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把一个误会说清楚。很多人以为他读过什么军事学堂,其实没有。他一辈子没进过一天军校。
一九一一年十月底,辛亥革命刚起,十八岁的毛主席在长沙投了新军,编在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一名列兵。班里有个湖南矿工,有个铁匠,两人对他很照顾。他会写字,士兵们佩服他"有大学问",常找他代写家信。至于打枪,他一辈子摸得少。这份兵籍只维持了半年,南北议和之后,他觉得革命完了,就退伍回去念书了。
这就是他全部的军事学历。半年列兵。
后来他面对的对手是什么人?黄埔军校一期二期的,日本士官学校回来的,保定军校出来的,红军自己的军长师长里,留过苏的、进过讲武堂的,也不是一个两个。论课堂,他比谁都比不过。
那他靠什么补上这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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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中国这本大书翻烂了。
一九三零年五月,他在江西寻乌住了一个多月,开了十几次调查会,跑田头、跑商号、跑学校、跑机关,最后一笔一笔整理出八万多字的《寻乌调查》。同一时期他写了《反对本本主义》,里头一句狠话: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他还说,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不是在它的先头。
这话听着平淡,落到打仗上就是命。哪个山口能过骡马,哪个村子能筹到粮,这条河汛期能不能蹚,对面那支部队的官长是什么脾性——纸上的地图不会告诉你,得人去问。
二、他不迷信本本。
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上,他讲得很直: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这几句话,把教条主义的病根一句话戳穿了。
三、他让兵知道为谁打。
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古田会议定了红军的任务:不只是打仗,还要做群众工作,还要建政权。旧军队当兵为吃粮,给钱就干;红军的兵知道分的地是自己家的,这一仗就跟自己有关。这一条,课本上没有。
四、他一直在改。
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打法都不一样,因为敌人换了人,地形换了,家底也换了。打大柏地那一仗之前,他先带人把地形走了几遍,峡谷、山梁、退路一样一样对,才定的口袋阵。这不是天赋,是肯下笨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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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也栽过跟头。这套打法在党内被讥为"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一九三二年宁都会议后,他的军事领导职务被撤了。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湘江一仗血流成河。到了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队伍才把这个账算清楚。
那天会上,朱老总说了一句话,最有分量: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
这句话,正好把毛主席的军事路数说透了。他不是读过多少兵书,是先弄清手里有几杆枪、脚下是什么地、对面是谁、身后的人肯不肯跟着走。这些东西,哪个军校都教不全,只能在中国的山沟里、田埂上,一场仗一场仗学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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