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把那份聘用合同推到儿子面前时,手指在纸面上停了一下。
合同上“编外聘用人员”六个字,印得比旁边的条款都清楚。他儿子周小锋坐在对面,低头刷手机,拇指滑得飞快,像压根没看见那张纸。
“你看看。”老周说。
“看过了。”周小锋没抬头,“一个月三千二,五险一金按最低档交,没有绩效,没有年终,合同一年一签。”
老周张了张嘴。他想说,你先干着,以后有机会再考。可这话他自己都不信。儿子考了三年事业编,两次进面,一次差零点四分,一次面试被翻盘。后来连报名都懒得报了。
“你到底签不签?”老周问。
周小锋把手机扣在桌上,抬起头。那张脸年轻,却没什么光。“爸,你觉得我还有别的路吗?”
老周没接话。厨房里传来老伴洗碗的声音,水龙头开得很大,哗哗地响,像是故意盖住客厅里的对话。窗外是单位家属院的老楼,对面阳台上晾着一排排制服,深蓝的、藏青的,风一吹,晃来晃去。
老周在这一片住了二十六年。他十八岁顶父亲的班进单位,从办事员干到副科级,五十岁那年退居二线,如今五十七,每天去老年活动中心下棋。老伴退休前在系统内另一家单位做财务。两口子一辈子没离开过这个院子,楼上楼下住的全是同事。谁家孩子考去哪了,谁家孩子现在干什么,不用打听,散步时碰见了自然会说。
前些年,院子里的话题是“你家孩子在哪读大学”。这几年,变成了“你家孩子考上了没”。
老周起初觉得这事跟自己没关系。周小锋读的是省城一所二本,学的工商管理。毕业那年,老周说,回来考编吧。周小锋说,我想去企业试试。老周没拦。年轻人嘛,出去撞撞也好。
周小锋先在一家做建材的私企干了八个月。公司不大,加上老板一共十四个人。他做销售助理,其实就是跟单、催款、陪客户吃饭。有回月底冲业绩,老板让他去一个工地堵甲方,他在门口等了三个小时,最后对方从后门走了。回来老板拍桌子,说你怎么连个人都盯不住。周小锋当晚就提了辞职。
第二份工作在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干了半年,赶上行业整顿,整个部门裁掉。第三份是电商公司的运营,干了不到一年,公司资金链断裂,老板连夜搬空了办公室。周小锋和十几个同事去劳动仲裁,折腾了两个月,拿回一个月工资。
那之后,他在家歇了四个月。
老周记得很清楚,那四个月里,周小锋每天睡到中午,起来点外卖,下午打游戏,晚上刷短视频到凌晨。他劝过,骂过,也坐下来好好谈过。周小锋只说一句:“爸,外面那些公司,没一个靠谱的。”
老周没法反驳。他自己没在私企待过一天,他所有的工作经验、人际关系、对“单位”的理解,都建立在体制内。他想象不出儿子口中那种“干着干着公司就没了”的日子。但他能想象另一件事:如果儿子一直这么待在家里,这个院子里的闲话会越来越多。
“老周家那孩子,还没上班呢?”
这话他听过一次,是在楼下小卖部。说话的是三楼的老李,退休前是人事处的。老周当时笑了笑,说“在找呢”。回家之后,他坐在沙发上抽了半包烟。
那天晚上,他给老同事赵姐打了个电话。
赵姐退休前在系统内一家事业单位管人事,现在被返聘回去帮忙。老周绕了半天,最后说:“小锋那孩子,考是考不上了,你看能不能先弄进去当个合同工,边干边考。”
赵姐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老周,合同工现在也不好进。去年我们招两个岗位,报了三百多人,一半是研究生。”
“我知道,我知道。”老周的声音低下去,“就是想让他有个事做,别在家待废了。”
赵姐说:“我帮你问问。”
这一问,就是两个月。
老周后来才知道,赵姐那两个月里找了三个人。先是单位人事科的小刘,小刘说要等统一招聘;赵姐说等不了,孩子在家待着要出问题。小刘又说那得看领导意思。赵姐就去找了分管领导,分管领导是她当年带过的徒弟,答应“先看看有没有空岗”。最后是办公室一个老同事退休,腾出一个后勤岗,劳务派遣,签第三方公司。
老周请赵姐吃了顿饭。赵姐说:“别谢我,这也不是正式编,就是个临时工。孩子要是争气,以后还能考。”
老周点头。他心里清楚,赵姐说的是场面话。周小锋已经二十六了,公务员和事业编的年龄卡在三十五,可他那个二本学历、那个冷门专业,能报的岗位越来越少。去年本市事业单位招考,工商管理能报的只有两个岗,一个在偏远乡镇,一个要求两年基层经验。周小锋两个都不符合。
签合同那天,周小锋没说什么。第二天早上七点半,他穿上老周给他找出来的一件旧夹克,出门去单位报到。老周站在阳台上看他穿过院子,走进那栋他走了三十年的办公楼。楼还是那栋楼,门还是那扇门。
可儿子进去,跟他当年进去,不是一回事。
周小锋的工位在办公室最里面,挨着打印机。他的工作是收发文件、整理档案、给会议室倒水、帮各科室跑腿送材料。科室里正式在编的五个人,两个比他大几岁,三个跟他父母年纪差不多。没人明说,但他能感觉到那种“你不是我们的人”的空气。
有回开会,主任让他做会议记录。散会后,一个女同事随口说:“小锋,你记完了发我一份。”他应了一声。等他把记录整理好发过去,对方回了一句:“你这格式不对,正式记录不是这样写的。”他问怎么改,对方说:“你问问你们劳务公司有没有培训。”
周小锋盯着屏幕看了半天。他想起自己那年考编,笔试第二,面试抽到的题目是“如何看待基层工作”。他答得不错,面试官还点了点头。可最后总分差零点四分。后来他才知道,那个岗位招一个人,报名一百二十七个,进面的三个全是研究生。
那天晚上回家,老周问他第一天怎么样。他说:“还行。”
老周没再问。他看见儿子把工牌放在鞋柜上,蓝色挂绳,白色卡片,上面印着“编外”两个字。那两个字很小,可老周一眼就看见了。
周小锋干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出了一件事。
单位要报一个材料,主任让周小锋先起草。周小锋熬了两个晚上,查资料、对数据、改格式,交上去之后,主任改了几个字,签了名,报走了。过了几天,上级单位反馈回来,说材料写得不错。主任在会上提了一句:“这次材料小锋出了力。”
就这么一句话。没有奖金,没有表扬信,没有转正。但周小锋那天回家,脸上有了一点不一样的东西。他跟老周说:“主任今天夸我了。”
老周正在阳台浇花,手顿了一下。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候,第一次被领导表扬,也是这么高兴。可那时候他是正式工,表扬意味着以后有机会提干、涨工资、分房子。周小锋的表扬,只是表扬。
“好好干。”老周说。
周小锋嗯了一声,回屋了。
老周继续浇花。那盆君子兰是他十年前从单位花房搬回来的,年年开花,今年却只长叶。他蹲下来看了一会儿,发现叶心里有一小片发黄。
老伴从厨房出来,说:“小锋今天心情不错。”
老周说:“主任夸他了。”
老伴擦了擦手,坐在沙发上。“你说,他要是就这么一直干下去,以后怎么办?”
老周没说话。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他只知道,院子里像周小锋这样的孩子,不止一个。
四楼老陈家儿子,一本毕业,考了两年公务员没考上,现在在区里一个事业单位做合同工。三楼老李家闺女,留学回来,在外企干了三年被裁,现在在街道办做临时聘用。还有隔壁单元的老孙家,孩子连合同工都没进去,在家开网店,一个月挣两千多。
这些孩子有一个共同点:父母都在体制内。
老周以前没琢磨过这事。后来有一次在老年活动中心下棋,几个老伙计聊起来,他才发现这不是偶然。老张说:“我们那会儿,孩子考不上大学还能顶班,现在没这政策了,可孩子在外面混不下去,你不帮他谁帮他?”老赵说:“外面那些私企,说黄就黄,孩子辛辛苦苦干几年,什么也落不下。在单位当个合同工,好歹稳定,说出去也好听。”老孙说:“好听什么呀,一个月三千块钱,够干什么?”
话虽这么说,可老孙的儿子后来也进了另一家单位的合同工岗,还是老孙托人办的。
老周慢慢看明白了。他们这一代人,一辈子在体制内,知道这里的规矩、这里的节奏、这里的安全感。他们也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不是他们亲身经历过,而是从新闻里、从同事孩子的遭遇里、从饭桌上的闲聊里拼凑出来的印象:不稳定、不体面、没有保障。所以当孩子在外面撞了墙,他们第一反应不是让孩子再撞一次,而是把孩子拉回自己熟悉的围墙里。
哪怕那道墙在收缩。
周小锋在单位干到第六个月的时候,听到一个消息:单位要清退一批编外人员。
消息是办公室一个老大姐悄悄告诉他的,说上级有文件,要压缩编外用工规模,他们这批劳务派遣的,可能只留一半。周小锋那天晚上没睡好。第二天上班,他看见另外两个合同工也在交头接耳。三个人平时不怎么说话,那天中午却凑在一起吃了饭。
一个说:“我爸说不行就再找找别的单位。”
另一个说:“我爸单位也在清,现在哪都不好进。”
周小锋没说话。他想起半年前老周把合同推到他面前那天,自己问的那句“我还有别的路吗”。现在他想,如果这条路也断了呢?
那天回家,他看见老周在打电话。老周背对着他,声音压得很低:“赵姐,你听说那个清退的事了吗……嗯,我知道……小锋这半年干得挺好的……你看能不能想想办法……”
周小锋站在门口,没进去。他听见老周说“嗯”“好”“麻烦你了”,听见老周把电话放下,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往厨房走。
他推门进去,老周正在倒水。看见他,手抖了一下,水洒在桌面上。
“爸。”
“回来了。”老周拿抹布擦桌子,没看他。
“我听见你打电话了。”
老周停住手。过了一会儿,他说:“没事,你赵姨说先看看,不一定清到你们。”
周小锋说:“爸,你别再求人了。”
老周抬起头。他看见儿子站在厨房门口,比半年前瘦了一点,下巴上冒出一层青色的胡茬。他想说“我不求人怎么办”,可这句话堵在喉咙里,出不来。
周小锋说:“我自己想办法。”
老周把抹布放下,转过身去洗手池。水龙头开着,他听见自己说:“你想什么办法?”
身后没有声音。他回头,周小锋已经不在厨房了。
那天晚上,周小锋在电脑前坐到很晚。老周起来上厕所,看见他屋里还亮着灯,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像是招聘网站。老周站了一会儿,没敲门,回屋了。
老伴问他:“小锋还没睡?”
“嗯。”
“你说他真能自己找到工作?”
老周没回答。他躺在床上,想起自己十八岁那年顶班进单位,父亲把他领到人事科,说了句“以后就交给你了”。人事科的人递给他一张表,他填了,第二天就上班了。一切顺理成章,像水往低处流。
可现在水往哪流,他不知道。
周小锋后来有没有被清退?
老周说,赵姐最后帮他跟劳务公司打了招呼,把他留下来了。同批进来的三个人,走了两个。周小锋现在还在那个后勤岗,工资涨了两百,还是编外。
老周说,他有时候想,如果当年没让儿子回来考编,让他留在省城,会不会不一样。可这个念头刚冒出来,他就自己按回去了。留在省城能干什么呢?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我们这一辈子,就会干这个。”老周说,“孩子在外面干不下去,我们不帮他,谁帮他?”
他说这话时,我们坐在他家的客厅里。茶几上放着一盘洗好的葡萄,周小锋的工牌搁在旁边的鞋柜上,蓝色挂绳,白色卡片。那两个字还在,“编外”。
老周的老伴从厨房端出一盘饺子,说:“吃吧,小锋今天加班,不回来吃。”
我问老周,以后怎么办。
老周夹了一个饺子,蘸了醋,慢慢嚼完。“以后再说以后吧。”他说,“先把眼前过去。”
吃完饭,老周送我下楼。经过院子门口时,碰见三楼的老李。老李拎着一袋菜,看见老周,问:“小锋最近忙不?”
老周说:“还行,老样子。”
老李点点头,又问:“我们家那个,你听说没?他们单位也要清人。”
老周停下脚步。两个人站在楼道口,头顶的声控灯亮着,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墙上,一高一矮。
老李说:“我让他先干着,实在不行再说。”
老周说:“对,先干着。”
两个人没再说话。老李上楼,老周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声控灯灭了一下,又被老李的脚步声震亮。
我走出院子,回头看了一眼。整栋楼一格一格的窗户亮着,有些是白的,有些是黄的。老周还站在楼道口,看不清脸,只有一个轮廓。
他大概还在想,明天要不要再给赵姐打个电话。
周小锋后来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我知道我爸妈为我好。可有时候我想,他们要是不管我,我是不是早就出去了。”
他说这话时,正蹲在单位后门的台阶上吃盒饭。身后是那栋老办公楼,灰色外墙,铝合金窗框,跟他父母年轻时进出的那栋楼一模一样。
他吃完最后一口饭,把盒子合上,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不说了,下午还有一摞档案要整理。”
他推开后门,走了进去。
门在身后关上,没什么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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