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APEC将至，高市担心在深圳遭冷遇，早早把参会门槛甩给国会

大家好，我是小易微风

11月深圳APEC峰会临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一句“国会批准才参会”引发外界热议。

日本法律并无首相出访需国会表决的硬性要求，这番表态更多是预留进退空间。

眼下日本深陷稀土供应链压力、企业破产潮，政坛内部批评声不断，叠加历史认知分歧，这场深圳之行，成了高市早苗对华外交的一次严峻考验。

10月16日，高市早苗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询时表示，如果国会批准，她就出席深圳APEC领导人会议。

消息经由彭博社报道传开后，不少人产生疑问：日本首相出国参加多边会议，是否需要国会事前批准？

首先厘清相关制度：日本首相出国出席国际多边会议，法律层面没有“必须国会事前表决批准”的硬性规定。

日本宪法与国会法中，国会的核心权力集中在立法、预算审议、条约批准、内阁不信任投票等事项，首相出访参会的决定权归属内阁。

长期惯例是首相仅需要向参众两院运营委员会理事会通报出访日程，通报属于政治层面的信息告知，并非行政审批，更不需要国会投票表决。

这套通报机制更多是日本政坛内部的政治协调规则。首相出访前把行程告知两院运营委员会，目的是让国会掌握内阁外事动向，方便在野党监督质询，避免因行程安排引发议会程序争议；如果是紧急外事行程，也存在事后补报的先例。

例如前首相野田佳彦赴梵蒂冈的外事行程，就是采用事后报告的方式，过往首相出访，并不需要提前等待国会签字许可。

那么高市早苗为何特意提及“国会批准”？这里需要理清APEC邀请机制：APEC东道主会通过APEC秘书处，向各成员经济体发出参会邀请，由各经济体自行决定派出哪位代表参会。

国会是否同意出访，并不会影响经济体本身是否收到参会资格；APEC属于经济体论坛，不是主权国家外交会议，成员经济体确定参会代表，是经济体内部事务，但峰会期间双边会晤安排、礼宾事项，需要东道主之间沟通协调。

外界普遍关注的，是峰会期间的配套外交安排：能否安排中日领导人双边会晤、会场相关安排等，都是日本外交团队需要评估的内容。

将国会纳入表述，可以看作一种政治层面的预留空间：如果最终无法成行，可将国内国会意见作为解释理由；如果顺利参会，则可以视为国内政治程序无阻碍。

从日本内阁制的运行逻辑来看，首相由国会提名产生，内阁集体对国会负责；首相的外事行动，始终处于国会监督之下，但监督不等于事前审批。

这也是理解这次表态的核心：不是国会有权拦下首相出国开会，而是首相主动把国内政治分歧纳入对外表态之中，给自己制造进退空间。

高市早苗团队在评估深圳APEC之行时，日本国内经济基本面，是无法回避的背景因素。

先说稀土。根据中国海关公开统计数据：2026年3月、4月，中国对日本稀土出口量同比分别大幅下降88%和82%；用于电动车电机制造的重稀土镝和铽，自2026年1月起对日出口暂停；钇的出口1到4月同比下降九成以上。

日本企业尝试拓展澳大利亚矿源，推进城市矿山资源回收项目；但稀土完整冶炼产业链的全球格局短期难以快速改变，日本想要完全摆脱相关供应链依赖，存在不小难度。

日本储备机制方面，依据日本相关法规，国家战略稀土储备可满足全国约42天消耗，民间企业强制储备可覆盖约18天，两者合计约60天。

大和综合研究所测算，如果长期出现供应中断，会对日本GDP造成负面影响。这一供应链短板，是日本产业界持续关注的议题。

再看本土企业经营情况。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月8号公布数据：2026财年上半年（4到9月），日本负债1000万日元以上企业破产数量为5373家，同比增加3.8%，为2013财年同期最高；破产企业负债总额8561亿日元，同比上升23.5%，破产主体里包含大量员工不足10人的小型餐饮、加工作坊。

企业破产、经营困难，是日元汇率、国内老龄化、内需疲软叠加外部环境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能简单归因于中日双边关系。

但中日贸易体量巨大，近年双边贸易额长期超过3200亿美元，汽车、机械、电子等日本优势产业高度依赖中国市场，日本中小企业也希望双边外交环境保持稳定。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等经济团体，一直持续呼吁改善中日经贸沟通环境，产业界对APEC平台下的经贸交流抱有期待。

除外部经贸压力，日本政坛内部，也出现不少针对高市早苗外交路线的批评声音，批评者既有自民党旧核心成员，也有在野党元老。

今井尚哉曾担任安倍晋三首席秘书官，是安倍政权核心圈内人物，被媒体称为“影子首相”。

9月25日，今井尚哉接受《周刊新潮》专访时提出，高市早苗部分涉台言论“不说为妙，甚至不该讲出口”；他还提出，外交不能抱有遇事单纯依靠盟友保护的心态，美国虽是日本盟友，但凡事依赖盟友并非长久之计。

历史认知议题，仍是中日之间绕不开的关键。10月5日施政演说中，高市早苗将中国定位为“重要合作伙伴”，提及推进“战略互惠关系”；但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质询中，她又提出仅“继承村山谈话中没有争议的部分”。

村山谈话的核心内容，就是对过去殖民统治和侵略历史作出明确道歉；高市早苗早年曾在国会质询中质疑“侵略行为”的定义，2012年还曾批评村山谈话属于“自虐史观”。

如今提出选择性继承，意味着对谈话核心道歉内容持保留态度。

巧合的是，10月11日晚，NHK播出特别节目《靖国神社秘录——空白的战后史》，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1969年内定合祀、1979年才对外公布的全过程。

10月15日，中国外交部就此作出回应，对日本执政者的历史认知提出质问；时间节点叠加之下，外界自然会将这件事，和高市早苗在APEC前夕关于村山谈话的表态放在一起观察。

高市早苗此刻处于两难处境：出席APEC，需要面对复杂的双边外交场景；如果缺席，则会在国内承受外交退缩的质疑。

但两难局面根源，核心还是历史认知与相关涉台言论带来的外交阻碍；这类原则性问题，很难依靠外交话术化解。

去不去深圳APEC，表面看是一次参会与否的选择，本质上，是对日本对华外交原则的一次检验；她如何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过往的政策表态与历史认知立场。

深圳APEC之行，对高市早苗而言，不只是一场多边外交活动，更是一次对华立场大考。

日本国内经济承压、政坛意见分化，而历史认知等原则性分歧，才是横在中日之间的核心障碍。

无论最终参会与否，想要稳定双边关系，不能只靠外交话术，唯有正视历史、恪守共识，才能为经贸合作与地区稳定创造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