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我叫本多隆一，入伍前，我只是京都一家木器行里的学徒，整天打磨着散发着松香味的木头，最大的愿望是攒点钱娶隔壁街卖豆腐的姑娘。但后来战争开始了，一纸征兵令把我变成了“皇军”。在去往中国的船上，长官们用皮带、枪托和狂热的口号，把我们作为人的软弱和羞耻感一点点敲碎。
他们告诉我们，中国人不是人，是木头，是牲口，是我们可以随意处置的物件。我们如果不杀人，就是对天皇的不忠。
1937年的十二月，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我们踏上那片土地时，每个人又冷又饿，军靴里灌满了泥浆。长期的急行军和随时可能出现的冷枪，让整支队伍的精神处于一种极度扭曲的癫狂状态。我们不像是去打仗的士兵，更像是一群被放出了栅栏的红了眼的野兽。
那天下午，我们搜查了一个村庄。其实那已经算不上村庄了，墙壁被炮火推平，到处都是烧焦的房梁和死去的耕牛。我们在村庄后面的干涸河床上，堵住了一百多个人。
他们是来不及逃跑的平民。有满脸皱纹的老人，有穿着破棉袄的妇女，还有很多半大的孩子。他们挤在一起，像是在严冬里依偎取暖的羊群。
我们的分队长叫山本，他在国内曾是个受人尊敬的国文教师，戴着一副圆框眼镜，说话轻声细语。但在那个河床上，他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令我感到毛骨悚然的光芒。
山本抽出指挥刀，指着那群人，让随军翻译喊话。翻译端着喇叭大喊：“只要你们乖乖跪下，大日本皇军保证你们的安全，发给你们良民证。”
那群人听不懂日语，但听懂了翻译的话。在枪口的威逼和求生本能的驱使下，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颤巍巍地屈下了膝盖。那些人就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一百多个人，陆陆续续地在这个冰冷的河床上跪下了。
我当时端着上好刺刀的三八式步枪，站在外围。我以为任务结束了。按照人类的逻辑，既然他们已经投降，既然他们毫无反抗能力，我们就该走了。
但山本走到我们面前，他用那把在寒光中发亮的指挥刀敲了敲我的枪管，嘴角裂开一个奇异的弧度。“新兵们，你们不是觉得刺杀训练里的稻草人不够真实吗？”他的声音在空旷的河床上回荡，“现在，练习开始。”
听到山本的话后，我的手心突然开始冒汗，食指死死扣在扳机护圈上。我不想动，但我右边的几个老兵已经像听到开饭铃声的野狗一样冲了上去。
那群跪着的人终于反应过来了，他们惊恐地站起来想要逃跑。但四周全是黑洞洞的枪口和冷酷的刺刀。机枪手在土坡上架起了歪把子，一轮点射将试图跑上岸的几个人打成了血葫芦。
“不服从命令者，军法处置！”山本的吼声像一条鞭子抽在我们这些新兵的背上。
我被推搡着向前走了几步后，一个大概七八岁的小女孩在混乱中摔倒在我脚边。她的棉鞋跑掉了一只，露出冻得通红的脚丫。她仰起头看着我，眼里全是泪水和惊恐，嘴里喊着我听不懂的话。，我看到了我妹妹的影子。我的枪尖在这本该天真无邪的脸庞上方颤抖，怎么也刺不下去。
山本走了过来，他一脚将女孩踹翻在地，然后反手一刀，直接劈开了那个女孩的脖颈。温热的鲜血，直接溅在了我的绑腿上。
“本多！你是帝国的军人还是懦夫！”山本揪住我的衣领，把一双猩红的眼睛凑到我面前，“杀！去感受肌肉纤维断裂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