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新林：中国科技考古的历程与展望

作为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利用先进科技助力考古发掘研究的科技考古，长期以来广受关注。

第五届中国考古学大会10月15日至17日在山西运城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主任（首席专家）董新林研究员作“中国科技考古历程与展望”大会主题发言称，百多年来，中国科技考古历经萌芽、探索、形成、成熟、发展五期，未来要成为“考古特种部队”。

科技一直伴随

董新林介绍，科技考古是利用新兴科学技术手段和方法，通过对古代遗存及其相关材料检测和分析来研究古代人类活动、生存方式、社会形态、人地关系等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

其主要分支包括碳十四测量年代学、环境考古、人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古DNA、同位素分析、残留物分析、冶金考古、陶瓷考古、玉石器考古和数字考古等。

董新林研究员在第五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作主题发言。

19世纪后半叶，考古学脱胎于古物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过程中一直伴随着科学检测和分析工作。

20世纪中期，航空摄影、测绘技术、计算机技术等，在二战后被广泛运用于考古研究领域，大大提高了考古研究的精度与深度。1949年，碳十四测年技术的发明被誉为考古学第一次革命，也通常被国际学术界视为科技考古的开端。

历程包括五期

在中国，科技考古历程包括萌芽期（1921年-1949年）、探索期（1950年-1965年）、形成期（1966年-2003年）、成熟期（2004年-2015年）、发展期（2016年至今）。

董新林指出，中国考古学诞生伊始，学者就将自然科学技术和方法应用到考古发掘和研究之中。1921年河南省渑池仰韶遗址、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发掘，都测绘了遗址地形图。

1965年冬，中国第一个碳十四测定年代实验室建立，标志着中国科技考古的肇端。

1989年考古学术会议上正式将“实验室考古”更名为“科技考古”，由此逐渐被学术界广泛接受。

“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开创了采取国家工程的形式，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研究重大人文社会科学课题的工作模式。

2000年第136次香山科学会议以“科技考古学的现状与展望”为主题，建设性地指明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

依托“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十一五”和“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的重大课题，科技考古进入成熟期。

进入快速发展

董新林说，2016年至今十年来，中国科技考古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碳十四测年、数字考古、环境考古、人骨考古、动植物考古等已成为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常规手段和内容。古DNA为代表的分子考古学、微观形态分析、同位素科技分析、残留物分析等新兴科学越来越受到重视。

同时，中国科研机构与高校的科技考古学科布局不断优化，各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所陆续建立科技考古实验室或专门科室，实现科技考古力量从中央到地方的纵向延伸与横向拓展，形成覆盖区域和全国的学科布局网络。

近年来，科技考古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考古研究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尺之一。科技考古领域多元化与国际化色彩明显，许多成果已处于国际前沿水平。中国学者持续参与各类国际科技考古学术会议，展示中国科技考古研究成果。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科技考古成为中外联合考古的重要技术支撑，相关方法在乌兹别克斯坦、埃及、洪都拉斯、希腊、蒙古国等国家的考古项目中得到应用与验证。

明确使命方向

董新林认为，科技考古是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交叉融合形成的若干考古学分支学科的集合。因此，科技考古与传统考古学的研究目标一致，都是“透物见人”，复原古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探究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

中国科技考古要立足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需求，回答好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和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等重大问题，增强文化自信。

科技考古研究弥补了传统考古学仅依靠肉眼观察、定性判断获取遗存信息的局限，拓展了考古学获取信息的维度，提升了考古学家研究古代社会的能力。

他表示，未来，中国科技考古要从“科研辅助部门”，转换为学术目标明确的“考古特种部队”，逐步形成具备独立方法论体系与理论解释力的成熟学科集合。

科技考古既要作为传统考古“技术辅助手段”，又要分支学科能相对独立发展，通过“信息提取—考古研究—理论阐释”的三维框架有机融合，为全面复原古代社会提供多角度、多层次学术支撑，推进构建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

END｜运城文旅

来源｜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