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棵世代守护了两百年的树，为什么证明不了是自己的？

文 | 墨白（媒体人）

2013年6月26日，符彩轮干完农活，开车去白沙县林业局的芳香苗圃看望她家的古树。

那棵树是她祖父和一位结拜长辈种下的，符家世代守护，现在已经两百岁，直径一米三，二十吨重。

两年前，这棵古树被盗挖，古树作为赃物被当地公安查获。为了让古树保活，当地公安委托林业局将这棵古树种在林业局的苗圃中。

符彩轮挂念着这棵古树，隔一阵儿继续看一眼。

那天到了地方，树没了。原地站着一棵歪歪曲曲的小树。

她问树去哪了。先有人说不知道，后来有人告诉她，古树已经干枯死亡。

符彩轮与那棵两百岁的重阳树（受访者供图）

直到2015年，海南省纪委巡视组告诉她，树没死，三年前就被送走了，被林业局送给了隔壁隔壁市的一个镇政府，种在了东坡书院中。

2017年，她和叔叔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要求把树移回原址，或者由林业局赔偿。一审、二审，都因证据不足被驳回。其后的数年，她坚持不懈的发起了数次起诉，全部驳回。

这件事里，错得最厉害的就是林业局。

它不是树的主人。它只是接收公安局移交的涉案财物，代为保管。代管不等于拥有，这个道理不需要学过法律也懂。房东让你帮忙看房子，你不能把房子送给别人。刑事诉讼法第234条写得清清楚楚：扣押的财物应当妥善保管，以供核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或者自行处理。

此外，这次赠与本身，也没有任何程序。白沙的涉案财物，有白沙林业局，送给儋州的一个镇政府，两个城市，两个毫不相关的部门，没有评估，没有审批，没有移交清单，没有接收签字，居然能完成一次重大资产的移交。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离奇的事？所有的回应里，只有一段话。

白沙县林业局在2025年的信访回复里说：“2012年，我局收到儋州市中和镇人民政府来函，要求赠予乡土绿化大树，为加大重阳树的保护力度，更好的健康成长，2012年5月，我局向中和镇人民政府赠予该重阳树，自种植在东坡书院至今，长势良好。”

它承认树是它送的。送的理由是绿化。动机是保护。而且长势良好。

但没有一句提到权利人，没有一句提到这是涉案财物，没有一句提到它有没有权力处理这件事。

而处理结果呢？

纪检问责，五个人被处理。但具体怎么处理的，几乎全部没有公开：处分档次没公开，人事处理没公开，行政处罚也没有。局长虽然被判刑了，但罪名、刑期、跟本案有没有关联，也全部没有公开。

唯一落到实处的，是人被处理了。树还在东坡书院，钱一分没赔。

这里面还有一个的时间差。2015年，告诉符彩轮真相的是海南省纪委巡视组。也就是说，至少从2015年起，纪检系统内部就有这条信息，而处理发生在2026年10月。

中间隔了十一年。

同一件事，同一批证据。十一年没动，曝光后两个多月结案。

在这十一年中，符家发起了七次诉讼，七次都是“裁定驳回起诉”。

这六个字，很多人读不懂，这里解释一下。

我们平时去法院打官司，哪怕打输了，那叫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意思是：你起诉的时候材料是完整的，有起诉书，有证据，法院认为这个案子有审的必要，于是开庭。开完庭，法院认为你的请求不成立，驳回，这就是所谓的败诉。

裁定驳回起诉不一样。它是说，你连法律的门都进不去。在这个案子中，法院认为，符家拿不出完整证据证明这棵树是符家的。既然这棵树和符家都没有关系，凭什么你能起诉？

其实符彩轮手上有证据。

方平村村委会2011年出的证明，写着“此树主人为符国光、符亚可两人”；古树所在耕地承包方也为此手写了证明；同村五十多位知情村民签字按手印的联名证言。

这些东西，在法律面前分量不够，法院没有认可。

法院要求她提供通过继承、买卖或赠与取得所有权的凭证。

但其实，这个要求本身就拔高了标准。

民法典第230条，因继承取得物权的，自继承开始时生效。第231条，因事实行为设立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生效。种树就是事实行为。第10条，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

取得所有权，从来不以有一张纸为要件。

种树是事实行为，谁种的，树就是谁的，不需要登记。继承是法定事实，被继承人死亡那一刻，继承人自动取得，也不需要一份继承证明。

这是举证对象的偷换。把证明取得方式，换成了出示取得凭证。而那份凭证，历史上从来没有存在过。

而真正具备法律效力的一些资料，比如林业三定底册、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档案、省级保护名录等认定材料，很遗憾，全在县林业局手里。而县林业局，正是本案的被告。

你能指望被告主动交出能证明自己违法的档案吗？

符家作为普通农民，当然没有权力要求一个行政部门交出底册。其实这个时候，法律本来给了工具：民诉法第67条第2款，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当然，这些工具，本案有没有用，公开报道里看不到。

法院做的是：她举不出来，那就驳回。至于她为什么举不出来，不在审查范围里。

看到这个案子，我也只是一声叹息。

现在的司法实践里，涉农的历史权属纠纷，法院普遍倾向于证据不足就驳回，而不是证据不足就依习惯认定。原因估计就是，认定错了要担责，不认定只是当事人倒霉。

尽管民法典第10条把习俗、习惯写成了法源，但五年多过去，判例中采取的，似乎很罕见。

最近这些年，我总觉得很多基层法律从业者，陷入了一个怪圈：只求自保，只抠法律条文，不讲人性，不讲习俗，不讲公序良俗，缺少共情心。

法律也是需要与时俱进的。条款在制定的时候并不完美，执行过程中会跟时代脱节，会僵化。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法律工作者依然死守条文，以安全为宗旨，以自保为己任，那就会形成一系列不符合人性、不符合老百姓意愿和利益的判决。

这种判决，没有温度，没有感情，机械，寒冷。

它会伤到很多人，也会一点点磨掉人们对法律的信任。

那棵树现在还在东坡书院，长得很好。它两百岁了，比我们的很多法律都老。

它不知道自己归谁，也不需要知道。

需要知道的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