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遵义会议，王稼祥提议撤李德，多数人为何支持毛主席

1934年12月的湘江，江水是红的。出发时八万六千人的中央红军，过了这条江，只剩下三万出头。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被俘，在担架上扯断自己的肠子牺牲，年仅二十九岁。江边，那个名叫李德的洋顾问在暴跳如雷；另一个掌权的人博古，掏出手枪往自己脑袋上比划，被身边的人一把夺了下来。

几万将士的血，让一个此前没人敢公开说出口的判断，变得再也无法回避：李德不行，再跟着他走下去，红军就没了。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他学过苏联的正规阵地战理论，但没在中国打过仗，连中国话都不会说。他指挥打仗的方式，是在地图上用红蓝铅笔一比，这儿放一个师，那儿放一个团。可棋子不会喊累，不会饿肚子，也不会在山沟里迷路。

第五次反“围剿”，敌人飞机大炮、堡垒重压，他偏偏放弃红军擅长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逼着装备简陋的部队“堡垒对堡垒”、寸土死守。长征初期，他又把转移搞成了“大搬家”：兵工厂的机器拆下来抬着走，印钞机带着，坛坛罐罐全扛上肩，几万人在山沟里挑着扁担赶路，一天走不了几十里。前面堵着，后面追着，天上炸着——这样的队伍，再正确的方向也走不出去。

湘江的惨败像一道裂口，把此前被“共产国际指示”封住的话放了出来。部队里“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明显增长，刘伯承后来回忆说，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但改变不是一次完成的。从湘江到遵义，中间隔着三场会议，每一步都在拆李德那套指挥体系的台，也每一步都在让更多人看清：谁真正知道这仗该怎么打。

1934年12月，红军抵达湖南通道。原定计划是北上湘西，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可蒋介石早就在那布好了包围圈。李德和博古坚持要按原计划走，理由是“这是共产国际批准的，不能变动”。向来很少发言的毛泽东开口了：不能往北走，敌人正张着口袋等着我们，过去就是送死；往西去贵州，那里敌人的力量比较薄弱。

王稼祥第一个表态同意，张闻天跟着说同意，朱德也说同意。通道会议没有正式免去李德的职权，甚至没有完全采纳毛泽东的主张，只是在行军路线上做了一点调整，可就是这一点调整，让红军避开了第一个可能全军覆灭的陷阱。

几天后开的黎平会议，争论更加激烈。博古还是拿“共产国际”的指示当借口，李德虽然因为生病没到场，意见却被带到了会上：必须按原计划北上湘西。

毛泽东把当前形势摆开了讲：蒋介石在湘西已经部署了重兵，我们的部队疲惫不堪，减员非常严重，再往敌人的口袋里钻，只会落得全军覆没的下场。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周恩来一个接一个站到他这边，争论从白天一直持续到深夜，最后投票表决，多数人都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黎平会议通过了正式决定，彻底放弃了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紧接着开的猴场会议又往前推进了一步，作出明确规定：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李德独自关起门来在地图上画线指挥的权力，从制度层面被拿掉了。

1935年1月，部队到了遵义。博古做总结报告，把失败的原因一条一条往外推：帝国主义的力量太过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配合不够到位，客观条件太过恶劣——从头到尾都没承认自己和那个德国顾问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什么错误。

周恩来接着做副报告，没有顺着博古的思路继续推责，而是直接承认军事领导在战略战术上确实犯了错误，当场做了自我批评，也点了博古和李德的名。作为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军事上最后拍板的人，他在所有人面前把自己的责任摊开，博古那套“全是客观原因”的说辞，被撕开了一道大口子。

真正把会议推向高潮的是张闻天。他拿出一份事先和毛泽东、王稼祥商量好的提纲，把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一条一条摆出来，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堡垒对堡垒”战术，到长征初期的“大搬家”式转移，每一条都有具体的事实支撑着。

毛泽东跟着站起来发言，没有绕任何弯子。他说了一句后来被陈云记下来的话：人是要吃饭的，路是人走出来的，子弹是能打死人的，李德他们根本不懂这些道理。

他又点明：一个指挥员如果不了解实际的地形和地理情况，只知道照着地图部署阵地、决定进攻时间，肯定会打败仗。前四次反“围剿”的时候，红军同样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却都取得了胜利；唯独第五次输得几乎家底赔光，这归根到底是军事策略和指挥出了问题。

王稼祥态度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朱德语气极其严厉地质问李德：“有多少本钱，就打多大规模的仗，没什么本钱，打什么异想天开的仗？”他还撂下一句分量极重的话：“如果继续维持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会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在发言里同样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举荐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只有改正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出路，革命才能成功。”

李富春、刘少奇、陈云等人也先后发言，提议撤换博古，由毛泽东出来主持指挥。整个会场里，替博古和李德说话的只有何克全一个人，没人附和他的意见。李德靠在门旁位置，通过伍修权的翻译听着发言，一边不停抽着烟，一边为自己做辩解，却是“理不直、气不壮”。

会议整整开了三天，最终决定十分干脆：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军事指挥仍旧由朱德、周恩来共同负责，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

回头梳理过往，那些把支持票投给毛泽东的人，很多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站在他这一边的。王稼祥和张闻天原本都在博古、李德那个“左”倾阵营的核心圈层里。

长征出发的时候，毛泽东以张闻天身患疾病、王稼祥身负重伤为由，申请三人编入中央纵队担架队一路同行，在颠簸起伏的行军途中，一场接一场地长谈，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地掰扯清楚。他们是在一路行进、一路争论、一路看着部队付出流血代价的过程中，慢慢转变了原有想法的。

所以，毛泽东获得的支持，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拥戴，更不是事先谋划好的权力交接。湘江的鲜血让所有人看清了李德那套“书本战术”的惨重代价；通道、黎平、猴场三场会议，让“往哪走”的问题一步一步从教条主义手里挣脱出来；

到了遵义，当博古还在把失败原因往客观条件上推的时候，毛泽东说的是“人是要吃饭的，路是人走出来的”——一句连普通战士都听得明白的话，却戳破了全部问题的根源：指挥打仗的人，不能坐在远离战场的屋子里，照着地图决定他人的生死。

撤掉李德的指挥权，撤掉的不是一个外国人的职务，而是一条脱离中国实际、脱离红军现状的错误路线。大家支持毛泽东，是因为他用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证明过自身能力，更因为他在最绝望的关头，仍然在讲这块土地上的基本常识。

那不是选择站队，是在无数牺牲之后，终于学会了用自己的脚，走适合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