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私兴奋剂刑事责任的认定路径与行政认定文件的审查要点

（作者：吴国雄/深圳，走私刑事辩护专业律师）

法释〔2019〕16号《关于审理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兴奋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自2020年1月1日施行以来，为走私兴奋剂行为的刑事追诉提供了明确的规范依据。但在实务中，该类案件的定罪路径并非单一，罪名选择取决于涉案物质的法律属性、行为人的身份与目的、以及走私情节等多重因素。其中，国务院体育主管部门出具的行政认定意见，往往成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分水岭。本文结合该解释第一条、第八条及相关规定，梳理走私兴奋剂刑事责任的认定框架，并就行政认定文件的证据属性与审查要点提出分析意见。

一、罪名适用的“二分法”：物质属性决定路径

法释〔2019〕16号第一条对走私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的行为，以涉案物质是否属于“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为界，设置了两条不同的定罪路径。

第一条路径：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适用该罪须同时满足主体或目的条件与特定情节。主体或目的条件指：行为人是运动员、运动员辅助人员，或者其他人以“在体育竞赛中非法使用”为目的。

情节条件则须具备下列情形之一：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用于或者准备用于未成年人运动员、残疾人运动员；用于或者准备用于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其他造成严重恶劣社会影响的情形。该罪基本档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二条路径：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涉案物质不属于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时，若偷逃应缴税额一万元以上，或者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后又走私，则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以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定罪处罚。值得注意的是，该解释将兴奋剂走私普通货物罪的偷逃税额门槛设为“一万元以上”，明显低于法释〔2014〕10号一般走私普通货物罪通常适用的十万元标准，体现了对兴奋剂走私从严惩处的政策取向。刑罚根据偷逃税额及情节，分三年以下、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十年以上或无期三档。

对于不符合上述两款情形的其他走私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行为，则回归适用法释〔2014〕10号的一般定罪量刑标准。此外，若涉案兴奋剂同时属于毒品、制毒物品并构成相关犯罪的，依照相应犯罪定罪处罚（第七条），此时刑罚可能显著加重。

二、行政认定：定罪前提的专业判断

法释〔2019〕16号第八条规定，对于是否属于“兴奋剂”“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体育运动”“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等专门性问题，应当依据《体育法》《反兴奋剂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国务院体育主管部门出具的认定意见等证据材料作出认定。这一规定将高度专业化的体育行政判断引入刑事司法，使行政认定成为此类案件证据体系中的枢纽环节。

其一，物质属性的认定依赖专业判断。兴奋剂目录由国务院体育主管部门会同药品监管、卫生、商务、海关等部门制定、调整并公布，且每年更新，除列明物质外还可能涵盖其盐类及光学异构体。海关或侦查机关仅凭商品名称或初步检测，往往不足以准确判断涉案物质的法律属性。实务中已有案例表明，正是国家体育总局出具的认定函，明确了涉案产品中检出的具体成分属于兴奋剂，才使案件得以适用该司法解释进行刑事追诉。同样，“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的范畴，也需要结合体育主管部门的赛事分类与级别认定标准来确认，超出普通司法人员的日常判断范围。

其二，认定意见并非不可质疑的终局结论。需要明确的是，国务院体育主管部门出具的“认定意见”在刑事诉讼中并非当然具有鉴定意见的效力。由于兴奋剂认定涉及专业性问题且往往缺乏法定的司法鉴定机构，这类认定意见更接近于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具的报告，在功能上发挥类似鉴定意见的作用。因此，司法机关仍需对其进行证据审查，辩护方亦存在实质性的质疑空间。

从审查要点看，首先应关注认定程序的规范性。合理的流程应当是“先检验，后认定”，即先由反兴奋剂中心等专业机构对涉案物质进行实质检验并出具检验报告，再由国务院体育主管部门基于检验结果作出行政认定。若认定意见缺乏检验基础，或检验机构不具备相应资质，其证明力值得质疑。其次应审查认定内容的明确性，认定意见应当具体指明涉案物质中何种成分被认定为目录所列物质，笼统表述“含有兴奋剂成分”不足以支撑精确的定罪判断。最后应把握行政认定与司法认定的边界：行政机关的认定不能代替司法机关对犯罪构成要件的独立判断，即便某物质被认定为兴奋剂，仍须独立审查行为人是否“明知”、是否具有“在体育竞赛中非法使用为目的”等主观要件。

三、目录依据：中国《兴奋剂目录》而非WADA清单

在刑事语境下，判断“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的直接依据，是国务院体育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发布的中国《兴奋剂目录》，而非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的《禁用清单》。目前现行有效的是五部门联合发布的《2026年兴奋剂目录》，自2026年1月1日起执行。该目录第一部分对蛋白同化制剂等品种列明了对应的海关商品编号，这在走私案件中对于确定商品归类、判断是否属于禁止或限制进出口货物具有直接参考价值。

WADA每年发布的《禁用清单国际标准》是中国目录制定的重要参考，但二者在具体物质或分类上可能存在细微差异。法释〔2019〕16号第八条明确要求依据中国法律法规并结合国务院体育主管部门的认定意见作出认定，因此刑事判断应以中国现行有效的《兴奋剂目录》为准。实务中还须注意核对行为时有效的目录版本，避免以更新后的目录追溯评价先前行为；同时应关注目录每年的增补与调整，精确比对涉案物质在当年目录中的具体位置及海关编号。

四、辩护与控告的实务策略

对于辩护方而言，第八条提供了重要的审查空间。若控方仅以一份笼统的行政认定函作为核心证据，可重点攻击其程序瑕疵：认定前是否经过合格检验、认定主体是否为国务院体育主管部门而非地方机构、认定结论是否与行为时有效的兴奋剂目录精确对应。此外，还应独立审查涉案物质是否属于“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兴奋剂并不必然等同于禁止进出口货物，多数兴奋剂作为药品或化学品属于限制进出口管理，须对照禁止进出口货物目录具体判断。若涉案物质未被列入禁止进出口目录，则不能适用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罪，只能考虑走私普通货物罪或其他路径。

结语

走私兴奋剂案件的刑事责任认定，呈现出“行政专业判断＋刑事独立审查”的双层结构。物质属性与赛事级别等专门问题依赖国务院体育主管部门的认定意见，但该意见并非终局结论，仍需接受程序规范性、内容明确性以及与行为时目录对应性的审查。辩护与控告双方均应将行政认定文件作为可检验的证据材料对待，并在罪名路径选择上紧扣物质属性这一核心分岔点，方能准确把握此类案件的定性方向。

（本文基于法释〔2019〕16号及相关规定作一般性分析，不构成对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涉及具体案件，建议结合涉案物质名称、行为时目录版本及海关监管条件作个案研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