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年龄从68岁降到33岁！美国年轻人涌向社会主义，原因扎心

美国社会主义迅速崛起背后的真实原因。今年，美国各地的美国社会主义候选人纷纷投入选战。有些人获得了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的明确支持，另一些人则谨慎地与该组织保持距离。无论是联邦层面的众议院和参议院选举，还是城市和州的选举，美国社会主义者的身影随处可见。根据州政策网络的一份新报告，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作为美国税法第501条所指的社会福利组织，DSA目前已在48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开展了活动。

SPN报告指出，自2013年以来，DSA在全美的地方分会数量增长超过870%，从当年的21个增至目前的204个。美国社会主义候选人在美国最大城市中赢得选举，或有望在其他地方胜出，这并非偶然。纽约市长佐兰·马姆达尼已当选；在洛杉矶，尼蒂娅·拉曼以及华盛顿特区的珍妮丝·刘易斯·乔治也被认为有胜选的机会。

令人意外的是，DSA在佛罗里达州、堪萨斯州等传统上由共和党主导的州也有组织活动。在地方层面，DSA建立分会，以培养基层力量，挑战民主党建制派。“多年来，DSA一直在为此打基础，在地方和州一级开展组织工作，”SPN传播副主席布鲁克·梅迪纳说。她在本周一期《中期选举报告》节目中介绍了DSA自1982年成立以来的历程及其自2013年以来的迅速扩张。

“他们认为，要在选举中更有效，最佳策略不是作为一个独立政党行动，而是从民主党内部发展壮大，”梅迪纳说，“他们已经将民主党的组织架构纳入自己的运作之中。”DSA的扩张不仅限于纽约、加利福尼亚等民主党长期占优势的州。梅迪纳指出，DSA也在通常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州开展活动。根据SPN的报告，佛罗里达州的DSA分会数量仅次于纽约州，位居第二。组织工作通常从大学社区起步。

“从地方层面看，这些组织主要从大学校园和大学城发展起来，然后随着学生毕业而扩展到更广泛的社区，”梅迪纳说。她指出，DSA在两个时期的增长尤为显著：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和2024年当选总统前后。她提到，拜登执政期间，相关组织的数量曾“略有回落”。越来越多的候选人不再回避“美国社会主义者”这一标签。几年前，这个标签可能被视为政治负担。然而，今年获得DSA背书的候选人在十多个民主党初选中获胜。

“这确实取决于当地选民的情况，”梅迪纳说，“但总体看来，这些候选人越来越愿意使用DSA的标签，或者公开承认自己是美国社会主义者。”自DSA成立以来，成员构成的变化尤为显著。梅迪纳指出，2013年时DSA成员的平均年龄为68岁，而到了2017年及此后，这一数字降至33岁。她认为，年轻人加入DSA的原因不止于政治。许多年轻美国人感到孤立，渴望归属感和社群联系。

“DSA所提供的社群感，也是推动其发展的因素之一，我不想低估这一点，”梅迪纳说。她提到，日益加深的疏离感、家庭关系破裂，以及更广泛的“社群内部瓦解”，都让这类组织更具吸引力。另一个主导2026年政治议题的问题，是生活成本是否可负担。梅迪纳说，年轻美国人“觉得前景十分黯淡”。她提醒保守派，即便不同意美国社会主义者提出的解决方案，也不应轻视年轻人的这些担忧。

“人们有一种感觉，或者说一种普遍印象，那就是生活越来越难以负担。对于35岁及以下、正努力起步的人来说，尤其如此，”梅迪纳说，“这种情绪确实存在……他们正把这种情绪带到投票箱前。”希尔斯代尔学院商业与自由中心主任、经济学副教授查尔斯·斯蒂尔博士认为，DSA提出的承诺忽略了美国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问题。

斯蒂尔说，DSA设想的社会由政府发挥核心作用，负责提供交通、医疗、食品和住房等必需品。他认为，这将导致人们对政府的依赖性增强，而自由空间则会缩小。他解释说，美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归根结底涉及激励机制和信息传递。在美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规划者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却不必像企业家那样接受市场检验。

“企业家必须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斯蒂尔说，“如果做不到，无论他还是她，都赚不到利润。”他说，价格和利润能够反映企业创造的产品是否受到消费者重视；亏损则会发出信号，说明资源或许可以用于其他更合适的地方。“政府没有这样的价格信号，无法知道自己是不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拿去做成了价值更低的东西，”斯蒂尔说，“所以这种情况可能持续下去，一再发生。”

当美国社会主义候选人试图争取那些对住房和医疗费用高企感到不满的选民时，两种思路的差异尤其明显。梅迪纳将租金管制提案与通过改革监管规定来增加住房供应的主张作了对比。“我们不需要更多租金管制，因为那实际上会减少住房供应，并推高其他人的租金，”她说，“我们需要增加住房供应。这意味着必须切实改革住房监管规定。”

她还提到医疗领域的“需求证明”法规。她说，这类法规限制了部分医疗设备、产品和服务的供应。她认为，减少监管、扩大供应，比按美国社会主义者的主张扩大政府控制更有利于缓解负担问题。斯蒂尔也特别谈到医疗。他认为，政府进一步介入只会让问题恶化。在被问及美国社会主义候选人颇为推崇的“全民医保”计划时，斯蒂尔主张医疗体系应转向“更自由的市场”。他说，现行体系让患者难以了解价格，也缺少控制成本的动力；他本人对此有切身体会。

斯蒂尔以美国太空计划为例，说明一个由政府主导的体系在引入更多竞争后可能发生怎样的变化。他说，在航天飞机模式下，将1公斤载荷送入近地轨道的成本约为65000美元。后来采用了更注重市场机制的合同模式，让企业家竞标业务，这一成本降至约1000美元。“企业家开始相互竞争，设法在保证质量的同时控制成本，”斯蒂尔说。

“这就是自由市场和创业精神的力量，”他补充道。斯蒂尔认为，要驳斥美国社会主义，光讲经济学还不够。他说，美国社会主义者成功地为选民描绘了另一种未来。资本主义的捍卫者也需要积极阐明自己对未来的设想。“更重要的是，要对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抱有积极的愿景，”斯蒂尔说，“像我这样的资本主义支持者，应当谈谈：如果拥有自由市场，或者说更加自由的市场体系，我们究竟能建设出什么。”

对于那些怀疑自己是否还能拥有前几代人曾经拥有的机会的年轻美国人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当被问及美国梦是否依然可能实现时，斯蒂尔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可能，当然可能。这更多是一种心态问题。”他建议年轻人不要认为自己对未来无能为力。“你需要相信自己要为自己负责。事情可能很难，但你要从头开始，一步步努力，找到成功的办法，”斯蒂尔说，“最后你会做到。”

对梅迪纳而言，眼下的问题是，DSA惊人的组织扩张能否转化为持久的选举实力。她称2026年是具有预警意义的一年，并表示2028年选举将进一步显示这一运动能否持续。她认为，2030年的州和地方选举可能更为关键，因为届时将进行人口普查和选区重划，也将迎来新一轮州长选举。目前有一点难以忽视：2013年只有21个分会的组织，如今已发展到204个；它所代表的政治运动正试图把这套组织网络转化为选举实力。

作者：罗伯特·B·布卢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