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疼
我把制服领口的丝巾解开又系上,镜子里的脸瘦得陌生。
我叫林悦,当了八年高铁乘务员,从姑娘熬成了师傅,天天在车厢里穿梭,见过无数张面孔,却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以病人的身份躺下来。
那天值乘G1234次列车,刚过徐州东站,我忽然觉得肋骨下面像被什么东西顶住了,疼得直冒冷汗。
我扶着车门口的扶手,想站直,腿却发软。
旁边的旅客喊了句乘务员你没事吧,我笑了一下说不碍事,弯腰把行李架上的箱子往里推了推,手腕都在抖。
到站后我没跟车长说,自己跑到站台卫生间吐了一顿,吐完觉得舒服些,以为是胃病犯了。
我从小胃不好,家里人总说我吃不了苦,可我偏偏干上了最吃苦的活。
接下来的半个月,肋骨那个位置总是隐隐作痛,夜里躺在宿舍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给妈打电话,说最近有点累,妈说累了就请假回家歇歇,我说高铁不等人,旅客等着呢。
挂了电话我又揉着肚子笑自己,又不是什么千金小姐,哪那么娇气。
直到有一次值乘中,我在餐车给旅客递盒饭,一弯腰,鼻血忽然流了出来,滴在白色制服上,红得刺眼。
那趟车我到底没扛到终点,车长强行把我交接给了下一站的值班员,说我再硬撑就要出大事。
我去了市人民医院,挂了消化内科,医生开了B超单子,说先看看。
我记得那个下午,候诊大厅的灯白得晃眼,我坐在塑料椅上,手里攥着排号单,脑子里全是今天出乘的流程表。
检查结果出来那天,我一个人去的医院,医生看了片子半天没说话,最后推了推眼镜,说,林悦,你肝上有个占位,得进一步做CT。
我当时没听明白,还问他占比是啥,肿瘤占位的意思。
那两个字砸下来,我头嗡地一声,整个人钉在了椅子上,半天没反应。
医生说先做穿刺活检,我机械地点头,拿着单子出去的时候,走廊里的人来来往往,我感觉自己像被抽空了一样。
我没敢告诉爸妈,先在电话里跟姐姐说了一句,姐在那头沉默了十秒,然后声音哑着说,你等着我,今晚就到。
姐姐来了,她比我大五岁,在县小学当老师,平时最讲究形象,那次她下高铁冲进医院的时候,头发乱得像个鸡窝。
她抱着我说没事没事,现在医术这么发达,咱们治,钱的事情不用你操心。
其实她也没钱,房贷还没还完,但她把卡里的五万块全转给了我,说先交住院押金。
我看着银行到账短信,趴在病床上哭得喘不过气。
穿刺那天,一根细长的针从后背扎进去,我咬着被角,冷汗湿透了病号服,心里想的却是下一趟车的旅客名单还没交班。
病理结果出来,恶性肿瘤,原发性肝癌,中晚期。
我站在医生办公室里,手里那张纸轻飘飘的,却像一座山压在头顶。
姐姐当场就哭了,拉着医生的手问能治好吗,医生说得先手术,争取切除干净。
我原本以为自己是铁打的,可那一刻我发现,我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了。
第一次手术安排在十天后的早晨,爸妈赶来的时候,我已经进了隔离病房。爸站在玻璃窗外,嘴巴张了张,什么话也没说出来。
妈倒是笑着,隔着玻璃冲我做手势,让我别怕,说她在外面守着我。
我想开口说声对不起,让他们这么大年纪还跟着遭罪,可喉咙里像堵了棉花。
手术那天,天还没亮,护士推着我进手术室,走廊的灯一盅一盅地亮过去,我闻着消毒水的味道,心里忽然特别平静。
麻醉打进去之前,我最后看了一眼头顶的灯,想,要是醒不来,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但下一秒我又骂自己,林悦,你还没带爸去北京看天安门呢,不能怂。
手术持续了六个多小时,我醒来的时候,身上插满了管子,腹部刀口像被火燎着一样疼。
姐姐守在床边,眼眶通红,见我睁眼,咧着嘴笑了一下,说,妹妹,手术很成功,癌灶切干净了。
我动不了,只能眨眨眼睛,眼泪顺着眼角流进耳朵里。
第一次手术后我躺在病床上整整半个月,连翻身都需要人帮忙。那阵子我望着天花板,觉得自己像废了一样,连个行李箱都拎不动,还谈什么高铁乘务员。
可老天爷好像压根没打算放过我,术后复查,医生发现我淋巴里有转移的影子,建议我开始化疗。
化疗那天,我第一次听到那个词,心里没什么概念,只知道姐姐陪着我,在输液室里坐了一整个下午。
药水顺着细管滴进我的手腕,冰凉冰凉的,没一会儿我就开始恶心,胃里翻江倒海,吐得只剩黄水。
护士说这是正常反应,吐了也得吃,吃了才有力气扛。
我勉勉强强喝了两口小米粥,没到半小时又全部吐了出来。
那是我人生中最狼狈的时光,头发一把一把掉在枕头上,早晨起来一抓就是一小缕,我不敢照镜子,怕看到自己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妈每天给我熬汤,说多少喝一口,补气。我喝一口汤,疼得眉毛绞在一起,妈背过身去擦眼睛,假装是在看窗外。
第二次手术是因为肺部发现了小结节,医生说是转移灶,需要做射频消融。我记得那一次没开大刀,一根针从皮肤插进肺里,热消融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胸口像被烧红的铁烙着,疼得说不出话。
做完之后我咳了三天血,嗓子嘶哑得不成样子,隔壁床的大叔看我一眼,说姑娘遭罪了。我摇摇头,笑笑,心里想的却是,我还有二十多天就要回车队报到,可不能耽误。
可现实狠狠打了我的脸,第二次手术后不到两个月,第三次手术来了,这次是肝上复发,位置不好,医生说要切掉半个肝。
我躺在病床上,看着墙上的挂历,数了数,这一年我已经进了三次手术室。
第三次手术醒来后,我第一句话是问姐姐,我的头发还能长回来吗。
姐姐握着我的手说,能,等化疗结束,肯定能长回来,比之前还密。
我点点头,没告诉她,我其实不在乎头发,我只是想回那辆列车上去,想再扶一把行李架,再喊一声请把行李放好。
第三次手术之后,我开始正经化疗,医生说总共要做三十多次。第一次听到31次这个数字,我整个人都木了,那得多少天,多少针,多少回吐得爬不起来。
但我还是咬着牙做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五次,第十次,每次化疗完,我就像被抽走了半条命,浑身骨头缝里都在疼,连指甲盖都发黑。
我疼得半夜裹着被子在病床上打滚,不敢叫出声,怕吵醒隔壁床的病人。
姐姐陪了我三个月,瘦了整整十二斤,她开玩笑说当我的私人营养师减肥效果好,我笑不出来,因为我看见她偷偷把医院的盒饭里的肉都夹给了我。
妈在老家听说我化疗,急得犯了高血压,住进了县医院,爸两头跑,今天在县医院看妈,明天来市里看我,头发白了一大片。
有一回爸来,从布兜里掏出一双亲手纳的布鞋,说,闺女,等你好了,穿上这个,脚底稳当,走哪儿都不怕。
我抱着那双布鞋哭得像个孩子,我说爸,我怕我走不到那一天了,爸第一次凶我,说,胡说,咱家闺女命硬,高铁都能开那么快,还怕这小小的病。
31次化疗,中间我高烧过五次,感染过三次,最严重的一次住了十天隔离病房,浑身疼得连被子都不能碰。
护士每天给我换药,看到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忍不住红了眼,说,姐,你真能忍。
我说,不能忍也得忍,我还有行李架要扶。
其实我心里知道,我可能是再也回不去那个岗位了,但我一直没敢说出口,我怕一说完,我那股子气就散了。
转机在最后一次化疗结束后,医生说影像学检查显示病灶基本稳定,可以进入维持期。
那天我站在医院走廊的窗边,外面下着雪,我愣愣地看着飘落的雪花,觉得那是我见过最美的冬天。
我摸了摸自己的头,头发长出了短短的一层茬,像刚割过的麦茬,扎手,却让人心里踏实。
出院那天,姐姐替我收拾行李,我站在镜子前,把那件带了八年的高铁制服拿出来,在身上比了比。
宽了,瘦了,领口空了整整一圈。
我深吸一口气,把丝巾重新系好,然后慢慢地把制服挂回衣柜,端起桌子上的水杯喝了一口。
我最终还是没能回到高铁上去,单位替我办了病退,可我并不觉得遗憾。
我把那双布鞋收在床头,每天早晨穿一下,踩着鞋底在地上走两步,脚底的踏实感会让我觉得自己还活着。
后来我加入了一个癌症病友群,群里有年轻有病重的,大家互相打气。有个小姑娘问我,姐姐,你疼了那么久,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说,我就是想着,我还要再系一次那条丝巾。
故事讲到这儿,窗外的雪停了,我站在镜子前,拿起那条洗得发白的丝巾,把领口重新系好。
手有点抖,但我还是系上了。
我摸了一下头发,短茬扎着掌心,痒痒的,也挺好。
我转身,把那双布鞋轻轻穿上,踩了踩地板,脚底稳稳当当的。
爸说得对,咱家闺女命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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