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佘祥林》，百度百科。湖北省京山县人民法院（1998）京刑初字第99号刑事判决书。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荆刑终字第82号刑事裁定书。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鄂刑再终字第1号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12月29日发布的纪念国家赔偿法颁布实施25周年典型案例。《湖北佘祥林“杀妻”冤案追踪》，新华社，2005年4月。《佘祥林案始末》，《民主与法制》2005年第11期。佘祥林国家赔偿案卷宗。
本文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94年4月11日清晨，湖北省京山县吕冲村一处水塘边围满了人。
头天夜里下过一场透雨，塘水涨了，一具女尸从水草里浮了上来，面部泡得发胀，衣物被水泡透，贴着身体。
村里没人认得出她是谁。
有人跑去向派出所报了案，有人跑去通知了佘祥林。
佘祥林住在雁门口镇何场村，离吕冲村不算远，走路要四十多分钟。
他赶到塘边时，公安人员已经在现场了。
他看了一眼那具尸体，说不是自己的妻子张在玉。
张在玉是1994年1月20日早上离家出走的，到那天已经整整81天。
她精神不太正常，发病的时候会一个人往外走，走得没影，过几天自己又回来了。
这种事之前发生过不止一次，家里人已经习惯了。
这一次，她走的时候穿的是一件旧棉袄，脚上一双布鞋，身上没带钱，也没带粮票。
塘里这具女尸，衣着对不上，年龄看着也偏大。
可公安人员问他认不认得时，他还是摇头。
他后来回忆那天的情形，说自己当时松了一口气，又提了起来。
松气，是因为这具尸体不是张在玉；提起来，是因为他不知道张在玉到底去了哪里。
他没想到，这具不认识的女尸，会把自己推进一场长达11年的官司。
从1994年4月被带走，到2005年4月被宣判无罪，他失去自由4009天。
而这起案件真正让人记住的，不是它被纠正了，而是它纠正的方式：
1994年10月，他被一审判处死刑；1995年1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
案件在两级法院之间来回了三年，1998年6月，他被改判有期徒刑15年。
他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他服刑，一关就是7年。
2005年3月28日，张在玉从山东回到京山。
她还活着，身体健康，说话清楚，身边带着一个已经9岁的儿子。
儿子是她离家之后生的。
她离家那天早上，从家里出来，走到镇上，搭上一辆去外地打工的货车。
路上她认识了一个男人，跟着去了山东，在那里落脚、结婚、生孩子。
11年里，她没往家里写过一封信，没打过一个电话。
家里人在她的衣冠冢前烧了11年的纸钱。
她回来后的第三天，公安人员带她去做了脱氧核糖核酸鉴定。
鉴定结论确认，她就是张在玉。
从鉴定结论出来的那一刻起，这起案件的基础就不存在了。
而参与当年办案的民警潘余均，在平反之后被带走调查，十天之后，在武汉黄陂的一处公共墓地里上吊自杀。
他的墓碑上，有人用血刻了三个字：我冤枉。
一个被判死刑的男人活着走出了监狱，一个办过这起案件的警察死在了平反之后。
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年，相隔不到两个月。
它们之间隔着什么，没有人能说清楚。
这起案件后来被写进了很多份文件里，每一次被提起，用的都是同一套表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八个字，说清了一桩冤案，也说清了一个人的11年。
佘祥林后来在法庭上说，我这11年，就是这八个字换来的。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不高，法庭里却安静了下来。
他被带走那年31岁，出来时已经42岁，头发白了一半，背也有些驼了。
他的两个孩子，一个从7岁长到18岁，一个还在襁褓里，出来时已经会帮家里做饭了。
他母亲在他坐牢的第三年查出心脏病，硬撑着没住院，说是要等儿子回来。
他父亲从1994年开始替他申诉，一年写三四份申诉状，往省里送，往北京送，送了11年，退回11次。
老人不会写字，就托人写，自己按手印，一份一份收好，用一个布袋子装着。
袋子里还有一叠寻人启事，是1994年印的那三百多张，没发出去的，一直留着。
张在玉回来之后，老人把那些寻人启事拿出来，一张一张地看，看了很久，又一张一张地烧了。
他说，不用找了，人回来了。
可人回来了，另一具尸体却没了身份，这起案件也从此多出了一条没人能解开的线。
【一】1994年1月20日
1994年1月20日，农历腊月初九，早上六点多，天还没亮透。
张在玉起了床，推开堂屋的门，走了出去。
这一天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头天晚上，她和佘祥林吵了一架，吵的什么，家里人后来回忆，是些琐碎的事，谁也记不全了。
她出门的时候没跟任何人打招呼，没说去哪儿，也没说什么时候回来。
佘祥林在屋里躺着，听见门响了一声，没当回事。
张在玉那年31岁，比佘祥林小3岁。
两个人结婚十年，生了两个孩子，大的7岁，小的才几个月。
家里种着几亩地，佘祥林在镇上做点小生意，日子不算宽裕，但也过得下去。
张在玉有精神方面的毛病，发病的时候话多，说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有时候会往外跑。
第一次跑，是1993年秋天，跑了两天，自己在邻县的路边被熟人认出来，送了回来。
第二次跑，是1993年冬天，跑到三十多里外的亲戚家，蹲在门口不肯进门。
家里人带她去看了医生，医生开了药，吃了能稳一段时间。
药一停，人就又开始不对劲。
1月20日那天早上，佘祥林起身后发现人不在，以为她又跑出去转悠了，没急。
到了中午还没回来，他骑着自行车去周边的村子找了一圈。
傍晚还没回来，他去了派出所报了案。
报案的时候，他说得很实在：我媳妇有精神病，跑了，你们帮我找找。
派出所登了记，给了他一张回执，说找到了会通知他。
此后的日子，他一边找人，一边种地。
他在镇上贴了寻人启事，印了三百多张，贴在电线杆上、村口的小卖部门口、客车停靠站。
启事上写着张在玉的姓名、年龄、身高、离家时穿的衣服，还有一句话：有精神病，见者请告知家属。
他还去过县里的电视台，掏钱播了一条寻人信息，滚动播了三天。
那三天里，他每天晚上守在电视机前，从头看到尾，怕错过任何一条线索。
没有一条线索是真的。
1月的湖北乡下冷，田里的活儿不多，他把时间都花在找人上。
亲戚朋友劝他，说这么找不是办法，先等等看，说不定过几天自己回来了。
他等了十天，二十天，一个月。
到了2月，他跑到邻近的几个县，一个一个乡镇地打听。
3月，他去了趟武汉，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附近转了十几天，看每一个流浪女人的背影。
他不敢走远，怕张在玉自己回来了，家里没人。
3月底，他回到京山，人瘦了一圈，身上只剩几十块钱。
4月11日，吕冲村的人来叫他，说塘里浮上来一具女尸。
他赶到现场，看了一眼，摇头。
公安人员问他：你仔细看看，是不是你媳妇？
他又看了一遍，还是摇头。
那具女尸的衣服不是张在玉离家时穿的那件，鞋也不是，头发的长度也不对。
可公安人员把那具女尸的照片收进了卷宗，编号，归档。
十一天后，4月22日，佘祥林被刑事拘留。
罪名是故意杀人。
办案人员认定，塘里的那具女尸，就是张在玉。
至于为什么佘祥林说不认识，办案人员认为，他是在狡辩。
佘祥林被带走的时候，家里只剩他母亲、两个孩子，和几十块钱。
母亲追到派出所门口，被挡在外面，她在门口坐了一整天，直到天黑才回去。
回去之后，她把两个孩子安顿好，开始替儿子跑这件事。
她不会说话，见到穿制服的就下跪，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只会重复：我儿子没杀人。
村里人起初都相信佘祥林，说他人老实，不会干这种事。
过了半个月，说法就变了。
有人说看见张在玉死的那天晚上，佘祥林家门口有灯光；有人说听见佘祥林家里传出过哭声；
还有人说，佘祥林早就想跟张在玉离婚，离不成才下了狠手。
这些话，没有一句经过核实，却在村里传得很开。
传到后来，连佘祥林的母亲都听见了，她回家问两个孩子：外面人说的那些话，你们别信。
孩子说：奶奶，我们不信，我们等爸爸回来。
这句话，两个孩子等了11年。
【二】那具女尸
吕冲村那处水塘不大，靠山，四周是田。
4月10日夜里下了一场雨，塘埂上的泥被冲进塘里，水变浑了。
第二天早上，放牛的老汉路过塘边，看见水草里露出一截东西，以为是泡胀的树根。
走近了看，是个人。
他转身就跑，一路跑到村委会，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塘里浮了死人。
村委会的人不敢去，又跑到派出所。
派出所来了人，先用竹竿把尸体拨到浅水处，然后通知了县公安局。
法医到了现场，做了尸表检验。
检验记录上写着：女性，年龄约30岁至40岁，身高约1米55，尸体已高度腐败。
这个结论留下了一个问题：年龄区间跨了10岁，身高只是一个估计值。
张在玉的年龄是31岁，身高是1米56。
年龄落在区间内，身高接近，但都没有经过确认。
更关键的是，尸体高度腐败，面部无法辨认。
在没有辨认条件的情况下，办案人员依靠两样东西把死者认定为张在玉：
一是佘祥林报过案，说妻子失踪了；
二是村里有人说，张在玉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在吕冲村附近。
这个说法来自一个村民的转述，说的是某天下午，看见一个女的在塘边走过，像是张在玉。
没人问过这个村民，那个女的穿什么衣服，多大年纪，往哪个方向走的。
也没人核实，张在玉离家那天穿的旧棉袄，为什么会变成塘里那具尸体身上泡烂的衣物。
尸体没有做解剖。
这一点在后来的法律文书里被反复提及：没有尸体检验报告，没有死亡原因鉴定，没有死亡时间推断。
办案人员后来解释，当时的条件有限，加上尸体腐败严重，做不了。
1994年的县级公安，确实没有条件做脱氧核糖核酸检测。
但尸表检验和辨认，是当时就能做的事，这两项也没做到位。
尸体被装进一口薄皮棺材，埋在了吕冲村后的山坡上。
没有通知家属认领，没有让佘祥林去做辨认。
棺材抬上山的时候，抬棺的人不知道里面是谁，挖坑的人也不知道。
村里人只知道塘里浮上来一个女的，埋了。
这一埋，就埋了11年。
一直到2005年4月，张在玉活着回来，公安人员才重新打开这口棺材。
他们从棺材里取出遗骸，送到上级部门做脱氧核糖核酸鉴定，想比对一下，确认当年埋的到底是谁。
鉴定结论出来后，一个问题留了下来：
如果当年那具女尸不是张在玉，她是谁？
她从哪里来，为什么死在吕冲村的水塘里，为什么至今没有人找过她？
这个问题，到今天也没有答案。
尸体被发现之后，吕冲村安静了三天。
第三天，村里开始传话，说那个女的可能是何场村的张在玉。
传话的人说，张在玉有精神病，走丢了，这事儿谁都知道。
塘里浮上来一具认不出的女尸，村里恰好有一个走丢的女人，这两件事被村民自己连在了一起。
办案人员到了村里，问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是不是张在玉？
这一问，等于先把答案告诉了被问的人。
被问的人想了想，说：可能是吧，张在玉不是走丢了么。
这句话被记进了笔录，成了认定死者身份的依据之一。
笔录上没有写这个村民和张在玉是什么关系，有没有见过张在玉，能不能认出她。
都没有写。
从尸体被发现，到被认定为张在玉，中间只隔了十一天。
十一天里，没有一次正式的辨认，没有一份书面的身份确认。
佘祥林是唯一被要求辨认的人，而他的意见是：不是我妻子。
这份意见，没有被写进认定死者身份的材料里。
写进去的，是那句可能是吧。
此后11年，这具尸体的身份再没有人提起过。
村里人以为张在玉真的死了，佘祥林家里也按死了办，垒了衣冠冢，立了牌位。
逢年过节，两个孩子给牌位磕头，磕了11年。
牌位上的名字是张在玉，棺材里的骨头却属于另一个人。
这个错位，直到2005年4月才被人发现。
而发现它的人，正是当年被认定已经死了的那个女人。
【三】四月到十月
4月22日，佘祥林被刑事拘留。
他被带进公安局的讯问室，办案人员问他，张在玉是怎么死的。
他说我不知道，我没杀人。
讯问记录上写着，从4月22日到4月28日，他作了多次有罪供述。
这些供述里，出现了杀人经过：时间、地点、手段、抛尸位置。
这份口供，成了后来定罪的主要依据。
佘祥林后来在法庭上说，这些供述是在被打之后写的。
他说办案人员把他按在地上，用脚踢，用棍子打，打累了就让他写，写完再打。
他说自己被打得受不了，就照着办案人员说的写，说一句他写一句。
他说自己连张在玉是怎么被杀死的都不知道，只能写办案人员告诉他的那些话。
法庭上，他卷起裤腿，露出小腿上的伤疤，给法官看。
法官看了，没说话。
这份口供里还写着一个细节：抛尸地点是吕冲村的水塘。
佘祥林说，他从来没去过吕冲村的水塘，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
被抓之前，他去过一次吕冲村，是去修一台碾米机，在村里待了不到两个小时。
他不知道村里有个水塘，更不知道水塘在村子的哪一头。
这个细节后来被律师反复提出，没有被采纳。
4月28日，佘祥林被批准逮捕。
从这一天起，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
检察机关退回补充侦查一次，公安补充了一些材料，主要是村里人的证言。
这些证言的内容大致相同：张在玉和佘祥林关系不好，经常吵架；张在玉有精神病；佘祥林为人比较粗暴。
没有一个人说亲眼看见佘祥林杀人，也没有一个人说看见张在玉死在了佘祥林家里。
10月13日，原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庭审进行了一天，佘祥林当庭翻供，说以前的供述是屈打成招，要求查证。
法庭没有准许。
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是：佘祥林因家庭矛盾，在其家中将妻子张在玉杀害，后将尸体抛入吕冲村水塘。
证据列了六项：被告人的供述、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记录、证人证言、报案记录、辨认笔录。
六项中，没有一项能直接证明张在玉已经死亡。
判决结果：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佘祥林上诉。
他在上诉状上写了八个字：我没有杀人，我要活命。
这八个字，他后来在牢里写了无数遍。
开庭那天，旁听席上坐满了人，何场村来了二十多个乡亲。
他们坐着村里的拖拉机，颠了三十多里路赶来，想听听法院怎么判。
宣判的时候，审判长念完判决，整个法庭静得能听见呼吸声。
佘祥林的母亲坐在旁听席的第一排，听完之后，一头栽倒在地上。
有人把她扶出去，她在走廊里醒了过来，第一句话是：判错了，判错了。
乡亲们把她围在中间，没人敢说话。
回到村里，她开始替儿子跑申诉。
她去县里，去省里，去北京，每次都带着一叠材料，材料里夹着两张照片：一张是佘祥林的，一张是张在玉的。
她跟接待的人说：这两个人我都认识，一个是我儿子，一个是我儿媳妇，我儿媳妇还活着，你们不信可以找。
接待的人问：你儿媳妇在哪儿？
她说：不知道，走丢了。
这一问一答，每次都卡在同一个地方。
她拿不出张在玉活着的证据，人家就不信；人家不信，她就拿不出证据。
这个循环，她转了11年。
而佘祥林在看守所里，开始学法律。
他让家里送进来几本法律书，一字一句地看，看不懂的就抄下来，请同监舍里读过书的人讲给他听。
他抄了三大本笔记，写满了各种条文。
笔记的第一页写着：我没有杀人。
最后一页写着：我要活着出去。
【四】卷宗很薄
案件送到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时间是1994年11月。
省高院的法官翻阅卷宗，翻到尸体检验那一页，停住了。
没有解剖报告，没有死亡原因，没有死亡时间，甚至连死者的身份，都只是办案人员的一句话。
他们又翻到辨认笔录那一页，发现辨认人写的是佘祥林，而佘祥林在讯问笔录里明确说过，他不认识这具尸体。
一个说不认识的人，怎么会在另一份材料里认下这具尸体？
省高院把这个疑问写了下来。
1995年1月10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理由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这八个字，是佘祥林活下来的第一个转机。
案子发回之后，没有重审，也没有撤诉，而是被搁置了。
搁置的原因，牵涉到行政区划的变更。
1994年，荆门升格为地级市，京山由荆州管辖改为荆门管辖。
佘祥林案的管辖权随之发生变化，案件在两个法院之间被推来推去。
1996年2月7日，案件被退回补充侦查。
公安补了材料，又送了上去。
这一补，补到1998年。
1997年10月8日，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了一个协调会，讨论这起案件怎么处理。
协调会的记录里有一句话：案件久拖不决，需要尽快下判。
1998年3月31日，检察机关重新起诉。
1998年6月15日，京山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佘祥林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从死刑改成了15年。
判决的理由，是佘祥林的行为不构成判处死刑的情节。
佘祥林还是不服，继续上诉。
1998年9月22日，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一次，他没有再上诉。
不是不想，是按照规定，不能再上诉了。
他从看守所转到监狱，开始服刑。
在监狱里，他表现很好，劳动积极，从不违反监规，多次获得表扬。
同监舍的人问他，你到底杀没杀人。
他说没有。
别人笑他，没杀人为啥判15年。
他不说话了。
他给家里写信，信里从不提案件，只问两个孩子读书怎么样，问母亲身体好不好。
母亲给他回信，每次都写一句话：你爸还在找证据，你要等。
他父亲佘树生，从1994年开始替儿子申诉。
老人不会写字，就托人写申诉状，一年写三四份，往省高院送，往最高人民法院送。
送了11年，退回11次。
退回来的理由大同小异：不符合再审条件。
老人不死心，把申诉状一份一份收好，用一个布袋子装着，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2005年3月28日，张在玉从山东回到京山。
她先去了雁门口镇，在镇口的小卖部买了一瓶水，坐下来歇脚。
小卖部的老板娘看了她半天，问：你是不是张在玉？
她说，我是。
老板娘转身就跑，跑到村委会，又跑到派出所。
公安人员赶来，把她带到派出所，问了她一些问题。
她回答得很清楚：我叫张在玉，1994年1月20日从家里出来，搭车去了外地，在山东结了婚，生了一个儿子，今年9岁。
公安人员又问了一些只有张在玉本人才知道的事，她都答对了。
3月29日，公安人员带她去做了脱氧核糖核酸鉴定。
3月30日，结果出来：确认是张在玉本人。
3月29日晚上，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审判委员会会议，讨论这起案件。
4月1日，佘祥林被从监狱带了出来。
他以为是要加刑，或者是要执行死刑。
他被带进一间屋子，看见对面坐着几个公安人员，还有一个女人。
那女人站起来，叫了一声他的名字。
他盯着看了很久，才认出来，那是张在玉。
他愣在原地，一句话说不出来，嘴唇抖了半天。
他后来对记者说，那一刻他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还是已经疯了。
他只知道一件事：自己没有杀人，这个事实，终于有人能证明了。
而当年把他送进监狱的那些人，此刻正坐在另一间屋子里，翻看着那份卷宗。
卷宗很薄，薄到让人心里发慌。
就在他们翻卷宗的同时，几百公里外，一个人正把一封遗书折好，放进怀里，然后走进武汉黄陂的一处公共墓地。
这个人的名字，叫潘余均。
他是当年专案组的成员，在名单里排在最后一位。
就在同一天，负责当年侦查工作的几名办案人员，被上级部门叫去问话。
问话的内容没有公开，被问到的人也没有对外提起过。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从这一天起，当年参与办案的人，一个一个地被重新翻了出来。
有的被约谈，有的被调离，有的被停职。
名单很长，排在最后一位的那个人，此刻正站在那处墓地里。
他怀里那封遗书，折了三折，用一块手帕包着。
手帕是新的，叠得方方正正。
此刻，他怀里那封遗书里，还藏着另一层至今没人能说清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