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八十多年过去了，只要一闭上眼，我依然能清晰地闻到那股令人作呕的血腥味，混合着北方特有的干旱黄土的土腥味。我今年九十六岁，住在北海道的一家疗养院里。护士们总夸我安静、慈祥，像个没有脾气的普通老头。她们不知道，在这具枯槁的躯壳下，隐藏着一个怎样的恶鬼，又背负着怎样无法挣脱的梦魇。
每当深夜来临，我的耳边总会响起那种钝器劈开骨骼的沉闷声响，以及那三双在黑暗中亮得骇人的眼睛。那不是人类的眼睛，那是被逼入绝境后，从地狱里爬出来的复仇修罗的眼睛。
事情发生在1942年的秋天，那时的我刚满十九岁，是日本陆军步兵第110师团的一名二等兵。在国内，我被长官和报纸上的宣传洗脑，坚信我们是在进行一场“圣战”，是为了把亚洲从西方列强手中“解放”出来。
但当我的双脚真正踏上中国的土地，当手中的三八式步枪第一次穿透一个无辜农夫的胸膛时，我突然发现，我们根本不是什么神圣的军队，我们是一群披着军装的强盗和野兽。
那一年的华北平原，抗日武装的活动异常频繁。为了摧毁他们的生存基础，上级下达了极其残酷的命令——也就是后来中国人常说的“三光政策”。我们在太行山边缘的一个县城驻扎，每天的任务就是成群结队地去周围的村庄扫荡。抢夺粮食、烧毁房屋、杀戮一切敢于反抗哪怕只是眼神里带有一丝不甘的人。
那天清晨，浓重的秋雾还没有散去，我们小队在曹长黑田的带领下，悄悄包围了一个位于半山腰的无名小山村。那个村子极小，统共不过二十来户人家，房屋大多是用黄泥和石头垒砌而成的，破败不堪。
黑田曹长是个典型的战争狂人，他参加过南京的战役，性格极其暴戾。他拔出军刀，向前一挥，我们这支三十多人的小队便如狼似虎地冲进了村子。
踹开一扇扇破旧的木门，翻箱倒柜的打砸声、鸡飞狗跳的喧闹声，瞬间打破了山村的宁静。我和另外五名士兵跟在黑田身后，负责搜索村子东头的一个大院落。那院墙比普通的农家要高大些，是用大块的青石垒成的，看起来像是村里稍微富裕些的人家。
黑田一脚踹开了厚重的院门。院子很大，靠墙堆着高高的柴火垛，屋檐下挂着成串的红辣椒和金黄的玉米。院子正中，站着几个人。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一个抱着婴儿的年轻妇女，以及三个身材魁梧、穿着粗布短打的年轻人。
那三个年轻人立刻引起了我们的警觉，因为他们太壮实了，常年的劳作让他们的肌肉像山上的岩石一样结实，古铜色的皮肤在秋日的晨光下泛着粗糙的光泽。
最让人不安的是他们站立的姿势，三人隐隐成一个半包围的阵型，将老人和妇女护在身后。面对我们黑洞洞的枪口，他们的脸上没有我司空见惯的恐惧和哀求，只有一种令人心悸的沉默。
“你们的，什么的干活？八路？”黑田用生硬的中国话厉声喝问，同时用戴着白手套的手挥了挥。
两个士兵立刻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走上前去。那个白发老人突然跪了下来，用浓重的地方口音哀求着什么，双手不停地作揖。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从他绝望的表情能猜出，他是在求我们放过他的家人。
黑田冷笑了一声，根本没有理会老人。他的目光越过老人，落在了那个抱着婴儿的年轻妇女身上。妇女长得很清秀，此刻正浑身发抖，死死地把孩子护在怀里。黑田的眼中闪过一丝淫邪的光芒，他收起军刀，大步走过去，伸手就要去抓那个妇女的衣领。
就在黑田的手即将碰到妇女的刹那，变故陡生。一直站在左侧、年纪最大的那个青年动了。他没有掏枪，也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而是猛地弯下腰，从旁边用来劈柴的木墩上，拔出了一把锈迹斑斑、却异常沉重的宽背大斧。
谁也没有想到，在六支步枪的指着下，在绝对的武力劣势面前，那个中国农民竟然敢主动发起攻击。
“唰！”
那把劈柴的大斧在空中划过一道半圆的弧线，带着刺耳的风声，狠狠地劈在了黑田曹长的脖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