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湖南这个县，长征开始转向？

1934年深冬，中国革命的星火在湘桂边界的崇山峻岭中迎来考验。

那是一段沉重得让人窒息的时光。刚刚经历过惨烈的湘江战役，数万中央红军将士血染湘江，突围出来的战士们还要翻越横亘在广西与湖南之间的大山——老山界。

在原定的计划中，中央红军将向北与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合。然而国民党军已经在前方重兵布下一张网，只等中央红军撞入。正是在这样的生死存亡之际，湖南西南边界的一座小县成为关键。

通道，这个名字本身就带有天然宿命感的县，地处华南褶皱山系与云贵高原交接的过渡带上，宛如一道狭窄缝隙，一头连着湖湘的丘陵，一头通向黔东的万重大山。从地理维度来看，它是阻隔，亦是狭道；从历史维度而言，它是绝境，也是出口。

长征从这里离开湖南，历史由此转向！

如果把长征看作一场寻找出路的远征，那么1934年冬天的通道侗族自治县（下称通道），便是这场远征中的一个关键节点。当时中央红军从广西向湘西方向转移，原定计划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危险。若继续沿着既定路线向北，便可能进入敌军重兵布防的区域。如果改变方向，转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又意味着必须重新判断山川道路、敌我态势与整个战略行动的可能性。

而通道，恰好处在这一切矛盾的交汇之地。

广西平等镇进入湖南通道县梨子界的山脊。

这里是湘、桂、黔交界的群山深处，是湖南通往贵州的重要门户。高山切割着地表，河流沿山谷蜿蜒，山间盆地与狭窄隘口彼此衔接。对于普通行者而言，这是一片需要翻山越岭才能穿过的土地。对于一支正在被围追堵截的军队而言，这是遮蔽行踪的屏障。它既可能成为绝境，也可能成为突破包围圈的缝隙。

湖南与贵州之间的山间谷地成为天然走廊。

历史的转折，恰恰在此时发生。1934年12月，在通道县溪镇一间旧书院，几盏灯火之下，一群刚从包围圈中突围的红军指战员，面对一张地图，重新思索队伍的前进方向。最终作出了转兵贵州的战略决策，这就是后来被称为“通道转兵”的重要历史事件。它是长征走向胜利的一个关键节点，是在原有行军计划遭遇重大危机之际，一次至关重要的方向调整。它为中央红军摆脱险境、继续寻找生路打开了新的可能，也成为此后黎平会议、遵义会议等一系列重要历史转折的前奏。

今天，当我们重新走进通道，真正值得追问的，不仅是中央红军为什么在这里改变方向，更是为什么偏偏是这里？为什么在这片被群山层层围住的土地上，中国革命事业的命运获得了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重新走一遍当年的长征路。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时有八万余人。经过几次突围与湘江战役后，队伍遭受重大损失，人员锐减至三万余人。对于这支军队而言，湘江不仅是一条需要强渡的河流，更是一道沉重的历史伤口。原有的战略行动付出了巨大代价，人员损失、物资消耗与连续作战带来的疲惫叠加在一起，所有人都必须面对一个现实：队伍已经不能再像出发时那样，承受一次又一次的牺牲。

梨子界战斗遗址上，一棵古樟树被当年国民党的飞机炸断树干，痕迹还能看到。

走进通道的中央红军，是一支刚刚从血战中突围、又必须继续翻山越岭的疲惫之师。当我们来到通道县梨子界战斗遗址，历史的现场再次浮现。这里是从广西进入湖南通道县的必经之路。

当年，军委二纵队、红一军团第一师等部，从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镇广南村进入通道。

湘桂边界山岭连绵，既挡住视线，也把队伍挤在窄窄的山道里——不能大步展开，只能贴着山脊走，身后有追兵，头顶有飞机。到梨子界时，敌机投弹，山道旁老樟树被炸断，焦黑裂痕至今还在。司号员邹盛栋被弹片击中，眼球炸出，再也没能跟上大部队。他留在通道养伤，把后半生交给了这片山。

2012 年老人离世，那把随他出生入死的军号留了下来，如今陈列在通道转兵纪念馆。对邹盛栋而言，通道既是负伤之地，也是度过余生的地方。他没有走完长征，把自己的后半生留在了通道。而那把军号，成为他光荣岁月的物证。

翻过湘桂交界的群山，地形开始出现另一种面貌。山地仍然层层叠叠，但在山与山之间，河流冲刷出谷地，沿水而居的村寨逐渐显露出来。通道的山水并不是一览无余的，它更像一座被群山围合起来的院落：外面是连绵的山岭，里面藏着河谷、田地、村庄和美丽的侗寨。

穿过侗寨的古驿道是当年红军进入贵州的线路。

这里是侗乡。侗族村寨依山就势，木构吊脚楼沿着坡地错落展开，青瓦覆盖屋顶，风雨桥跨过河流，鼓楼则是村寨的中心。建筑并非简单地排列，而是顺着地形山坡的高低、溪流的方向，共同构成一种适应山地生活的空间秩序，给人以自然美的冲击力。

芋头侗寨。

来到芋头古侗寨，这种人与山地相互依存的关系，尤其清晰。这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寨，处在连接湘、黔两省的古驿道上。驿道从侗寨旁经过，将盐、布匹、粮食带进村寨。在1934年冬天，这条驿道还承担起了更重要的使命。中央红军进入通道后，需要继续向西寻找出路。

芋头侗寨的鼓楼。

陌生的山岭、交错的岔路、紧迫的行军时间，让熟悉地形的人成了队伍最需要的向导。芋头侗寨一位侗族老乡主动为红军带路，沿古驿道翻山越岭。临别时，红军赠他一盏马灯，供他夜路回村。这盏灯后来被收入通道转兵纪念馆，成为当年军民鱼水情的实物见证。

如果说群山提供了红军穿越湘桂边界的地理条件，那么侗乡百姓的帮助，则让这条道路有了温度。一盏马灯照亮的地方并不大，但它却能让人明辨方向，看清这是一支怎样的队伍。

如果说梨子界保存着长征的伤痕，芋头侗寨保存着长征的温度，那么，县溪镇的恭城书院，保存的便是长征途中关键的一次抉择。从芋头古寨继续向前，群山与河谷之间的道路，把我们带向通道县溪镇。

恭城书院。

这里曾是通道的老县城所在地。湘桂边界的山地交通在此交汇，河谷与山间道路彼此衔接，来自不同方向的人流、物流曾在这里汇集。县溪镇既不完全敞开，也不与外界隔绝，它处在山地内部，通过水运与陆路与外部相连。从地理上看，这恰是通道最特别的地方：湖南、广西、贵州三地在这里犬牙交错，山脉、河流和驿道共同塑造了一个复杂的边界地带。这里的道路未必宽阔，却可以通向不同方向。这里的山岭构成天然屏障，却也在山谷之间留下了可以穿行的路径。

通道转兵纪念馆。

通道的意义，首先就在于此。而当年召开会议的旧址——恭城书院，就坐落在这片山河交错之地。当潇湘晨报·晨视频记者来到书院旧址，眼前的建筑与周围的现代交通设施形成了微妙的对照。古老的院落仍然保留着传统建筑的格局，木构青瓦，在岁月中沉静下来。而铁路从书院附近经过，现代交通的线条从历史建筑旁延伸而去。

站在这里，很容易产生一种时间错位的感觉。九十多年前，中央红军的指战员们曾在这里激烈讨论究竟应该向哪里去。那是1934年的12月12日，湘江战役的惨烈仍然压在每个人的心头。原定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正在变成一个越来越危险的选择。国民党军队已经判断出中央红军的行动意图，向湘西方向调集重兵，企图利用有利地形围堵中央红军。如果继续按照原定路线北上，中央红军就可能进入敌人布置的包围圈。

通道会议，就是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召开。据资料记载，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负责人在通道县溪镇的恭城书院举行紧急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李德等人参加，围绕中央红军下一步的战略行动方向展开讨论。毛泽东根据当时的敌情，主张放弃原定路线，转向敌军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支持。会议之后，中革军委发出西进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

通道转兵纪念馆与外围的雕塑。

这一次调转方向，创造了不可估量的战略价值。不仅使中央红军摆脱了全军覆没的危险，更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为此后的黎平会议、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刘伯承元帅在《回顾长征》一书中叙述这段历史情况时说：“正是在这危急的关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通道转兵让中国革命事业由此打开了一条新的道路。这条道路并非从此平坦，却让一支濒临险境的军队重新找到了前行的方向。山河依旧，岁月已远。而那些曾经走进通道的人，最终把自己的脚步，刻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转折处。

湘黔边界的流团村，当年红军就是在这里进入贵州。

此时再回头看通道，那个关于地理的问题，似乎终于有了答案。为什么是通道？因为它位于湘桂黔交界的山地网络之中，是一处可以向不同方向寻找出路的地方。因为当时中央红军面临的战略困境，恰好在这里变得迫切而具体。通道成了一道真正的地理意义上的通道，穿过这里的中央红军也改变了历史。中央红军在这里调转方向，这一转，转出了绝境，转出了生机，也转出了此后中国革命事业的万里前程！

潇湘晨报·晨视频 记者钱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