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和印度人打了几年交道后，我终于看清了印度的上限

我在多伦多待了七年，前四年在一个建材公司做仓库管理，后三年跳槽到一家物流公司做调度。这两份工作，手底下都管过人，印度人占了一大半。时间长了，摸出一些门道。

先说一个事。我头一年在建材公司，仓库里有个印度小伙，叫拉吉，二十出头，旁遮普来的，学的是机械工程，但来了加拿大找不到对口工作，先在仓库搬货。拉吉干活不惜力，别人搬一趟他搬两趟，别人歇着抽烟，他还在那儿码货。我那时候刚升组长，觉得这小伙不错，想培养他当个小组长。我找他谈话，他说：“陈哥，我愿意干。但我有个条件。”我说你说。他说：“我能不能只带印度人？别的人我带不动。”

我当时没当回事，觉得他是语言问题，怕跟别的族裔沟通不了。我说你慢慢来，英语不错，能沟通。他勉强答应了。结果干了两个月，底下的人跟我反映，说拉吉排班不公平，印度人排白班，菲律宾人和黑人排夜班。我找他问，他说：“陈哥，不是我偏心。印度人跟我说的话，我能听懂。他们请假、换班、家里有事，我都能理解。别人跟我说，我听不太明白。我怕耽误事，就把他们排固定的班，省得麻烦。”

我后来把他换了。不是因为他不公平，是因为他太诚实了。他说的那个“听不懂”，不是语言的问题，是心理的问题。他只信任他听得懂的人，只跟他说同一种语言的人交底。别人说的话，他听个大概就过了，不往心里去。这种习惯，不是他一个人的。

我后来去了物流公司，调度员是个印度女人，叫普丽娅，三十多岁，嫁过来的，老公在密西沙加开出租。普丽娅的调度能力很强，谁的车在哪儿、哪条路堵、哪家仓库几点关门，她记得清清楚楚。但她有个毛病，只跟印度司机搭话。别的司机来问事，她回答得很快，三句两句就打发了。印度司机来问，她能聊五分钟，从车况聊到家里孩子发烧。

有一回，一个索马里来的司机，车坏了，停在401高速上，打电话回来求援。普丽娅接了电话，问了几句，说“我帮你叫拖车”，就挂了。挂了之后她该干嘛干嘛。过了半个钟头，我路过她工位，问那个索马里司机的事怎么样了。她说叫了拖车了，应该没事。我说你跟踪一下，他车上拉的是冷冻食品，化冻了要赔钱。她说：“陈，你放心吧，没事。”

结果那司机在高速上等了两个钟头，拖车才到。车上的冷冻食品化了一半，客户拒收，公司赔了八千多加币。老板追责，普丽娅说：“我通知了拖车公司，是他们来晚了。”老板说：“你为什么不跟踪？”她说：“我手里十几个司机在跑，我哪顾得过来。”

我后来查了记录，她那天跟一个印度司机通了六个电话，跟那个索马里司机只通了一个。那六个电话里，有两个是聊私事的——一个问“你老婆生了没”，一个问“你儿子考没考上大学”。

我后来跟一个印度同事聊天，他叫阿尼尔，四十多岁，来了十几年了，在物流公司做数据分析。我问他：“你们印度人，是不是只跟印度人亲近？”他说：“陈，我跟你说实话。不是我们不跟别人亲近，是我们太了解自己人了。我们跟印度人打交道，知道怎么说话、怎么办事、怎么绕。跟外国人打交道，我们不知道边界在哪儿。怕说错话，怕得罪人，怕丢面子。所以干脆少说话，少来往。时间长了，就变成只跟印度人混了。”

他又说：“但你知道最要命的是什么吗？不是我们不爱跟外人混。是我们不爱跟外人混，但我们特别擅长跟外人讲道理。我跟你讲，印度人在公司里，开会的时候最能讲。PPT做得漂亮，英语说得溜，能把死人说活了。但散会之后，谁干活？还是跟印度人一块儿干。外人插不进来。”

我后来观察了一段时间，还真是。开会的时候，印度同事发言最积极，提方案、讲愿景、画大饼，一套一套的。老板听着高兴，觉得这人脑子好使。但具体落地的时候，他们找的都是自己人。外人要么被排除在外，要么被当成执行工具。时间长了，公司里就形成了几个小圈子，印度人一个圈，白人一个圈，亚洲其他族裔一个圈。圈子跟圈子之间，面上客客气气，底下各干各的。

有一回公司搞团建，去尼亚加拉瀑布。大巴车上，印度人坐前面三排，菲律宾人坐中间两排，白人坐后面两排。到了地方，吃饭的时候也是各凑各的桌。老板讲话，说“我们是一个团队”，底下鼓掌。鼓完了，该咋样还咋样。

我后来跟阿尼尔聊起这事。他说：“陈，你看着吧。印度人在加拿大，能混到中产，能当经理，能当总监。但再往上，难。因为上面的人要的是能跨圈子带队伍的人。我们带不了。我们只能带自己人。带自己人，能带好。带别人，带不动。这就是上限。”

我问：“那你们为什么不改？”

他说：“改不了。从小习惯了。我们印度国内，各种语言、各种种姓、各种宗教，乱得很。你从小就得学会跟同族的人抱团，不然吃亏。到了国外，这个习惯改不掉。你让我跟菲律宾人推心置腹，我做不到。我连我隔壁的印度邻居都不完全信，别说外族人了。”

他停了一下，又说：“但你别觉得我们不行。我们在加拿大，混得比你们中国人好。你们中国人也抱团，但你们抱团做生意，不抱团做管理。你们开餐馆、开超市、开货行，赚了钱就完事。我们印度人抱团做管理，互相提拔，一个带一个，把整个部门都占了。你看你们中国人公司，有几个中国人当VP的？我们印度人公司，VP一大把。”

我说：“那你们当上VP之后呢？”

他说：“之后就上不去了。”

“为什么？”

“因为再往上，要管全公司。全公司的人，不全是印度人。你管不了。你只能管印度人。所以你就卡在VP这一级，上不去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自己笑了。那个笑有点苦。

“陈，你知道印度人的上限在哪儿吗？不在能力。在心态。我们把印度那套带出来了。我们走到哪儿，就把印度带到哪儿。我们不是来融入的，我们是来复制的。复制一个印度，在加拿大。复制一个印度，在美国。复制一个印度，在全世界。但复制的印度，永远只是印度。成不了世界。”

他说完，喝了一口茶。茶杯上印着印度国旗。他看了看杯子，说：“这杯子是我儿子买的。他在这儿长大的，不会说旁遮普语。他跟我说，爸，你别老跟印度人混。你跟别人也处处。我说你懂什么。他说我不懂，但你那套在这儿行不通。我儿子说得对。但我改不了。我五十多了，改不动了。他年轻，他能改。他改完了，他的上限比我高。”

他把茶喝完，把杯子放在桌上。

“你说印度的上限在哪儿？在像他那样的人身上。他要是改了，印度就没上限了。他要是不改，印度就永远在上限底下待着。跟他爸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