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应用型大学必须尽快从层次焦虑转向类型自觉,从补位思维转向生态思维,从学校中心转向区域节点。这“三个转向”,是理解应用型大学“主场”的前提。
“把技术变成产品、把方案变成产线、把数据变成决策”正是应用型大学的主战场。
高等教育长期被想象为金字塔:研究型居顶、应用型居中、职业院校居下。此想象强化了等级秩序,遮蔽了类型分工。
应用型大学的主场,不在排行榜的虚名之争,而在区域产业地图上的功能空间——它是教育链与产业链的关键接口,是“从1到N”的转化层。其最危险的处境,不是被压制,而是办学逻辑错位:以研究型逻辑办应用型教育,以规模化思维应对个性化产业需求,最终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中失去合法性。
必须首先澄清一个根本命题:应用型大学不是“学术降格”,而是“知识生产方式的归位”。它把课堂延伸到产业现场,把课题立在区域大地上,把论文写在产品、工艺、服务与治理改进之中。它的合法性,不来自模仿研究型大学,而来自在真实应用场景中创造不可替代的价值。
“十五五”开局,教育强国建设从框架搭建走向内涵攻坚,人工智能正在解构知识生产的基本范式,人口结构变化倒逼高等教育从“卖方市场”转入“买方市场”。夹在“双一流”冲顶与“职教本科”固基之间的应用型大学——这个占全国本科高校比例最高的群体——正站在自身发展史上最关键的十字路口。必须尽快从层次焦虑转向类型自觉,从补位思维转向生态思维,从学校中心转向区域节点。这“三个转向”,是理解应用型大学“主场”的前提。
身份溯源:
从“层次补位”到“功能分工”
我国应用型大学的概念演进,经历了从被动填补到主动建构的三重跃迁。
第一阶段:扩招形成(1999—2014)。扩招后大批专科升本科、学院更名大学,形成一批既非研究型也非技能型的“中间高校”,其存在逻辑一度是“填补本科供给缺口”。这一阶段的“应用型”是规模扩张的副产品,不是自觉选择。
第二阶段:政策驱动(2015—2025)。2015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2017年教育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明确“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三大类型”。应用型进入政策议程,但多数院校转型停在“加几门实践课、签几份企业协议”的表层,学科逻辑未变,评价惯性未破,产业耦合未深化。
第三阶段:分类深水区(2025至今)。随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相关部署落地,国家层面进一步强化高校分类发展导向,应用型本科与技能型高校进入差异化建设新阶段。据公开部署,分类建设将强化高水平应用型本科和优质特色学科专业,应用型大学被迫回答一个尖锐问题:你的存在,靠政策庇护,还是靠功能不可替代?每一所大学都必须在“基础研究—应用转化—技能养成”的链条上找到不可替代的生态位。
从国际经验看,荷兰HBO、德国HAW/FH、新加坡理工学院共同坚持应用导向、师资双能、产业耦合。其制度基础,是知识生产模式2、3的兴起:知识在应用情境中生产,以跨学科、超学科方式组织,主体异质、场域社会弥散,并接受用户、产业、社区与公共利益的问责。
反观国内,受评价导向影响,不少应用型高校仍用研究型大学的标尺丈量自己:比论文、比课题、比学科排名,唯独不比“企业认不认、产业用不用、区域离不离得开”。结果是,政府看不出特色,企业看不出价值,学生看不到出路,学校自身在“模仿研究型”中耗尽转型窗口。
更深层的是“夹心层”认知:论创新不如研究型“高大上”,论接地气不如技能型“实打实”。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夹心层困境”。
但必须澄清的是:“夹心层”不是物理位置,而是评价错位的结果。应用型大学不在夹心层,而在转化层、集成层、场景层。它不是“上下够不着”,而是“左右离不开”。它向上承接基础研究的“从0到1”,让研究型大学离不开它做转化;向下贯通产业现场的“从1到N”,让职业院校离不开它做衔接,让区域产业离不开它做支撑。真正的问题是:它是否主动站在了这个位置上,是否完成了从“学校”到“节点”的蜕变。
现实困境:
四重错位与本质冲突
应用型大学的核心困境不全在资源不足,而在教育学科逻辑与产业场景逻辑错位,即知识生产模式Mode 1与Mode 2、3演进升维差异。
第一,需求错位:产业以月迭代,专业从调研到招生常需三至五年,课程更新慢于技术迭代。第二,评价错位:重论文、重课题、轻转化、轻服务,教师被迫在“发论文”与“进车间”之间徘徊。第三,融合错位:大量校企合作停留在签约、挂牌、实习、合影层面,缺少产权安排、收益分配和长效激励,必须从“感情型合作”走向“制度型合作”“利益共同体”。第四,技术错位:实施“人工智能+教育”停留在加课、买系统、建实验室,未意识到AI正在重构知识传递、能力认证与校园治理的底层架构。AI是重构变量,不是替代方案;价值判断、伦理边界、现场决策、人文关怀,仍是大学不能外包的育人主权。
山东的禀赋与“生态位地图”
山东是高等教育、产业、职教大省:普通高校167所,本专科在校生近300万,全口径职业院校670余所。新旧动能转换进入深水区,海洋经济、智能制造等十强产业全面铺开。“把技术变成产品、把方案变成产线、把数据变成决策”正是应用型大学的主战场。
换言之,山东产业转型的“中间地带”——从实验室成果到产线产品之间的“最后一公里”,正是应用型大学不可替代的功能空间。
山东应构建“双核引领、三圈协同、沿黄沿海联动”生态:青岛、烟台锚定海洋数字、集成电路配套、低空经济;济南聚焦算力应用、数据要素、医养健康、文旅元宇宙;潍坊、淄博深耕化工新材料、智能农机、绿色制造;临沂、菏泽服务电商供应链、乡村振兴、县域产业升级。每一所应用型大学都应在区域产业地图上找到坐标,而不是单纯追求大学排行榜的位次。
放眼全国,广东以产业学院和粤港澳协同见长,江苏以应用型本科联盟和产教融合城市推进体系化,浙江以数字经济耦合应用型试点,上海以分类评价牵引治理创新。山东的优势在于高校类型全、产业门类齐、职教基础厚、民办高等教育活跃,应以分类改革为突破口重塑定位,以产教融合重塑路径,以AI赋能重塑模式,以分类评价重塑导向,以开放协同重塑生态。
AI重构:
应用型大学的“操作系统”升级
人工智能正在从三个维度重写应用型大学的底层逻辑。
维度一:知识传递去中心化。当大模型可以24小时解答专业问题、生成代码、设计实验方案,教师作为“知识唯一来源”的角色被消解。应用型教学必须从教师讲、学生听转向教师设计问题(如企业真实难题)场景、AI提供知识支撑、学生组队实战求解(与AI协作攻关)。
维度二:能力认证复合化。AI时代,雇主越来越不关心“你毕业于哪所大学”,而关心“你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应用型大学必须率先构建“学历证书+能力凭证+项目作品集”的复合认证体系。将微证书嵌入培养方案,将企业项目转化为能力凭证,将AI能力画像纳入毕业标准。学历仍是基础,能力凭证体现专项技能,项目作品体现实战水平。三者结合,企业才能看得见、信得过、用得上。
维度三:校园治理数据化。以产业需求大模型、专业寿命预警、就业溢出监测、学生能力画像等大数据驱动决策;坚持“AI+专业”与“专业+AI”双路径,强化伦理、数据素养、人机协同。
治理创新:
五支点、三保障、动态适配
应用型大学的生态重构,要靠制度重构。
五个支点:支点一,功能定位法定化。将“服务哪条产业链、解决哪类区域问题、输出哪类人才标准”写进章程,政府按功能配置资源;支点二,课程体系项目化。工科进企业工单、文科解真实社会问题,推行订单式、项目制、双导师;课程评价看“学生解决了什么”,建立以“真实问题解决”和“实际成果交付”为导向的考核评价体系;支点三,产教融合产权化。共建实体、共享知识产权,依法界定权责;支点四,评价标准能力化。降低论文权重,提高就业溢价、技术转让、县域服务、AI教学等应用型指标,多赛道、多主体,引入行业企业评价;让“会教应用、能解难题、企业认账”的教师有晋升通道;支点五,区域服务制度化。建区域技术诊所、中小企业创新陪跑中心、县域振兴智库,强化社会服务功能,让城市感知到高校的存在。
三项保障:一是经费保障,形成财政拨款、企业投入、社会捐赠、成果转化相结合的投入机制;二是责任主体,政府有关部门统筹,高校履主责,企业担育人责;三是制定明确的时间表,一年完成分类定位,三年形成一批示范产业学院与项目化课程,五年建成若干全国有影响力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
动态适配:分类不是“一考定终身”,而是每年有监测、三年有评估、五年有调整;允许应用型向应用研究型跃升,允许研究型在特定领域走应用路线,允许职教与应用型贯通培养。
分类推进高校改革,是国家重大制度安排,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应用型大学是教育链与产业链的关键接口,是知识生产模式2、3的制度化载体。分类不是分层,应用不是低端,而是不可替代。要牢牢守住立德树人的根,扎深实体经济的沃土,展开AI与产教融合的双翼,让应用回归主场,让每一所大学在自己的生态位上,奔赴自己的星辰大海——不是“更像谁”,而是“成为自己”。
文/宋承祥,山东省教育厅原副厅长、山东省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山东省高等教育管理科学研究会会长 来源:山东教育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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