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涉案高管的四大核心辩护要点

作者：牛洪涛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刑事案件中，大量高管、中层存在一个普遍困境：仅因“副总、总监、部门负责人” 的职务头衔，就被公诉机关认定为核心骨干，全盘归责整个团队的涉案业绩，量刑压力极大。

办理此类千亿级、百亿级非法集资大案多年的牛洪涛律师深耕金融犯罪刑事辩护，经手大量实控人、高管涉案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重大案件，代表性大案包含：中植集团、通金所、易通贷、工厂微金、小牛财富等，覆盖涉案规模200 亿、500 亿乃至上千亿级别特大金融犯罪案件，深谙司法机关对不同层级高管、实控人的裁判尺度与定罪量刑规则。

结合牛洪涛律师办理特大非法集资案件的实操经验，依据最高法、最高检非法集资司法解释及现行司法实践，本文系统梳理高管类人员的完整辩护思路。即便当事人具备高管身份，只要辩护思路得当，仍可通过区分主次地位、削减涉案金额、否定主观明知、叠加全部从宽情节四大核心路径，实现降档量刑、适用缓刑，情节较轻者甚至能够争取不起诉。

一、核心裁判逻辑：职位不等于作用，主从犯划分是辩护的第一突破口

很多当事人及家属存在认知误区：只要在公司担任管理岗位，就必然属于主犯。结合两高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司法解释，区分主从犯的核心标准并非职务名称，而是行为人是否参与顶层决策、掌控业务模式、支配涉案资金、获取大额违法分红。

（一）司法实践中法定主犯仅包含三类人员

1. 公司实际控制人、实际出资老板、幕后操盘人；

2. 设计集资产品、制定返利利率、搭建吸存运营模式、统筹整体吸存业务的核心策划人员；

1. 掌控涉案资金流向、截留、挪用集资款，享受大额股权分红、超额业务提成的资金控制者。

以上，法院均严格按照该标准划分主从犯，仅将集团顶层实控、资金操盘核心人员认定为主犯，大量中层高管依据实际作用认定从犯，直接实现量刑大幅降档。

（二）打工型高管认定从犯的关键辩点

若涉案高管仅属于执行层管理人员，满足以下全部条件，依法应当认定为从犯：

1. 未参与公司顶层战略、集资产品、收益政策的制定，无任何决策权限；

2. 无权管控、调配投资人资金，资金进出完全由实控人、财务负责人单独把控；

3. 仅按照上级下达指标开展管理工作，无独立定价、调整返利、自主拓客权限；

1. 收入仅为固定基本工资+常规业务提成，未持有公司股权、未参与大额分红。

刑法明确规定，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成功认定从犯，可直接实现量刑降档，从轻幅度优于单一认罪认罚情节，是全案辩护的核心命脉，也是牛洪涛律师办理数百起高管案件中高频实现的核心辩护成果。

二、否定主观明知，切割犯罪故意，降低主观恶性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属于故意犯罪，成立犯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明知自身行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仍主动实施吸存行为。对于入职正规实体企业、中途转型集资业务的高管，可重点开展主观认知辩护。

实务中，可提交证据佐证当事人不具备违法认知：

1. 公司长期存在实体经营业务，日常经营具备合法资质，对外宣传材料均刻意规避非法集资表述；

2. 入职时公司对外宣称理财、投资业务具备合规备案手续，当事人无渠道核实金融牌照缺失情况；

3. 未主动向社会公众宣传保本付息、高收益承诺，不存在刻意夸大收益、诱导投资人投资的积极行为；

4. 发现业务存在合规风险后，主动减少业务、提出整改意见，甚至主动离职，无持续放任犯罪扩大的主观心态。

此类辩护可大幅降低当事人主观恶性，综合全案情节后，是争取从轻处理、不起诉的重要支撑，在涉案百亿级平台中层高管案件中多次取得良好办案效果。

重点提示：实践中，很多办案机关尤其是公诉机关（检察院）和审判机关(法院)对犯罪故意的辩护并不认可，而且直接采取一刀切的认定方式（即只要在公司工作过或者参与过集资的业务直接默认为存在主观故意）。

三、精准核减涉案金额，剥离不应计入犯罪数额的部分

公诉机关（检察院）的起诉书中，常直接将高管管辖团队全部业绩统一计入个人涉案金额，该计算方式存在法律瑕疵，辩护律师应当逐项质证、依法剔除无效金额，涉案数额下降将直接大幅降低基准刑期。

超大金额的非法集资案件，核心质证工作即为剥离虚高涉案数额，三类金额依法应当从涉案总额中剥离扣除：

1. 当事人未入职、已离职时间段内产生的全部集资数额；

2. 当事人未参与管理、未指导跟进、不知情的基层员工独立开发的投资业绩；

3. 当事人近亲属、公司内部员工等特定对象投资金额。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要求吸存对象具备社会性、不特定性，亲友、内部员工投资不属于“社会公众”，不计入犯罪数额。

几百亿甚至上千亿涉案规模案件中，通过逐项对账、梳理流水，往往可核减数千万乃至数亿不计入个人犯罪金额的款项，直接改变量刑区间。

四、叠加全部法定、酌定从宽情节，全力争取缓刑和不起诉

完成主从犯区分、核减涉案金额两大基础辩护后，需整合全部从宽情节形成完整从轻量刑体系。结合牛洪涛律师处理多起百亿、千亿级金融案件积累的司法沟通经验，针对无资金掌控权、获利较少的中层打工高管，契合当前宽严相济的金融犯罪司法政策，可重点争取缓刑，情节轻微者可争取不起诉：

1. 自首情节：主动到案、如实供述全部案件事实，自愿配合侦查机关调查取证；

2. 认罪认罚：全程真诚悔罪，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3. 全额退缴违法所得：主动退还全部工资、提成等违法收益，是非吸案件从轻量刑核心酌定情节；

4. 协助挽损：主动配合办案机关安抚投资人、梳理回款渠道，推动集资款项清退，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结合现行司法判例导向，对于未实际控制企业、未获取巨额收益、仅从事执行管理工作、积极退赃挽损的中层高管，司法机关优先适用非监禁刑，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可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在牛洪涛律师代理的多起平台中层高管案件中，通过完整叠加全部从宽情节，多名当事人成功取保候审、判处缓刑。

五、高管辩护核心思路总结

办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高管类案件，辩护重心不应局限于单纯争辩罪名是否成立，而应围绕地位作用、主观认知、涉案金额、量刑情节四大维度分层切割案件事实。

若当事人并非实际控制人、业务策划者、资金支配者，仅为领取固定薪酬、执行上级指令的打工管理人员，辩护空间充足，通过认定从犯、核减犯罪数额、佐证主观恶性较小、叠加全部从宽情节，能够有效实现大幅降刑、取保候审、适用缓刑，情节符合条件的，可争取无案底的不起诉处理。

六、结 语

非法集资案件涉案证据繁杂，涉案金额、人员层级梳理专业性极强，案件处理窗口期集中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尤其是百亿、千亿级特大平台案件，主从犯划分、金额对账、主观明知认定存在大量争议焦点，极易错失辩护空间！

涉案企业管理人员及家属，建议尽早请专业刑事律师介入，及时固定有利证据，最大化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以下为真实的部分成功辩护案例（节选）：

律师介绍

牛洪涛

两高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

牛洪涛律师，英语专业八级，前北京检察官、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员、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律博士、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律师、北京市律师协会涉外律师人才、司法部涉外律师人才、中国行为法学会法治政府建设办公室执行主任、北京律协政府公共服务与应急处置专委会委员、仲裁委仲裁员。

多年线办案经验，具有基金、证券等从业资格。在《检察日报》《北京日报》《首都检察官》《法律监督的实践与探索》等发表过多篇文章，多次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治进行时》《北京交通广播电台警法在线》等普法节目录制。成为律师以来，精通刑事辩护和民商事诉讼，办理过多起大企业的民商事诉讼案件(合同纠纷、供应链贸易纠纷、循环贸易纠纷等)、重特大刑事案件(受贿、行贿、诈骗、合同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刑民交叉案件等，服务的企业有：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公司、中国青旅、泰禾集团、博纳影业、中国化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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