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我的双手又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了，这双布满老年斑、枯瘦如柴的手，曾经握过锄头，抱过我刚出生的孙女，但在漫长的七十多年里，它们最深刻的记忆，却是握着那把冰冷的三八式步枪。
每当窗外下起淅沥的连阴雨，泥土的腥气顺着门缝钻进这间充斥着消毒水味道的病房，我的灵魂就会被强制拽回1944年那个满目疮痍的中国北方村落。
医生说我的时间不多了，器官正在不可逆转地衰竭。我的家人围在床前，用哀伤的眼神看着我，他们以为我恐惧的是即将到来的死亡。但他们不知道，比起死亡，我更害怕的是死后的审判。
我这一生在战后的日本扮演了一个勤恳的职员、一个负责任的丈夫和一个慈祥的父亲，我把那个穿着土黄色军服的自己连同那场战争一起，死死地锁在了记忆的最深处。可是，随着生命力的流失，那扇锁着罪恶的门终于还是被岁月的铁锈腐蚀，轰然倒塌。
那对中国母子的眼睛，像两把生锈的刺刀，在每一个深夜精准地挑开我伪装了半个多世纪的体面。
那年秋天，我们的中队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扫荡后，已经疲惫到了极点。所谓的“大东亚圣战”在当时已经成为了一个虚妄的口号，连绵不绝的游击战和永远匮乏的补给，把我们这些原本在乡下种田、在城里做学徒的普通日本青年，一点点剥削成了只剩下生存本能和原始兽性的怪物。
长期的恐惧和压抑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而这种宣泄，往往以最残忍、最扭曲的方式施加在那些毫无反抗能力的平民身上。
那天下午，天阴沉得可怕，铅灰色的云层压在被烧焦的屋脊上。我们小队进入了一个看似已经荒废的村庄搜寻补给。村子里能吃的早就被吃光了，连老鼠都见不到几只，到处都是被翻乱的破布和砸碎的瓦罐。
我和同乡的伍长松本，还有另外三个士兵，踹开了一家农户半掩的木门。院子里长满了半人高的荒草，屋内空无一物，连灶台都被砸了个窟窿。就在我们骂骂咧咧准备离开时，松本突然停下了脚步，他的耳朵动了动，目光锁定在灶台后方那堆杂乱的干柴上。
他端起上了刺刀的步枪，一步步走过去，猛地用枪托砸开了上面的木板，底下是一个隐蔽的地窖。
木板被掀开后，一阵压抑的、充满惊恐的喘息声从地窖里传出。松本冷笑了一声，像拎小鸡一样，从里面拽出了一个女人。紧接着，一个大约六七岁的小男孩哭喊着从地窖里爬了出来，死死地抱住了女人的腿。
那个中国女人看起来不过二十多岁，头发凌乱地贴在满是泥垢的脸上，粗布衣衫已经被地窖里的水汽浸得发黑。她极度瘦弱，但当她被拉到院子中央时，她像一只护崽的母狼一样，本能地将孩子挡在身后，用一种充满了恐惧却又异常凶狠的目光死死盯着我们。那个小男孩骨瘦如柴，眼睛却大得出奇，黑白分明的瞳孔里倒映着我们这群手持武器的闯入者。
松本从口袋里摸出了半块硬邦邦的粗糖，那是我们在几天前抢来的，对我们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于那对显然已经好几天没吃过一顿饱饭的母子来说，那散发着甜味的糖块有着致命的吸引力。我清楚地看到，躲在母亲身后的小男孩，干裂的嘴唇微微张开，喉咙不自觉地吞咽了一下。
“想吃吗？”松本用蹩脚的中文开了口，脸上带着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戏谑笑容。
女人没有说话，只是把孩子护得更紧了，身体因为极度的紧张而微微发抖。
松本将那半块糖扔在了距离女人两步远的泥水洼里，糖块在泥水里滚了一圈，沾满了污垢。
“我们来玩个游戏吧。”松本转头看着我们，指着那个女人大声说道，“如果你想让你的儿子吃这块糖，你就像狗一样爬过去，不用手，把糖从泥里叼起来。只要你做到了，这块糖就是你们的，我们今天也不杀你们。”
其他几个士兵闻言，立刻爆发出了一阵肆无忌惮的狂笑。他们用步枪拄着地，像看戏一样围拢了过来。我至今都不敢回想，当时的自己嘴角为什么会咧开那个弧度。在那种集体的恶毒氛围中，个人的良知被彻底消解了。我们似乎急于通过践踏他人的尊严，来证明自己作为占领者的优越感，来掩盖我们内心深处对战争的恐惧和对死亡的战栗。
女人听不懂日语，但她从松本的手势和我们的笑声中，完全明白了这场游戏的规则。她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胸口剧烈地起伏着。她看了一眼地上的糖，又看了一眼紧紧攥着她衣角的儿子。小男孩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拼命地摇头，用微弱的声音喊着：“娘，不吃……俺不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