁和铁路,一面把运输队拆成小股,改变出车时间和路线,还要求车辆进入山沟后尽量隐蔽。白天不能运,就利用阴雨、云雾和夜色;大车不能走,就改用骡马、担架和人力接力。
有意思的是,真正打破僵局的办法,来自对敌方心理的利用。洪学智发现,美军飞行员最看重的是“看见目标就攻击”。于是,他让部队搜集废旧车辆,能发动的修一修,不能正常运输的也加以伪装,车上堆放石块、木料或草垛,再盖上篷布,外观尽量做成普通运输车。
这些车辆被安排在容易被侦察发现的路段活动。美军飞机果然频繁俯冲,炸弹落下后,车辆被毁,飞行员便把战果上报。志愿军付出的代价不小,但它换来了一个关键结果:敌方航空兵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却暂时无法确认哪些车是真正运送物资的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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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相关回忆,类似诱导行动曾造成较多车辆损失。彭德怀听到短期内损失上百辆汽车的消息后十分恼火,立即追问原因。洪学智解释说,损失的车辆中有一部分本来就是用来吸引火力的,真正的运输车已经借着敌机转移和判断混乱,分散驶向前方。
彭德怀听完,态度很快改变。他明白,这不是无谓消耗,而是用有限车辆换取运输通道。敌机若不轰炸,可能放过真车;若每次都轰炸,又会把弹药浪费在假目标上。真假交错之后,空袭效率明显下降,志愿军便获得了更大的机动空间。
这种办法不能单独解决全部问题,却改变了双方的攻防关系。美军拥有制空权,志愿军就避免和对方比谁的车辆更多、飞机更强,而是让对方在每一次攻击前都产生疑虑。运输队也随之改变编组,少量车辆、短途接力、分散隐蔽,成为后勤行动中的常态。
汽车之外,朝鲜群众也承担了大量运输任务。许多物资先由车辆送到相对安全的地点,再由担架、牛车和人力推车转运。朝鲜山路崎岖,群众常常天未亮便出发,发现敌机后就躲入沟壑和树林,等空袭过去再继续赶路。后勤因此不再只依靠公路和汽车,而形成了多层次的运输网络。
志愿军还把国内战争中的生产自救经验带到朝鲜。在相对稳定的地域,部队开荒种菜、养猪、制作豆腐,尽量减少对长距离运输的依赖。1952年,第39军等部队曾利用驻地条件开展种植,二线部队的生产规模也不断扩大。粮食、蔬菜和副食品得到一定补充,前线供给压力随之减轻。
从1951年夏季开始,美军持续实施以破坏志愿军后方交通为重点的空中封锁。经过一年左右的较量,铁路、公路屡遭破坏,却始终没有让前线部队完全断粮断弹。1952年6月,美军方面承认,志愿军灵活分散的后勤方式,使大规模空中封锁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硝烟之下,运输车仍在山路间一段段向前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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