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只擅长做题，不擅长做自己”，一个“问题少女”的德国实验

作者 | 张来

编辑 | 吴擎

在成为德国小镇文理中学的德语老师之前，李茜是杜塞尔多夫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更早之前，她是中国教育体系下的一名“问题学生”。

李茜小学时被孤立，高中被劝退，打过零工，成人高考才考进中国政法大学，成为涉外商务律师，还在美国读了法律硕士。这是一个可以被称为“逆袭”的故事，但她说：“（逆袭）这个词代价特别大。”

李茜

为了更好地兼顾家庭，她辞去了律师工作，决定转型。也是在这一阶段，她忽然发现，自己似乎正穿着安徒生童话里“红舞鞋”，怎么也停不下来了。德国朋友每次聚会，聊的大多是旅游，轮到她，她说：“我刚考了数据保护顾问，又考了媒体素养教练，还有计算机安全……”

“其实人生已经不需要我考试了，我还在考试，不停地考试。”

中文、英文、德文，三种语言在她的日常生活中被交替使用。持续的大脑活动令她的记性变差，她开始写日记，以确保自己记住每周发生了什么。

有一天，她在北德乡村的家门口，看到农场主的儿子开着拖拉机经过，放着摇滚音乐，轰隆轰隆地在原野上驰骋。她想：“我也可以做点这样的事。”于是她决定再考个拖拉机驾照，还跟家人说：“这是最后一个考试。”

结果，一封来自本地文理中学的邮件，让她走向了一个全新的副本：“难民学生已经两周没有德语老师了，您愿意考虑来学校工作吗？”

学校门前的三匹青铜小马/受访者供图

李茜没有在德国受过教育，彼时也尚未接受过系统的教师培训，但这个突如其来的邀请点燃了她。她想，“学校肯定是火烧眉毛了”。

德国融合教育曾被视作全球教育界的范本，它打破分流壁垒，让不同天赋、不同背景的孩子共享同一个课堂。但理想与现实之间，裂痕正在加深。2026年9月公布的PISA 2025结果显示，德国15岁学生在科学、阅读、数学三项上的得分，均为PISA项目启动以来的历史最低。

师资缺乏，也是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之一。李茜最终决定“临危受命”。于是，一个曾被判定为“问题学生”的人，一个正在反思自己“红舞鞋”式考学机制的人，就这样在异国被推到了一间全新的、矛盾最集中的教室里——以教育者的角色。

有赖于她的日记习惯，她在小镇学校的经历，最终汇集成书——《翻土的人：我在德国文理中学代课的日子》。

书中第一章里，李茜写道：“在德国，报纸上很少有好消息，教育版更甚。”

《翻土的人》李茜著

01进入德国小镇中学

德国小镇文理中学里，有母语不是德语的移民孩子，有带着PTSD的难民孩子，有自闭症儿童，也有本地精英家庭的孩子。他们之间的家庭收入、身体状况、国籍、语言、宗教信仰，都完全不一样。

“不想学的、不能学的、想学好的，同在一间教室里，结果谁都学不好。跟我想象的贵族精英学校，相去甚远。”这是德国课堂给李茜带来的第一反应——困惑。

课间操空空如也的教室/受访者供图

曾经，她的整个小学六年，班主任对她最常说的话是“你是这个班里的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她被罚站，没有人跟她玩。“我当时都不痛苦，”她说，“因为你长期被排斥，你没有朋友，其实人格形成会特别特别晚。”

但观摩德国中学的第一堂课，她发现班里2/3的学生都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做作业、讲小话、走神，于是她一下课就追着任课老师问，哪些孩子需要特别帮扶。结果对方一脸震惊，“飞快逃离”。

她后来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不要在有学生的地方讨论任何学生的问题。“他们不是板凳课桌。”保护每一个孩子的自尊，这是她给童年的自己补的第一课。

这种教育理念，与德国推行的融合教育一脉相承，其核心逻辑是优先保障弱者的受教育机会，不把有特殊需求的孩子隔离出去，让他们在普通课堂里和同龄人一起学，学校则通过差异化教学、个别辅导、师资配套来提供支持。

放学后李茜常与学生们树下聊天的银杏树/受访者供图

李茜所在的文理中学，是德国中学体系里的学术轨道，约四成的小学毕业生能够进入此类学校，只需要家长申请即可。中学的五年级、六年级是观察和试错期，老师不会轻易给学生打不及格，从七年级到十年级，才慢慢上强度，觉得不合适可以转去其他类型的中学，其他中学的学生也可以转进来。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有充足的时间来检验自己的潜能和兴趣，从而决定继续走高考路线，还是转向职业教育。

李茜教的五年级有六个班，但到十年级一般只剩三个班，其余孩子都自愿转进了实科中学或者职业学校。学生主动选择转去职业教育，也不会有被淘汰的沮丧感。

李茜记得，有一个学生分数够了，还可以留在文理中学继续读一两年，但却非常开心地来跟她告别，说觉得自己更适合去读职业学校。

不过对于老师来说，面对不同孩子的教学任务则很痛苦，她把教师办公室称为“工蜂箱”，比起融合教育的美好理想，德国面临的是师资紧缺的现实，老师们只能在高薪和高强度工作中强撑。

上课时间倾巢而出的“工蜂箱”一角/受访者供图

别的老师代课，孩子们“稀里哗啦的，做什么的都有”，但李茜代课，必须所有学生确认当天的课堂任务，她会在噪声控制上做很多努力，每堂课但凡任务完成，都会给他们布置测试媒体素养的练习。“我觉得我们中国的逻辑，就是做事一定要认真。（在德国）孩子能从我这里学到的就是认真地对待学习，珍惜学习机会。”

给难民学生上课时，她发现教育局指定的德文课本不适合他们，那些学生中很多人经历过逃亡和战争，有PTSD，但教材却只是冷淡地给出语法知识。在“家庭成员介绍”的教学里，这群可能失去了父母亲人、或有家人还在战场上的孩子，显得意兴阑珊。

为了上好课，她擅自换了书，选了一本穿插着歌曲和诗歌的德语教材《宝拉在哪里》。但按照州《学校法》规定，学校只能选择官方名单内的教材，该书不在其中。

双语图书角落/受访者供图

好在，这所小镇文理中学建校70年以来首任女性校长发现后，没有批评李茜，反而提醒她不要忘了报销课本费，还教她怎么走财务流程。后来她才知道，校长其实做了调查，征询了那些外国学生和他们的班主任，确认那本新课本确实促进了学生的学习动力。

“在学校里，不是所有的错误都需要被纠正。这是容错。因为还有比错误更重要的东西。”

02西西弗斯推巨石

融合教育不是没有代价。“在我眼里，同事们像西西弗斯，都在推巨石，推上去又滚下来，永远无法完成，没完没了。”

这不是李茜一个人的感受。德国联邦教师联合会2025年委托德国民意研究机构Forsa进行的全国代表性调查显示，62%的教师认同融合教育的理念，但只有28%认为它在日常学校的实践中切实可行。

2026年9月公布的PISA 2025（全球性教育评估项目）结果印证了这种压力。德国综合排名第23位，数学单科排名第25位，三项成绩均创历史新低。德国教育部长普里恩说，这一结果“令人警醒”。

德国在2026年9月公布的PISA 2025（全球性教育评估项目）中综合排名第23位

这个结果是多种原因造成的。移民学生的语言瓶颈拉低了成绩，政府错判了融合教育的师资缺口，而2015年的难民危机属于“黑天鹅”事件，完全不在原先的规划内，导致教师工作量大增。

但是李茜也发现，如果只取德国文理中学的学生数据，德国的成绩还是在世界顶尖梯队。面对开放性、没有固定公式的问题时，他们表现出极强的独立思考和跨学科应用能力。但德国的整体平均分，被大量低收入难民和移民家庭拉低了。

“所以德国让这些学生的教育机会，没有过早地被家庭环境、背景、身体障碍，甚至是难民逃亡的经历、社会阶层所决定。学校没有为了一个好看的平均成绩，把他们排在外边。”李茜发现，“德国主流社会反思的不是要不要做融合教育，而是如何在融合教育框架下提升质量，而不是推翻政策。”

图书馆门口的定期旧书免费赠送/受访者供图

她继续说：“公立的文理中学，承担了很多的社会功能。比如打通社会阶层的固化，为社会输入流动性，也就是所谓的‘融合’。”前两年，这所小镇文理中学获得大学准入资格的学生里，有一半在进入中学时都没有小学老师的推荐。而且前三年该校最好的高考成绩，来自一个叙利亚难民女生。

在这里，高年级学生会给新生当小导师。比如，一个乌克兰难民女孩的课堂翻译是一个俄罗斯女孩，两个人因为都会俄语自然成为伙伴。学校里还开设伦理与价值观课，讨论信仰、死亡、冲突解决、暴力与攻击、和平真相与谎言、宗教价值与宗教批判、世界观的形成。“这种潜移默化的融合，不是说教能实现的。”

和学生一样旁听课程是我最喜欢的任务，这堂是伦理与价值规范/受访者供图

李茜设想，如果街区不融合，政府要长期支付管理一个平行社会的额外行政和福利开支。社会隔离、种族宗教冲突带来的损害赔偿、医疗成本等等，都是隐形支出。“这些钱都会一分不少地落在每个纳税人头上。公平的代价，我们是不是也要从这个角度来算？”

但她对融合教育并非全盘接受，坦言自己“持保留态度”。“我用了很长很长时间才弄明白德国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即使理解了，她仍然认为，德国的师范教育“有时候确实只有理想化，好像才能去从事这个工作”。

教育学者林小英教授为《翻土的人》撰序提出的“制度韧性”概念，令李茜非常认同。德国教师能把学生差异转化为教学优势，明明知道系统资源不足，仍然不愿意放下孩子，不断尝试调整。“这种尝试，有的时候失败了，有的时候倒是也成功了。”

学校教学楼的走廊和楼道/受访者供图

比如，在德国文理中学的后续分流中，五年级、六年级学生所获得的评分很大比例来自平时成绩，老师会给学生很多空间，哪怕基础不好也会有分层的学习任务。“只要你跟老师互动到位了，哪怕你错了，他也会鼓励你说，哎，你可以得一半的分哦。”

她反思自己。因为原生教育经历，她一开始会不自觉给学生贴问题标签。“我自己的整个中学时代，谁都可以说上我两句，一直被别人定义。到了这个学校，我居然还在随口定义别人。”

有一次，学校老师关起门来讨论某个学生的行为偏差。她才意识到不能使用“问题学生”和“problem”这种标签，“我们谈论的是他客观上的行为偏差”。“你一旦说了问题学生，其他老师就会有刻板印象，学生有一天也会接受这个标签，就会发生自证预言（你相信什么，往往就会发生什么）。”

03同质竞争与异质合作

在李茜看来，中德教育有很多相似的问题，比如个性化学习、评价体系改革、AI融入课堂、学习动力下降。社会对学校期望很高，学校和老师承受了很大压力。

她表现得坦率而真诚。“教育这个话题有普适性，每个人都可以骂上几句。如果教育出了问题，学校首当其冲，校长和老师是最主要的参与者。但反过来也得公平一点，对教育的反思其实也应该超出学校。整个社会都有份，每个人都有份。”

但两个国家也有明显的差异。德国没有全国统一的中学制度，16个州有16套学校法和办学结构，推行分层教学，评价反馈更包容。而中国几乎是统一内容，采用标准化评价。“如果一定要比较，简单说，中国强调同质竞争，德国强调异质合作。”

同质竞争的逻辑是筛选，异质合作的逻辑是容纳。这种差异，可以从职业教育和交换生项目上具体体现。

学校里众多的戏剧和音乐会演出，这次是音乐社演奏的电影经典曲目

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经验大部分是从德国借鉴引进，但在国内，人们普遍认为只有成绩不好的学生才会去读职业教育。“德国是分层教育、因材施教，给不同特点的孩子不同的发展路径，不是优胜劣汰。”国内却大多只关注职业教育本身，没有看到德国分层教育在中等教育过渡阶段的铺垫。

德国小镇文理中学曾与上海某所学校存在交换生项目，但后来却停止了。原因是，中国交换生项目大多只开放给家庭条件优渥的优秀学生。德国学校对此非常不理解，这个项目本身是援助性质，真正需要机会的是低收入家庭的优秀孩子。

“这种筛选方式，让普通德国学生也失去了和不同阶层中国人交流的机会。没有个性的话，就不会有个性化学习，因为你都不了解你自己，你了解题而已。”

最近，李茜也留意到一个新闻。根据中国教育部发布的《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全国共有普通小学12.83万所，比2024年减少0.8万所。有媒体将其计算为“平均每天减少约22所小学”。

图源：图虫·创意

她很感慨，中国小学数量减少，部分地区出现教师过剩的情况，反而具备了推进个性化学习的基础条件。“按照德国的逻辑，就可以等一等那些慢一拍的学生。以前强调人人有学上，现在就可以真的实现人人可以个性化学习。”

AI的出现，让教育改革变得更加紧迫。她提供了一组德国数据，70%的学生已经在使用AI，老师使用比例约60%。AI能更精准地发现知识缺口，在个性化学习上有很大优势。

但问题也很明显，学生越来越不愿意等待，失去了慢慢思考问题的过程，整体阅读能力在下降，出现了大量AI生成的完美作业，掩盖了学生真实的学习水平。“你需要跟问题好好待一会儿，这个过程符合大脑的认知规律。有些问题思考可以快，有些问题思考要慢。”

她就是为了回答一个至今都没有被自己完全解答的问题，才写下了这本书——“教育一定要回答每一个个体的问题：我是谁？我想做什么？”

《教师休息室》剧照

但一开始动念头时，她与一位好朋友聊起这本书时，“朋友却说，谁会看呢？除了要把孩子送出国的北上广的那些家长，谁会看你这本书？”

李茜自己也以为，读者会以家长、老师、教育关注者为主。但没想到，在这本书的重庆读书会上，来了很多没结婚、没孩子的年轻人，大家都觉得，这本书很治愈，读完像重新上了一遍学。“这完全出乎我意料。”

太多人受过教育的伤，也包括那些优秀的学子。她分享了一个家庭故事，自己的姐姐高中时看小说，被老师家访，妈妈撕了小说。40年过去了，两人还会因为这件事吵架。

“姐姐就说：‘你那个时候打我就算了，还撕我的书，我借的同学的小说，被你撕得乱七八糟的。’妈妈说：‘那能怪我吗？你高考就剩两个月了，老师都找上门来了。’”李茜很无奈：“我每年回来都想劝她们和好，然后每年劝半天，你发现第二年回来又循环。”

《自由作家》剧照

编辑朱艺星为本书起名为《翻土的人》，她本来不理解，后来觉得很贴切。教育改革就是一点点翻动僵化的底层土壤，是长期主义的事。“翻土不追求整齐划一，它容纳生物多样性，最后能长出有韧劲的田野。”

“很多人擅长做题，不擅长做自己，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她现在还在寻找自我。“我不觉得我找到了，但是我觉得接近了。这就很好了，这已经很奢侈了。”

2026年6月底，李茜正式通过了德国的小学老师教员培训。她又完成了一次考试。

首图为李茜和女儿的看海背影照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杂志2026年第22期

值班主编 | 张来

排版 | 八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