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萨德家族多年积累的巨额财富究竟流向了哪里?这个曾困扰外界近一年的谜题,如今似乎有了答案。
英国媒体的最新披露,不仅揭开了资产转移的路径,还牵出了叙利亚新政权背后一个鲜为人知的权力网络。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发的调查报道中提到,叙利亚过渡政府已经把阿萨德家族核心圈层的资产,统一归入了一个主权基金框架之下。
这笔资产的规模相当惊人,大约在500亿美元上下,涵盖了房地产、国有企业、被没收的私营公司以及多家银行的股份。掌控这个基金的人并不是叙利亚现任的任何一位部长,而是总统艾哈迈德(即朱拉尼)的亲兄弟哈齐姆。
此人早年曾在百事可乐公司任职,担任过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总经理,是一名典型的跨国企业高管出身。他在新政府里没有任何正式头衔,却握有基金的实际决策权。
这种安排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叙利亚正在形成一种以家族为核心的新型权力结构。被纳入基金的资产,大部分源自阿萨德执政时期庞大的商业网络,而这些商业网络在旧政权倒台后,并没有真正走向公众或回归国家财政,而是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被重新整合。
路透社此前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沙拉指派了三名心腹,组成了一个所谓的三人委员会,专门处理阿萨德时代留下的金融帝国。
除了哈齐姆本人,还有一位拥有澳大利亚和黎巴嫩双重背景的易卜拉欣·苏卡里耶,以及化名穆斯塔法·卡迪尔的阿卜杜勒·拉赫曼·祖尔巴。
这个商业帝国原本的主人是穆罕默德·哈姆舒和亚萨尔·易卜拉欣,两人在阿萨德时代都是叙利亚最显赫的商人代表,手里的资产动辄以十亿美元计算。他们曾被视为旧政权经济命脉的实际操盘手,与阿萨德家族关系盘根错节。
三人委员会的工作方式颇具叙利亚特色,核心是打着“和解”的旗号,与那些曾经受到制裁的旧商业精英进行谈判,用豁免处罚作为筹码来换取他们交出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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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收缴的部分至少包括从三名商人手中拿到的约30亿美元现金,以及对叙利亚主要移动运营商的收购,这笔交易估值不低于1.3亿美元。这些被归入主权基金框架的资产,其治理信息至今仍然相当有限。
基金本身没有对外公布详细的资产清单,也没有公开过财务报表,连一个正式的行政长官任命公告都看不到。整个运作过程基本处于黑箱状态,外界只能通过零星的披露来拼凑它的轮廓。
从财政角度去看,新政权实际上面临着一个极为严峻的结构性缺口。世界银行对叙利亚重建成本的估算大约在2160亿美元左右,这个数字接近该国GDP的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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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叙利亚即便经济运转十年所创造的全部价值,也未必能够填平这个窟窿。叙利亚身上还背着沉重的旧债。
据“叙利亚经济工作组”负责人奥萨马·卡迪披露,叙利亚欠伊朗的债务已经达到350亿美元,而欠俄罗斯的数额更高。这些债权国本身在近年来也都自顾不暇,不太可能再向大马士革伸出援手。
所以摆在新政权面前的局面很清楚:既不能依赖传统的债权国继续输血,又没有办法通过正常的税收体系来覆盖庞大的重建需求。那些被没收的旧政权资产,几乎就是新政权手里仅剩的、可以直接动用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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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动用这些资产其实有一个绕不开的障碍。如果新政府以国家财政的名义直接接管,这些资产很可能会被国际债权人主张用于债务抵偿,或者被仍未解除的制裁机制冻结。
换个思路,就是必须找到一种能够规避法律风险的制度安排。主权基金在形式上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隔离层。
资产的法律所有权被转移到了一个独立实体名下,在名义上不与政府财政直接挂钩,债权人和制裁机制的手就不那么容易伸进来。这是一种在国际金融实践中并不罕见的做法。
隔离层本身是一回事,透明度又是另一回事。目前这个基金宣称旗下企业雇用的员工超过4万人,但既不披露具体的资产构成,也不说明受益人结构。
从技术层面上理解,这或许是对制裁环境的一种应对,但从治理角度看,留下的问号太多。一个控制着叙利亚经济关键部门、规模相当于该国多年GDP总和的实体,其决策过程缺乏任何外部监督机制。
这种权力集中度,在任何现代国家的治理框架里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更不要说放在一个刚刚经历政权更迭的国度。沙拉家族在这个结构中的角色格外引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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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哈齐姆掌控基金,总统的另一位兄弟马希尔拥有俄罗斯国籍,职业是妇产科医生,如今担任着总统府秘书长的职务。家族成员分散在经济和政治的核心枢纽上,形成了一张紧密的网络。
这种安排表明,新政权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核心决策,是通过家族网络而不是正式的官僚体系在运转。叙利亚政府里虽然有正式任命的经济部长和财政部长,但他们在多个公开场合更像是执行层面的角色,真正的决策权始终集中在总统本人及其直系亲属手中。
伴随这种权力格局而来的,是叙利亚地缘政治版图的一次重大重组。伊朗过去在叙利亚的投资估计在300亿到500亿美元之间,但随着阿萨德政权崩塌,这部分投资的实际价值已经严重缩水,德黑兰想要收回成本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俄罗斯的处境也不乐观。莫斯科在叙利亚的生产性投资大约有200亿美元,主要集中在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
在乌克兰战场持续消耗资源的大背景下,俄罗斯想要继续维持它在叙利亚的经济和军事存在,能力和意愿都在下降。真正在填补这些空缺的,是财力雄厚的海湾国家。
沙特阿拉伯在不久前举办的叙利亚-沙特投资论坛期间,一口气签署了约64亿美元的谅解备忘录。卡塔尔的企业则参与到价值70亿美元的发电项目当中,成为叙利亚能源重建的重要玩家。
摩根大通联合海湾地区的多家银行,正在为卡塔尔公司在叙利亚的项目安排大约70亿美元的债务融资。阿联酋的企业也拿下了大马士革地铁项目,合同金额在20亿美元左右。
海湾资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入叙利亚市场。在这个新的经济格局里,那只500亿美元的主权基金,功能就显得格外清晰。
它既是新政权与海湾资本对接的一个载体,也是把分散的被没收资产整合成可交易筹码的工具。没有这个基金,这些资产对外部投资者而言就是一堆法律风险极高的烫手山芋。
海湾投资者在进入叙利亚市场时,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具有明确控制结构和决策效率的合作方。在当前的叙利亚,能够提供这种确定性的既不是财政部也不是经济部,而是总统家族直接掌控的这个基金。
它绕过了繁琐的官僚程序,可以快速拍板。过渡政府在短期内恐怕很难对这500亿美元基金的运作施加任何实质性干涉。
从国际层面上看,西方国家对叙利亚的制裁框架虽然已经出现松动的迹象,但远远没有完全解除,这种半开半合的状态进一步强化了基金运作的灰色属性。由此可能引发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基金所控制的资产究竟会用在哪里,外界无从得知。它们是真的会投入到国家重建中去,还是最终服务于沙拉本人及其家族的政治地位,目前完全没有验证机制。
第二个问题关乎叙利亚社会内部的裂痕。那些被排除在“和解”安排之外的叙利亚普通民众,心里的疙瘩不会轻易化解。
他们看到的是旧精英通过交出部分资产就能换取豁免,而自己在战乱中失去的一切却无人问津。路透社的调查已经反映出这种情绪。
许多叙利亚人对这种以资产换豁免的安排持强烈批评态度,认为它与新政权上台之初所做出的反腐承诺根本就是自相矛盾的。他们当初所想象的那个新叙利亚,和眼前正在成形的现实之间,落差实在太大。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500亿美元这个数字本身并不是最关键的。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笔资产的处置方式,正在重构叙利亚新政权的治理模式和经济基础。
无论结局如何,一个围绕沙拉家族形成的新型集团,正在叙利亚的废墟之上悄然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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