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我的右手大拇指和食指之间，总有一股洗不掉的铁锈味。七十八年了，我用了无数块肥皂，用丝瓜络把那块皮肤搓得脱皮、流血、长出新肉，那股味道依然像附骨之疽，死死咬着我不放。
精神科医生说这是创伤后遗症带来的幻觉，但我心里很清楚，那不是幻觉。那是1943年冬天，华北平原上一个不知名村落里，那个年轻母亲和她两个女儿的血的味道。
护士刚给我换了吊瓶，液体滴答滴答地流进我干瘪的静脉里。我已经九十四岁，肺部的衰竭让我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在吞咽碎玻璃。死亡正在向我走来，大部分人在这个时候会祈求上天堂，或者回顾自己一生中温馨的画面，但我满脑子只有地狱的烈火。我渴望地狱，因为只有在那里，我这具肮脏的灵魂才能得到应有的惩罚。
我出生在九州的一个偏远农庄，十九岁那年收到赤纸（征兵令）之前，我连县城都没去过。那时候的我，满脑子都是田里的收成和邻村那个爱笑的女孩。但军国主义的齿轮将我们这些乡下青年统统碾碎，重塑成了没有思想的杀人机器。
在训练营里，教官用沾着盐水的皮鞭抽打我们，告诉我们长官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而那些海对岸的人，甚至不能称之为“人”，只是供我们消耗和征服的“原木”。
抵达中国后，饥饿、恐惧、寒冷和无休止的行军，迅速剥夺了我们身上最后一点人性。我亲眼看着曾经连杀鸡都手抖的同乡，笑着把刺刀捅进手无寸铁的平民胸膛；我看着那些挂着军衔的长官，白天满口“大东亚共荣”，夜晚却像野兽一样蹂躏村庄。
在这个环境里，只要你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怜悯，就会被当成懦夫，甚至被自己人打死。我学会了麻木，学会了服从，直到那个让我彻底沦为恶鬼的下午。
那是十二月，雪下得很大，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我们小队奉命对保定附近的一个村庄进行“扫荡”。上面给的命令很简单：烧光，杀光。我们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式步枪，踹开一扇扇破败的木门。村里大部分青壮年早就逃了，剩下的多是走不动的老人和妇孺。空气中弥漫着茅草燃烧的呛人烟味，夹杂着听不懂的哭喊声。
我和老兵松本踹开了一家农户的院门，院子里有一口水井，旁边堆着些杂物。松本是个在大阪当过面包师的男人，此刻却像条嗅到血腥味的猎犬，四处翻找。他指了指地窖的木板，示意我打开。
我深吸一口气，猛地掀开木板，举起枪对准下面。地窖里很暗，散发着地瓜和泥土的霉味。借着雪地的反光，我看到角落里缩着三个人。
那是一个看起来不到三十岁的中国女人，穿着打满补丁的粗布棉袄。她的怀里死死护着两个女孩，大的约莫七八岁，小的顶多只有四岁。看到我们，她慢慢地、几乎是用膝盖在地上往前挪了两步，然后从怀里摸出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破旧发簪，双手捧着，高高举过头顶。
她仰起头看着我，嘴里用我听不懂的语言不停地说着什么。虽然听不懂，但我看到了她的眼睛。那是一双充满了极度恐惧，却又透着一种卑微到了尘埃里的哀求的眼睛。她在求我，求我拿走这件微不足道的东西，放过她的孩子。
那个四岁的小女孩从母亲的腋下探出头来，手里还紧紧攥着半块没吃完的烤红薯。她的眼睛很亮，没有哭，只是呆呆地看着我枪口上那把闪着寒光的刺刀。
那一刻，我想起了远在九州的妹妹，她也差不多这么大，遇到生人时也会这样躲在母亲身后。我下意识地把枪口往下压了压，想要转过身告诉松本这里什么都没有。
“健二！你在磨蹭什么？杀了她们！”松本在上面不耐烦地吼道，随之而来的是拉动枪栓的声音。他不仅是在命令我，也是在警告我。
极度的恐惧和长期被灌输的服从性瞬间淹没了我仅存的理智。我闭上眼睛，喉咙里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嘶吼，双手握紧步枪，猛地向前突刺。
我感觉到了刺刀穿透棉衣、割裂皮肉、撞击骨头的沉闷触感。女人发出了一声极其凄厉的尖叫，但她没有后退躲闪，而是突然迎着刺刀向前扑来，用自己的双手死死抓住了发烫的枪管，试图用整个身体挡住身后的两个孩子。她的血顺着枪管流下来，滴在我的手背上。那血很烫，烫得我浑身一个激灵。
“开枪！你这个废物！”松本在上面大骂。
我睁开眼，女人的手已经被刺刀割得深可见骨，但她依然死死攥着不放，喉咙里发出漏风般的赫赫声，眼睛死死地盯着我，那里面不再有哀求，只剩下绝望和怨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