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组屋住了4年，才真正理解为什么当地人削尖脑袋要买房

◎ 没人逼你买，但所有人都买了。

在新加坡租房住到第四年，我才看懂一件事：组屋的价格从来不是市场定的，是身份定的。你以为这是房地产政策，其实这是社会治理工程。我站新加坡政府这一边——不是因为我觉得它完美，是因为我看清楚了，它用一个你无法拒绝的价格，把“买房”从消费行为变成了公民义务，然后整个国家绑在这套逻辑上跑了六十年，跑成了全世界独一份的样子。

我刚到新加坡那年，在女皇镇租了一间普通房，房东陈太收我每月一千一百新币，水电网全包。签合同那天她翻到最后一页，指着一条附加条款说：“不可以煮饭，只可以用微波炉。”我愣了一下，她看我一眼，补了一句：“上一任房客煮咖喱，味道留了三个月，我换窗帘花了四百多。”后来我才知道，陈太自己住的这套三房式组屋，是1987年跟丈夫联名买的，当时总价六万八千新币，贷款还了二十五年，两年前刚还完。她跟我说这话的时候正在阳台晾衣服，手停下来，眼睛看着对面那栋新起的四十层组屋，说：“现在的年轻人，抽不到就哭，抽到了也哭，四十几万，你说他们怎么还。”我说那你当年怎么还的，她笑了一声：“当年？当年没想那么多啦，政府讲买，就买咯。”这句话我当时没听懂。四年之后，我懂了。

一、水管爆了那天

我住进去第八个月，厨房水管爆了。水从洗手台下面涌出来，漫过地砖，流到客厅，我在卫生间拿毛巾堵，堵不住。打陈太电话，她十五分钟就到了，穿一双拖鞋，手里拎着一个红色塑料桶和一个工具箱。她蹲下去看了一眼，说：“哦，这个管老了，要换。”然后从工具箱里摸出一把扳手，自己开始拧。我蹲在旁边帮她递毛巾，问她要不要叫水电工。她说：“叫什么叫，上门八十块，我自己来。”拧了十几分钟，接头松了，水停了。她站起来，膝盖咔嚓响了一声，拿袖子擦了一把额头的汗，说：“你明天去买一根新的，三块五，楼下五金店就有，我教你装。”第二天我真的去买了。五金店 uncle 叫林金发，头发花白，穿一件洗到发白的蓝领T恤，收钱的时候问我：“陈太叫你来的？”我说是，他笑了一声：“她就这样的啦，整栋楼的水管都是她自己修的。”

林金发在这栋楼下开了二十三年五金店。我后来常去他那里买灯泡、买螺丝、买粘钩，熟了之后他跟我讲，这栋组屋1981年落成，第一批住户搬进来的时候，楼下只有两家店，一家杂货铺，一家他这里。他指着门外走廊说：“以前这里全部是空地，小孩子们在楼下踢球，现在你看，全部停满了车。”我问他为什么不搬去大一点的店面，他摇头：“搬去哪里？这里楼下就是我的组屋，我走路回家两分钟。租店面有津贴，组屋楼下的店面政府规定要留一半给本地小生意，租金比外面便宜差不多一半。”他停了一下，把手里正在配的钥匙转了个方向，“你知道外面商场里面的店租多少吗？一间小的，一个月六千起跳，我这边，两千四。”两千四新币，在女皇镇，一个临街铺面。这个数字我当时就记在了手机备忘录里。

陈太修完水管的第二个星期，我收到她一条 WhatsApp，说楼下要办中元节晚宴，每户收三十块，问我要不要参加。我说参加。那天晚上楼下搭了红色棚子，摆了十二桌，我旁边坐的是三楼一个叫阿强的大哥，四十来岁，在樟宜机场做地勤。他一边剥虾一边跟我讲，他这套四房式是2009年买的，转售市场价三十二万新币，贷款三十年，每月还一千一百多，用公积金还，现金部分只掏了两百多块。“两百多块，你讲，跟租房比是不是等于不要钱？”他拿筷子敲了一下碗边，“但是咧，你要抽得到先。我抽了三次，第一次排两千多号，第二次一千八，第三次才中。我老婆讲，再抽不到就要去庙里拜了。”旁边他太太插了一句：“拜什么拜，最后还不是靠我姑妈认识的那个议员写了一个信。”阿强嘿嘿笑，没接话。

那天晚上我回去算了算：陈太1987年买房六万八，阿强2009年买房三十二万，我2022年租的那个房间月租一千一。三代人，三个数字，一条线。

二、抽签这门玄学

阿强说的“抽签”，是新加坡组屋制度里最核心也最折磨人的环节。预售组屋，建屋局每季度推一批，符合条件的公民和永久居民按家庭收入、公民身份、是否首次购房等条件分配优先级，然后电脑摇号，摇到前多少号才有资格选房。听起来很公平，但实际操作起来，整个家庭的几年时间就押在一台服务器上。

我认识小伟的时候，他正在等第五次抽签结果。小伟二十九岁，在义顺一家物流公司做调度，太太是幼教，两个人月收入加起来六千八。他们从2020年开始抽，第一次抽淡滨尼，没中；第二次抽兀兰，号码一千九百多，前面排着的人选完，轮到他们只剩底层和西晒的单位，放弃了；第三次抽榜鹅，号码更靠后；第四次抽武吉巴督，还是没中。我问他第五次抽哪里，他说：“加冷，靠近我老婆娘家，号码八百多，应该有希望。”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在义顺一间咖啡店吃午饭，他点了一杯kopi-o，一块二，喝了两口，杯子往桌上一顿：“你懂吗，我跟我老婆讲好了，这次再抽不到，就去买转售的，贵十万也认了，等到四十岁还住父母家，我真的受不了。”

他父母住在宏茂桥一套三房式，1985年买的，当时五万二。小伟和太太结婚之后跟父母住，五个人挤在六十多平米的空间里，他和太太睡主人房，两个老人睡次卧，妹妹睡客厅隔出来的小间。小伟说最难受的是晚上洗澡要排队，“我爸爸七点洗，我妈妈七点半，我妹妹八点，我太太八点半，我最后，洗完出来九点多，什么心情都没有了。”他说这话的时候在笑，但笑得有点用力。

第五次结果出来那天，小伟给我发了一条语音，声音明显高了半个调：“中了！中了！八百多号，在下巴耶利峇那边，下个月去选房。”我回了一句恭喜，他又追了一条：“但是我跟你讲，选房那天你陪我去啦，我怕我冲动选错。”选房那天我去了，建屋局大厅里坐了大概两百多号人，叫号屏幕滚得很慢。小伟手里攥着一份自己打印的楼层朝向分析表，密密麻麻标了红蓝两色。他指着其中一行说：“你看这个，朝北的，不晒，但是靠近走廊；朝南的视野好，但是西晒。我老婆说要视野，我讲西晒你下午在家受不了的。”他太太在旁边翻了一个白眼：“你每天七点出门，西晒关你什么事。”两个人你来我往讲了十分钟，最后叫到号了，小伟站起来，深呼吸了一下，跟我说：“其实没得选的啦，轮到你的时候剩什么你就拿什么，你分析得再仔细，前面的人一选，你那张表就废了。”

他最后拿到的是一套十一楼朝北的单位，四房式，三十七万八，首付百分之十，用公积金付了，现金只掏了三千多块。签完字出来，小伟站在建屋局门口，太阳很大，他眯着眼睛看对面的楼，跟我说了一句我记到现在的话：“我跟你讲，这个不是买房，这个是排队领一个身份。你拿到钥匙那天，你才真正是这个国家的人。”

三、我以为的廉价，其实是精装修

在来新加坡之前，我对组屋的想象全部来自网上的只言片语——廉价公屋、政府补贴、给低收入家庭的。我甚至跟朋友说过“组屋就是新加坡版的廉租房”。住进去第二年，我跟一个本地朋友阿珍去看她刚拿钥匙的新单位，才知道这个想象错得有多离谱。

阿珍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三十四岁，在银行做合规，单身，用单身公民身份抽了两次，第二次中了一个二房式灵活单位，在登加新镇，二十七万新币。她带我去看的时候房子刚交付，电梯出来是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地面铺了灰色防滑砖，墙面刷了米白色，天花板装了感应灯，走进去就亮。她打开门，我站在门口愣了三秒——地面是浅木色复合地板，全屋已经铺好；厨房有整套橱柜、抽油烟机、燃气灶、不锈钢水槽；卫生间装了马桶、洗手台、淋浴隔断、镜子、毛巾架；每个房间有插座、有顶灯、有窗框和窗台。阿珍把钥匙往鞋柜上一扔，说：“你看，基本就这样，我花了两千块做了两个衣柜，三千块做了一个电视墙，就可以住了。”两千加三千，五千新币，装修完了。

我说这哪里是廉价公屋，这是精装交付的商品房。阿珍皱了皱眉：“谁跟你讲组屋是廉价公屋？你去看一下价格啦，四房式在非成熟区都要三十几万，成熟区四十几万，哪里廉价？”她指着窗外正在施工的工地，“那边是私宅，同一个地段，一平米的价格是组屋的三倍。政府把组屋价格压在私宅的三分之一左右，不是因为它成本低，是因为它不卖地给开发商赚差价，它自己建、自己定价、自己管。”她停了一下，补了一句：“但是咧，你买了组屋，五年之内不可以整间出租，不可以卖，十年之内卖要还津贴。政府给你便宜，你就要听话。”

这句话让我想起陈太。陈太那套三房式，1987年六万八买的，2022年同栋楼同户型的转售成交价是三十八万左右。三十五年，涨了五倍多。她当年拿的津贴是三万新币，条件是她丈夫是公民、家庭收入低于当时的上限、并且承诺自住。她后来跟我说过一句话：“政府给你的钱不是白给的，它要你住在这里，要你投票，要你小孩在这里长大。你搬走了，它就亏了。”我当时觉得她讲得太直白了，后来翻了翻建屋局年报，2021年组屋住户中公民家庭占比超过百分之九十五，永久居民家庭不到百分之四。这个数字本身就是答案——组屋首先是公民身份的基础设施，其次才是房子。

阿珍那天送我下楼的时候，指着一楼架空层说：“你看那边。”架空层摆了七八张石桌，十几个老人在下象棋，旁边有饮水机、有公告栏、有社区花园，公告栏上贴着这个月居民委员会的活动通知，我扫了一眼，有太极班、有烹饪课、有儿童绘画比赛。阿珍说：“这些东西全部是居民委员会搞的，经费一部分政府给，一部分居民自己筹。住私宅的人想参加还没有呢，私宅没有这种基层网络。”她看着我，认真地说了一句：“你以为买的是房子？你买的是这张网。”

四、底层的逻辑是身份

住到第四年，我搬了三次家，从女皇镇到红山再到大巴窑，每到一个新地方，最先认识的都是楼下咖啡店的老板。大巴窑那间咖啡店的老板叫王秀兰，六十多岁，大家都叫她兰姐，她在那间店里站了三十一年。我每天早上下去买一杯 kopi-c，一块四，她记得我的口味，kosong 少糖，杯子要薄一点的那只。

有一天早上我去得早，店里没什么人，她一边擦柜台一边跟我聊天。我问她这间店面是不是自己的，她摇头：“跟政府租的，建屋局下面的店面，租金比外面便宜，但是不可以随便转租，也不可以改用途。”我问她生意好不好做，她停下手里的抹布：“做得下去啦，你看这一区，六栋组屋，差不多一千户人，每天早上至少有三百个人下来吃早餐，我做到九点半就收档，下午去打麻将。”她笑了一声，把抹布甩到肩膀上，“你讲，我去外面商场开一间，租金六千，我要卖多少杯咖啡才够交租？这边一千八，我卖两百杯就回本了。”一千八 vs 六千，同一个城市，同一个行业，租金差了三倍多。这个价差是政府故意留出来的，目的是让组屋区有便宜的餐饮、有便宜的五金店、有便宜的理发店。兰姐说了一句：“政府不要我们死，政府要我们活下去。”

那天下午我在大巴窑中心散步，路过一间社区诊所，门口坐了十几个老人，我凑过去看了一眼挂号牌，上面写着初诊十八块，复诊十二块，公民有补贴，永久居民贵一些，外国人五十块起。一个刚看完医生的 uncle 走出来，手里拎着一袋药，我问他贵不贵，他摆手：“不贵啦，我看了三种药，一共十四块半。”十四块半，三种药，在新加坡。这个价格背后是政府补贴加社区诊所的运营模式，组屋区必须有诊所，就像必须有咖啡店和五金店一样，这是规划的一部分，不是市场自己长出来的。

那天晚上我回到房间，把四年里记过的一些数字翻出来，一条一条列在纸上：陈太的组屋六万八买进、三十八万市价；阿强每月现金还款两百多；小伟抽了五次签、首付现金三千多；阿珍的装修花了五千；兰姐的租金一千八；诊所的三种药十四块半；我的房租从一千一涨到一千三。这些数字拼在一起，拼出来的不是一张房地产价格表，是一张社会治理的施工图。政府用组屋价格锁住公民，用店面租金锁住小生意，用诊所补贴锁住基础医疗，用居委会锁住社区网络，然后整个系统在“你买了房就要在这里好好过”的逻辑上运转了六十年。你问新加坡人为什么削尖脑袋要买房，他跟你讲“不买很亏”“租金白交”“政府给津贴”，这些都是真的，但底下还有一层——不买房，你就没有这张网的入场券。

转折：那个黄昏

真正让我心里咯噔一下的，是去年三月的一个黄昏。

那天我在大巴窑组屋楼下等一个朋友，站在有盖走廊下面，旁边坐着一个老人，七十多岁，穿一件白色背心，短裤，拖鞋，手里拿着一份《联合早报》，报纸摊在膝盖上，没在看，眼睛望着对面那排组屋。我站了大概十分钟，他忽然开口，用福建话混着华语问我：“小弟，你住这附近啊？”我说是，租的。他点点头，指了一下对面三楼一个单位：“那间是我的，1982年买的，四万三。”然后他又指了一下隔壁那栋：“那间是我大儿子的，2015年买的，四十二万。”他停了一下，把报纸翻了一页，没看，又合上，说：“我跟你讲，我这一世人，做过最对的一件事，就是当年听政府的话，买了这间屋。我那时候在巴刹卖鱼，哪里懂什么买屋，是建屋局的人来巴刹派传单，讲‘买屋好过租房’，我老婆讲‘政府叫你买你就买’，我就买了。”他把报纸卷起来，握在手里，像握着一根拐杖，“后来我三个小孩，全部住组屋，全部在同一区，走路十分钟。我跟你讲，不是我厉害，是这间屋厉害。没有这间屋，我三个小孩早就搬去很远的地方了，我老了谁管我？”

他说这话的时候，对面组屋的窗户一扇一扇亮起来，黄的白的光混在一起，楼下有个小孩骑滑板车冲过去，一个年轻妈妈在后面喊“slow down”。老人看着那个小孩，忽然问我：“你以后会在这里买屋吗？”我说我是外国人，买不了组屋，只能买私宅，很贵。他哦了一声，把报纸夹到腋下，站起来，拍了拍短裤后面的灰，说了一句：“那就回去买啦。屋子这种东西，不是买来住的，是买来绑住人的。你绑住了，你才会好好过日子。”然后他慢慢往电梯口走，拖鞋在地砖上啪嗒啪嗒响，走到一半回头看了我一眼，补了一句：“你讲是不是？”

我没有回答他。我站在走廊下面，天已经暗了，对面组屋的灯全亮了，一格一格的，像一面巨大的墙，每一格里都有人在做饭、在看电视、在骂小孩、在晾衣服。那个瞬间我忽然想起来陈太那天在阳台说的话——“当年没想那么多啦，政府讲买，就买咯。”两句话，隔了三十五年，讲的是同一件事。新加坡政府用组屋价格和公积金制度，把一个普通人一生中最大的一笔支出变成了一个不需要思考的决定。你不需要懂经济学，不需要看市场走势，不需要研究地段，你只需要做一件事：听政府的话，排队，抽签，拿钥匙，然后在这张网上待一辈子。这件事到底是好是坏，我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想清楚。但我知道那个老人说的是真的——屋子绑住了人，人才会好好过日子。只是“好好过日子”这四个字的定义权，在谁手里，他没有讲，我也没有问。

结尾

上个月我回了一趟女皇镇，路过陈太那栋楼，楼下五金店还开着，林金发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配钥匙，机器嗡嗡响。我走过去跟他打招呼，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认出来了：“哦，你搬走了啊？搬去哪里？”我说大巴娄。他点头，把配好的钥匙从机器上取下来，用锉刀磨了两下毛边，递给我看：“你看，新的，亮不亮？”那把钥匙在下午的太阳底下反着光，我接过来，沉甸甸的，齿口锋利。我说亮。他笑了一声，低头继续配下一把。我站在店门口，抬头看了一眼楼上陈太的窗户，晾衣杆上挂着一件红色T恤和一条灰色短裤，风一吹，晃了两下。我把钥匙放进口袋，转身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