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两兄弟同年高考，哥哥本科退休3500，弟弟专科退休10000

我姑父家两个儿子，同年生的，只差七个月。

哥哥叫大建，弟弟叫小建。

一九八〇年，两个人一块儿参加高考。那一年是恢复高考的第四年，村里还没出过几个大学生。

放榜那天，兄弟俩都上了线。大建过本科线二十多分，小建过了专科线。

那天晚上我姑父高兴得不行，杀了家里那只下蛋的老母鸡，又打了一斤散酒。左邻右舍都过来问，姑父举着酒杯，说话都带颤：“我们家出了两个大学生！”

那年头，一个家里出一个大学生就是全村的大事。一家出两个，那是要上公社广播的。

大建报的是本省的一所工学院，学的是机械制造。他觉得这个稳妥，毕业了去工厂，是铁饭碗。

小建分数不够本科，只能上专科。他挑了个邮电学校，学的是通信。

当时大家说起这两个孩子，都觉得大建更好。本科比专科高一头，这是明摆着的。姑父也是这么想的。那年过年，走亲戚的时候人家问起来，姑父说“大的读工学院，小的是邮电”，说得很有分寸，说到小建的“邮”字还要停一下。

大建毕业分到了市里的机械厂，做技术员。分了一套房，虽然只有二十几平，但那是单位分的。穿上蓝布工装，胸前别着厂徽，回村的时候特别有面子。

小建毕业分到了县邮电局，做了个机务员，天天守着机房，维护设备。姑父那几年有点抬不起头：“读了三年书，回去看机器。”

此后的几十年，两个人的日子就分岔了。

机械厂红火过一阵子。八九十年代，大建在厂里干得挺好，做到车间副主任，拿过市里的技术能手。结婚生子，日子平稳。

到了九十年代末，厂子效益不行了。先是奖金没了，然后是工资打折。到了二〇〇〇年，厂里开始“减员增效”。大建那时候四十多岁，年纪不大不小，被列进了名单。

买断工龄，五万多块钱，二十多年工龄就这么一笔买断了。

大建当时不觉得慌。他有手艺，有文凭，觉得出去找个活不成问题。他先去了一家民营企业干，干了三年，厂子倒了。又去了一家，干了一年多，老板跑了。四十多岁的人，身体也不如从前，最后在县城一个汽修厂给人做技术顾问，一个月两千多，干到五十几岁。

社保那几年断断续续的，有时候交，有时候不交。有一段时间家里实在紧，就停交了两年。后来补的时候补得零零碎碎的，中间有一段算是断了。

退休的时候，大建的养老金核算下来，一个月三千五。

小建这边，是另一个路子。

他分到县邮电局的时候，不太情愿。机房里全是铁架子、线缆、继电器，噪音大，一天到晚守着，说话的人都没几个。他一度想调走，托人打听过，没成。

他就在那儿干着。后来邮电分了家，分成邮政和电信，他分到了电信。

二〇〇〇年前后，电信分拆，成立了移动公司。小建恰好在这个口上，被分到了移动。

那几年，移动开始干起来了。基站一座一座地建，用户一年翻几倍。小建从机务员干到了技术主管，又干到了网络部的经理。

他的工资一年比一年高。

更重要的是，他的社保一直是按实际工资交的。单位不倒，岗位稳定，工龄一年一年地积着。

前年他退休，退休金核算下来，一个月一万零几。

去年过年，一大家子在县城吃团圆饭。

酒过三巡，姑父已经走了几年了。几个姑姑说起这两个孩子，说着说着就拐到了退休金上。

有个亲戚说漏了嘴：“大建，听说你退休金三千五？”

大建笑了笑：“三千五。”

“小建一万？”

小建不吭声。

那顿饭后来吃得有点闷。

散席的时候，大建在饭店门口抽烟，我也出去抽。

站了一会儿，他忽然说：“你说这事怪不怪。”

“哪件事？”

“我念的是本科，他念的是专科。”他弹了一下烟灰，“我们两个人，毕业的时候，我在前头，他在后头。四十年过去了，他跑到我前头去了，还跑出十万八千里。”

我说：“这跟你没关系。”

“我知道。”他说，“可我心里，不舒服了几天。”

“哪几天？”

“过年前后。”他说，“有一回我半夜睡不着，一直在想这个事。我想的不是钱。我一个月三千五，够花。我在县城过日子，房租不用交，房子是自己买的，日子过得下去。”

“那你想什么？”

“我想，我这一辈子，到底是哪一步走错了。”

大建那一辈人，命运有个分水岭。

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有个词叫“下岗”。东北、内地、老工业基地，很多工厂倒闭，几千万工人离开了工厂。大建就是这一批人里的一个。

不是他不行。是他所在的那个单位，那个行业，一整块地陷下去了。

而小建呢，他在邮电。这个行业叫“垄断行业”。九十年代以后，通信行业一路往上走。他身在一条上升的传送带上，什么都没干，就被送上去了。

这四十年的变化，跟他们的个人能力关系不大。

可我后来跟大建说过一句话。

我说：“你那句‘哪一步走错了’，我不认。”

他说：“怎么说？”

“你走哪一步都不对，因为那条路本身在往下降。你走得多稳，它还是要塌。”

大建当时没说话，抽了口烟。

后来他说了一句：“道理我懂。可心里还是过不去。”

真正让大建心里舒服一点的，是去年夏天的一件事。

那天他在小区门口碰见一个人，是他机械厂的老同事。

两个人站在那儿聊了一会儿。那个同事当年跟他一块儿买断工龄，后来在外面折腾了几年，钱没挣着，社保断了十年，现在六十多了，一个月拿一千四百块。

他老婆身体不好，做手术的钱还是儿子出的。

大建那天回家，一个人在屋里坐了半天。

后来他跟他老婆说：“三千五，不算少。”

他老婆说：“你以前还嫌少。”

“以前我不知道有人拿一千四。”

小建那边，也不是没有心事。

他是技术出身，在那个位置上干了十几年。退休以后，单位的电话还经常打来，让他回去做顾问，一个月给两千，他没去。

他儿子在省城买了房，每个月还好贷款。小建想给钱，儿子不要。

他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这一万块钱，一个月也花不完一千五。剩下的都在卡里，不知道给谁。”

话说回来，他虽然钱多，但是那几年他妈的病，是他出的钱，大建出力。两家人在这个事上，从来没算过账。

这是他们兄弟两个，明面上唯一没有分岔的地方。

今年八月，我给大建打了个电话。

他正在社区帮人修电扇。大建退休以后也没闲着，小区里谁家的东西坏了都找他修。

我说：“你这一天到晚的，图什么？”

他说：“不图什么。我这个人，闲不住。”

我问：“你这些日子，心里舒坦了？”

他说：“舒坦多了。”

“怎么舒坦的？”

“我想明白了。”

“你想明白什么？”

“我这辈子干了一件事。”他说，“就是当年我考上本科。那件事是我自己挣来的。后来厂子倒了，不是我的事。我手艺没丢，我这个人也没丢。我这辈子没白过。”

他说着，忽然问了一句：“你猜我上个月干了什么？”

“干什么了？”

“我去考了个证。家电维修的。现在有证了，社区给我派活，一单三十块。”

我说：“你都退休了，还考什么证。”

他笑了：“不是为了钱。我就是想，我这一辈子，手里得有个东西。”

今年九月，兄弟俩一块儿回了趟村子。

大建的车坏在路上，打电话给小建。小建开着车过去，把大建接上，两个人一块儿回村。

车上，小建说了句：“哥。”

“嗯？”

“我那个一万块，你心里别犟。”

“我没犟。”

“你那三千五，你别跟自己较劲。”小建说，“当年厂子倒的时候，你不跟我说，我知道了，你借了五万块钱。”

大建沉默了一会儿。

“你要是手头紧，你跟我说。”小建说。

大建说：“我不缺钱。”

“我不是说钱的事。”小建说，“我是说，你别一个人扛。”

那天晚上，兄弟俩在村里老屋的院子里，坐了很久。

院子里那棵枣树，是姑父年轻时候种的。

我后来问过大建一个问题：“如果重来一次，你还考本科吗？”

大建笑了，说：“废话。”

“这四十年，你后悔吗？”

他想了想，说：“不后悔。我这辈子没什么可后悔的。我好的时候，没看不起我弟弟。我难的时候，也没跟他伸过手。”

“这是我的命。”

“我认了。”

他说完，站起来，去修那台电扇了。那是邻居刘婶的，说风叶转得慢，可能是轴承的问题。

我看他蹲在门口，手里拿着螺丝刀，把扇叶一片片拆下来，动作很轻。

四十年了，他的手还是那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