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八年夏天,我在城南建材市场后门那家“鸿运面馆”当店长。
说是店长,其实就是个高级打杂的。早上六点半到店,晚上九点半收工,中间除了炒菜不用我动手,下面、收银、排班、进货、对账、应付检查,全是我一个人的事。老板姓周,四十出头,胖,肚子把衬衫扣子撑得有点变形。他很少来店里,来了就坐在靠里的那张小方桌旁,一边剥蒜一边看手机,偶尔抬头扫一眼大厅,像在数人头。
那家店我干了三年,从服务员干到店长,工资从八百涨到两千二。二〇〇八年,两千二在城南不算低,但也不高。我那时候二十六岁,租在城中村一间十平米的房子里,月租一百八,水电另算。房东在楼顶搭了铁皮棚,夏天像蒸笼,冬天像冰窖。我每天最大的盼头就是下班后去巷口买一碗三块钱的凉面,多加一勺辣椒油,坐在路边吃完再回去。
周老板有七个分店,分布在城南、城北和开发区。我一开始只知道城南三家,后来对账的时候看到报表,才发现他盘子铺得比我以为的大得多。那会儿我还挺佩服他,觉得这人没读过什么书,从一家小面馆起家,十几年搞出七个店,确实有本事。
第一次觉得不对劲,是二〇〇八年中秋前。
那天周老板来店里,带了个女人。三十岁左右,穿一件碎花连衣裙,头发挽得挺高,说话声音不大,但语气很笃定。周老板介绍说她姓陈,是新来的店长助理,先跟着我熟悉半个月。
我愣了一下。店里不缺人,排班表上八个人,忙得过来,再塞一个助理进来,工资谁出?但我没问。当店长的第一课就是别多嘴。
陈助理跟了我十二天。她学东西很快,收银、对账、排班,上手就会。但她有个习惯,每天下午四点左右会出去一趟,少则二十分钟,多则一个小时。我问她去哪,她说去银行办事。后来有一次我路过街角那家快捷酒店,看见她从侧门出来,头发有点乱,正在低头整理裙摆。我没停步,走过去了。
第二天周老板来店里,把我叫到后厨,递了根烟。我不抽,他自己点上,靠在灶台边,说:“小陈下个月调去城北店当店长,你这边再招个人。”
我说好。
他抽了两口,又说:“城北那边新盘了个铺子,缺个管事的。你在这边干了三年,辛苦我知道。但城北太远,你住城南,来回跑不现实。以后有机会再说。”
我说好。
那天晚上收工后,我没直接回家,坐在店门口的台阶上抽了根烟——我其实不抽烟,但那天买了一包,五块钱的“红梅”,呛得直咳嗽。我心里清楚,城北那个新店,本来该是我的。城南这家店我管了三年,流水翻了一倍多,排班从来没出过岔子。但周老板把机会给了来了不到半个月的陈助理。
我没觉得不公平。我只是觉得,这事没那么简单。
第二年春天,我调去了城北店。
不是升职,是平调。周老板说城北店缺个有经验的,让我去顶三个月。我去了。城北店的店长姓刘,三十五六岁,短发,走路带风,说话像下命令。她对账目管得很细,每天下班前必须把现金和流水核对三遍,差一毛钱都不行。我去了之后她让我管后厨,自己管前厅和账。
干了两个月,有天晚上盘账,差了三百块。刘店长把收银员小姑娘叫到办公室,关上门说了半小时。小姑娘出来的时候眼睛红的,第二天就没来上班。后来我听后厨的老赵说,那三百块是刘店长自己拿的,她每个月都拿,拿完让收银员背锅。
我没吱声。这种事在餐饮行业不新鲜,但我没想到周老板会不知道。或者他知道,只是不在乎。
三个月期满,我回城南。走之前刘店长请我吃了顿饭,就在城北店隔壁的饺子馆。她喝了点啤酒,脸有点红,说:“你人不错,就是太老实。这行当,老实人吃亏。”
我说:“那怎么办?”
她笑了一下,没回答,低头蘸醋。
那是我第一次从侧面确认,七个分店的女店长,可能都不只是店长。
二〇一〇年,我离开了鸿运面馆。
原因很简单,城南店新来了个店长,姓孙,二十五岁,之前在周老板另一个店里当收银。她来的第一天就改了排班表,把我从早班调到晚班。我说我住得远,晚班回去没公交。她说那你打车,店里有补贴。我说补贴多少,她说一个月一百。我没再说话。
那天晚上我坐在店里擦桌子,擦到一半停下来,把抹布扔进水桶,跟她说我不干了。她有点意外,说你要不要再想想。我说不用了。
周老板第二天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小孙年轻不懂事,你别跟她计较,回来吧。我说算了周哥,我确实想换个环境。他沉默了几秒,说那行,工资给你结到月底。
挂电话之前,他补了一句:“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太认死理。”
我后来想,他说的“认死理”,可能就是指我不愿意装糊涂。
离开鸿运之后,我换了好几个工作。
先是在一家连锁快餐店当副店长,干了半年,发现区域经理和店长有一腿,店长老公还经常来店里吃饭。我装不知道,但每次看见店长老公给店长夹菜,我就觉得嘴里发苦。后来区域经理调走了,店长也被调去了外地,新来的店长是个男的,干了两个月就辞职了,走之前跟我说:“这地方水太深,你也早点走吧。”
我没走。我又干了三个月,直到那家店因为租金涨得太厉害关门。
再后来我去了一家火锅店。老板是个女的,四十多岁,离过婚,自己带着孩子。她对我挺好,让我管后厨。干了半年,有天她喝了酒,在办公室里跟我说,她前夫当年就是跟店里的一个服务员跑了,所以她特别恨那种人。我说这跟我没关系。她说我知道,我就是跟你说说。
第二天她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照常安排工作。但我心里有点别扭,说不上为什么。又干了两个月,我找了个理由辞了。
那几年我换过七八份工作,最长干了一年,最短干了三天。每到一个新地方,我都会先观察:老板跟哪个员工走得近,哪个店长说话特别管用,哪个岗位的人明明能力不行却一直稳如泰山。看明白了,心里就有数了。
二〇一三年,我三十二岁,手里攒了六万块钱。
我媳妇——那时候还是女朋友——跟我说,要不咱们自己开个小店吧。卖早点,或者做快餐,总比你给别人打工强。我算了算账,六万块在城南租个小门面,装修、设备、进货,勉强够,但流动资金就没了。万一前三个月不赚钱,就得借钱过日子。
我想了三天,最后没开。
原因说出来有点可笑。那三天我一直在想一件事:如果我开了店,招了人,我怎么管?
我见过太多老板,管着管着就跟员工管到床上去了。有的是主动的,有的是半推半就,有的是各取所需。周老板七个店七个女店长,快餐店区域经理和店长,火锅店老板前夫和服务员,这些事看多了,我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判断:只要手里有点权,身边又长期围着异性员工,早晚会出事。
我媳妇说你想多了,你什么人我不知道?我说不是我想不想的问题,是环境的问题。你天天跟一个人待在一个屋子里,从早待到晚,她听你的,你管着她,时间长了,边界就模糊了。你觉得你没事,但别人不这么看,你媳妇也不这么看。
她说那你不会招男的?
我说餐饮行业,尤其面点、收银、前厅,大部分是女的。你招男的,人家干两天嫌工资低就走了。
她说那你就别招人,咱俩自己干。
我说咱俩自己干,你怀孕了怎么办?你生孩子那几个月谁看店?请人就得招人,招人就有风险。
她没再说话。
后来我跟我一个老同事喝酒,说起这事。他比我大十岁,在餐饮行业干了二十多年,自己开过店,也关过店。他听完笑了,说你这人就是想太多。你以为那些老板是开店开成那样的?不是。是那些人本来就有那个心思,开店只是给了他们机会。你本来没那个心思,开十个店也没事。
我说那万一呢?
他说万一什么?万一你媳妇不信你?那你不开店她也不信。万一你自己没把持住?那你现在就把持住了?
我被他问住了。
但我还是没开店。
二〇一五年,我进了一家食品公司做区域销售。
不用管店,不用管人,每天跑超市、跑批发市场、跑餐饮客户,月底看业绩。工资不高不低,够生活,剩不下多少,但也不用操太多心。我媳妇在幼儿园当老师,工资也不高,两个人加起来,在城南过日子够了。
那几年我偶尔还会路过鸿运面馆的店。城南那家已经换了招牌,变成了一家奶茶店。城北那家还在,但门头旧了,玻璃上贴着“转让”两个字。周老板的消息我偶尔从老同事嘴里听到,说他把七个店卖了五个,剩下两个让他儿子管着。他儿子我见过一次,二十出头,染着黄头发,坐在店里打游戏,对客人爱答不理。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当年周老板把城北那个店给我,我会不会一直干下去?会不会也变成某个分店的“自己人”?会不会也学会装糊涂,学会拿店里的钱,学会跟收银员搞暧昧?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后来招过两个下属。一个是刚毕业的小姑娘,干了三个月,有天跟我说她男朋友不让她干了,嫌她跟我出差太多。我说行,你走吧。另一个是个小伙子,干了半年,嫌工资低,跳槽去了竞品公司。走之前跟我说,哥你这人太正了,跟着你学不到东西。
我说你想学什么?
他说你看人家别的区域经理,出差带女下属,吃饭报销,住宿报销,一个月多拿好几千。你倒好,出差就出差,吃饭AA,住宿标准压到最低,图什么?
我没回答他。
他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坐了很久。窗外是城南的老街,路灯昏黄,几个骑电动车的人从楼下经过。我想起十几年前在鸿运面馆后厨,周老板递给我那根烟。我没接。他也没再让。
那时候我以为自己只是不抽烟。
现在想想,可能从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做了选择。
去年冬天,我在超市碰见了刘店长。
城北鸿运面馆的那个刘店长。她老了不少,头发剪短了,染成黑色,穿一件灰色羽绒服,推着购物车在冷冻区挑饺子。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过去打了招呼。
她认出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你怎么在这儿。
我说我住附近。你呢?
她说她早就不在鸿运干了,后来自己开了个小面馆,干了几年,疫情的时候关了,现在在一家物业公司做客服。
我们站在冷柜旁边聊了十几分钟。她说周老板前年查出了糖尿病,眼睛不太行了,两个店都关了,现在在家养着。他儿子不争气,结了婚又离了,孩子扔给老两口带。
我说那挺不容易的。
她说可不是嘛。当年那些店长,除了她,其他几个都散了。有的回了老家,有的嫁了人,有的还在餐饮行业混,但都不跟周老板来往了。她说其实周老板人不坏,就是管不住自己。七个店,每个店都要放一个“自己人”,放来放去,最后把自己放空了。
我说你当年为什么走?
她推着车往前走,我跟在旁边。走到调料区的时候她停下来,拿起一瓶醋看了看,又放下。
“因为我不想一辈子当别人嘴里的‘小老婆’。”她说,“我跟他那几年,店里人都知道。表面上叫我刘店长,背地里叫我什么我都听过。我那时候觉得无所谓,反正钱拿到了,店管好了。后来有一次我回老家,我妈问我,你在外面到底干什么工作?我说餐饮。她说餐饮好啊,稳定。我看着她那张脸,突然就说不下去了。”
她结了账,我们一起走到超市门口。外面下着小雨,她撑开一把黑色的伞,跟我说:“你当年走是对的。你这个人,干不了那种事。”
我说我也没干什么大事,就是换了几份工作。
她笑了笑,说:“能一直不干那种事,就是大事。”
那天晚上回家,我媳妇已经睡了。我坐在客厅里,没开灯,听着冰箱嗡嗡响。我想起很多年前在城南面馆的台阶上抽那根红梅,呛得直咳嗽。我想起周老板说“你什么都好,就是太认死理”。我想起那个跳槽的小伙子说“跟着你学不到东西”。
我到现在也没开过店,没当过老板。
有时候看见路边新开的小饭馆,我也会停下来看两眼。看老板在门口招呼客人,看服务员端着盘子进进出出。我会想,如果当年我开了店,现在会是什么样?
可能赚了钱,可能赔了本,可能招了几个员工,可能跟其中一个搞到了一起,可能被我媳妇发现,可能离了婚,可能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店里数钱。
也可能什么都没发生,就是老老实实开店,老老实实关门。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十几年前我在鸿运面馆后厨,看见周老板递过来的那根烟,我没接。后来很多年里,有很多根烟递到我面前,我都没接。
不是我不想抽。
是我怕抽了第一根,就想抽第二根。
怕开了第一个店,就想开第二个店。
怕当了第一个“自己人”,就想当第二个。
我媳妇前阵子问我,你后不后悔没自己干?
我说不后悔。给别人打工,挣得少,但晚上睡得着。
她说那你就甘心一辈子这样?
我想了想,说:“甘心不甘心的,日子不都这么过嘛。”
她没再问。
第二天早上我六点半起床,坐公交去公司。路过城南老街的时候,我看见一家新开的包子铺,门口排着队。老板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围着围裙,正在往蒸笼里放包子。他媳妇在旁边收钱,两个人偶尔对看一眼,笑一下。
公交车开过去了。
我坐在最后一排,把窗户推开一条缝,冷风灌进来,吹得我眼睛有点酸。
我掏出手机,给媳妇发了条消息:“晚上想吃什么?我买回去。”
她回:“随便,你看着买。”
我想了想,在下一站下了车,走进路边的菜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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