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带着德国的故事而来｜燕妮·埃彭贝克中国行回顾

燕妮·埃彭贝克

今年9月，应理想国imaginist与德国驻华大使馆邀请，德国作家、2024年国际布克奖得主燕妮·埃彭贝克（Jenny Erpenbeck）首次来到中国，展开了为期四周的文学交流之旅。

近年来，随着《客乡》《白日尽头》《时世逝》《凯罗斯》等作品的陆续引进，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开始了解埃彭贝克。她的小说常常以20世纪德国历史为背景，关注时代变迁中普通人的生活，以及历史如何影响个人的记忆与选择。而这一次，读者终于有机会与她面对面交流，听她讲述作品背后的经历与思考。

此次中国行，埃彭贝克先后到访上海、北京、西安、成都、广州等中国大陆五座城市，参加了七场公开对谈、两场高校交流，以及多场媒体采访。

从上海到广州，每座城市的讨论都有不同的切入点。上海Naive的首场活动从《凯罗斯》中的爱情关系谈起，讨论个人命运与时代变化之间的关联，又借《白日尽头》探讨历史中的偶然与可能。

在北京，一份食谱、两张物品清单，将话题引向历史如何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此后，西安、成都和广州的讨论又分别延伸至女性经验、废墟与故乡，以及文学书写历史时需要面对的问题。

这场跨越五座城市的文学交流，让中国读者得以从书本之外，更加具体地认识埃彭贝克。尽管活动主题各不相同，许多问题却在不同城市的对话中反复出现，并随着嘉宾和读者的提问获得新的解释。

循着这些对谈，我们也得以重新回看她的成长经历、德国历史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以及贯穿其作品的时间、记忆与命运等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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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柏林的废墟到小说家的书桌

在此次中国行的多场活动中，对谈嘉宾和读者都对燕妮的个人经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她为何如此关注历史？成长于东柏林的经历对她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又是什么让一个原本从事歌剧导演工作的人，最终成为了小说家？

燕妮的回答，常常从童年时的柏林开始说起。

1967年，燕妮出生于东柏林。那时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过二十余年，城市里仍有不少战争留下的残破建筑。孩子们在废墟间玩耍，并不觉得这些地方有什么特别，也很少追问建筑原本的模样。

“如果你在废墟的环境中长大，那么在童年的时候就会把这些当作理所当然。”成都方所的活动中，当记者杨潇问起废墟对她的影响时，燕妮这样回答，“当你长大了，你当然会开始思考：发生了什么样的战争？那里住过什么人？”

成都方所活动现场

这种对于旧事物的好奇，曾让她一度想要学习考古学。她喜欢从地下挖掘出旧物的过程，也喜欢通过这些东西，猜想过去的人如何生活。

在接受记者张之琪的采访时燕妮说：“我想我后来还是成了某种‘考古学家’。当你写作时，你做的其实是相似的事情：回望过去的时光，试图发掘事物、重构事物，甚至试图让不同的‘时间地层’彼此交会、印证与对话。”

在柏林，不同历史时期留下的痕迹也常常出现在同一个地方。1961年柏林墙修建后，部分地铁隧道被封闭；直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重新开放，人们才发现里面依然保留着1961年的旧广告。德国统一之后，一些房屋又因为产权纠纷长期无人维护，逐渐荒废，形成了新的废墟。

除了城市里的旧建筑，家族中也有不少燕妮年轻时尚未了解的往事。

她的祖父母都曾经历过流亡。祖父在她八岁时便去世了，祖母则是一位作家和戏剧家，曾出版过记录自己在苏联流亡生活的作品，其中涉及斯大林时期的经历。

燕妮年轻时读过祖母的书，却并不觉得其中讲述的事情与自己有多大关系。

“我的祖母总是说，也许有一天，你会对我们做过什么、尝试过什么感兴趣。”她在北京方所回忆，“当时我是二十多岁，我没觉得这个书有多大的意思。我对政治、对斯大林主义也不感兴趣。”

直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那一年，她22岁。

在上海歌德学院与作家张怡微的对谈中，她谈到，原本熟悉的国家在短短几个月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己明明还很年轻，却突然开始像上了年纪的人一样谈论“从前”：从前在东德，人们如何上学、工作，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

上海歌德学院活动现场

东德与西德虽然使用同一种语言，但在教育、经济和文化生活上存在不少差异。随着两德统一，这些原本熟悉的制度与生活习惯都需要重新适应。许多过去很少被特别讨论的事情，也开始成为人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不过，燕妮并不愿意把柏林墙倒塌简单地称为自己的创伤。在广州阿那亚，当活动嘉宾瞿瑞提到这一说法时，她首先对此做了澄清。

对她来说，这段经历反而让自己更清楚地认识到，一个看似稳固的社会制度，也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但她同样不希望人们谈起东德，就只想到柏林墙、审查制度或史塔西。生活在那里的人，也有自己的工作、家庭、朋友和文化生活。

德国统一带来的改变，很快便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房租开始上涨，一些人失去了工作，燕妮当时虽然还是学生，也已经感受到金钱在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以前我们并没有这么多地讨论过钱，这会很奇怪。”她回忆道。

随着对东德历史的认识逐渐加深，她也重新想起祖母写过的书。大约十年后，她开始追问，东德为什么最终走向终结，祖母那一代人曾经抱有怎样的政治理想，又经历过什么。

“可惜到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祖母也已经去世了，我就没有办法跟她面对面交谈，了解她的想法了。”

那些年轻时未曾留意的问题，如今只能通过祖母留下的文字重新寻找答案。

燕妮的祖父母和父亲都从事写作，母亲则是一位阿拉伯文学翻译家。尽管成长在这样的家庭，她年轻时却并没有打算成为作家。

“我年轻的时候，首先是想要走一条跟我家人不同的路，不想跟他们一样成为作家。”她在广州回忆自己的职业选择时说。

广州阿那亚·naive理想国活动现场

于是，她走进了剧院。

上大学之前，燕妮在剧院从事舞台道具工作，后来学习戏剧和歌剧导演，担任导演助理，也开始制作自己的演出。20世纪90年代，她曾在奥地利格拉茨的一家歌剧院工作。

她很喜欢那段日子，其中一个原因是，在奥地利南部，人们并不总是谈论柏林墙倒塌，也很少有人不断追问她作为东德人的经历。

“在那里没有那么多人问我，你对柏林墙倒塌是什么感觉？”她在成都回忆。离开柏林之后，她终于可以暂时放下这些问题，专心投入剧院的工作。

这段经历后来也影响了她观察事物的方式。

成都方所的活动上，一位读者问起燕妮为什么总在小说中描写日常物品。她谈到自己从前做道具师的经历：一件道具从舞台的一端被带到另一端，经过不同人物的使用，出现在不同的场景里，也就参与了人物之间发生的事情。

“作为道具师，你知道有的物品是有它们的路径的，”她说，“把一些人类经历的事情，间接地通过这些物品来讲述，通过一些地点来讲述，通过那些无生命的东西来讲述，这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

成都方所活动现场

1999年，中篇小说《老孩子的故事》出版，燕妮由此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不过，从歌剧导演向作家的身份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广州场的与谈人瞿瑞注意到，燕妮早期的小说很少出现人物直接对话的场面，人物说过的话往往由叙述者转述。到了《时世逝》和《凯罗斯》，对话却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她很好奇，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我最早写的那两本小说里面，我有一点不敢去写对话。”燕妮坦言，一方面，早期作品中的人物设定比较内向；另一方面，刚开始写作的她也不太确定，这些人物究竟应该说些什么。

写完《老孩子的故事》后，她又开始创作一部戏剧。与小说不同，戏剧必须通过人物对话推动情节、建立关系，这也迫使她重新思考对白的问题。在写剧本的过程中，她逐渐学会了如何处理人物之间的交谈，后来又将这些经验带回小说。

在广州场的读者提问环节，一位年轻读者问燕妮，出生于作家家庭，后来自己也成为作家，这条道路究竟更多依靠家族遗传，还是后天的技巧训练？

“是来自我的兴趣，和我对很多事情的共情。不是来自基因。”她笑着回答。

谈到家族对自己的影响时，燕妮也提起了另一位长辈，她的外祖母。与身为作家的祖母不同，外祖母是一名纺织厂的机械工人，从来没有读过什么文学作品，却非常擅长讲故事。

“她非常喜欢讲故事，而且讲得很好，很精彩。”燕妮回忆，小时候，她曾多次采访外祖母，并用磁带将这些讲述录下来。这些录音至今仍然保存着，只是她还没有时间仔细整理。她希望以后能够每隔几年重新听一听，“也许会有写作的灵感”。

在广州，她也谈到，随着年龄增长，自己对于长辈讲述的事情会有不同的理解：“可能小时候不懂，小时候也觉得没有那么有趣，但随着自己年纪的增长，会越来越理解他们。”

一位祖母留下了书，另一位外祖母留下了录音。对燕妮来说，这些家族记录并不会因为讲述者的离开而停止变化。如今重新阅读祖母的作品，她的感受与年轻时已经很不相同；外祖母那些录在磁带里的故事，或许也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刻让她发现新的内容。

杨潇在成都场的活动上问她，写作是否也是一种寻找家园的过程。

“是的，我觉得是的，”燕妮回答，“写作确实是一种寻找家园的艺术。因为很多写作都和记忆相关，也和对记忆本身的凝视相关。”

不过，她也强调，写作并不是简单地复述记忆。“写作既是记忆，也包含调查研究，还包含非常多的思考。”在她看来，历史可以记录一件事情实际如何发生，文学则还能“讲述生活的感受，讲述相遇和接触”，包括那些未必会出现在通常的历史记述中的个人经验。

成都方所活动现场

对于燕妮来说，个人的记忆也从来不只属于某一个人。在北京方所，她谈到，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经验，但他们的记忆中，也包含着从父母、祖父母甚至曾祖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往事。她自己的成长经历便是如此：童年时习以为常的城市景观、年轻时没有读懂的祖母的书，以及一个国家消失之后发生的种种变化，都在多年后成为她重新思考的对象。

当这些经历进入小说，她关注的便不再只是自己记忆中的东柏林，而是更广泛的德国历史，以及不同年代的普通人如何经历那些改变了他们生活的事件。

燕妮·埃彭贝克笔下的德国历史

燕妮的个人经历，使她对德国历史有着持续的兴趣。比起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正面讲述，她更愿意从普通人的生活写起：一栋房屋如何更换主人，一件物品怎样辗转到另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家庭在政治变动之后，如何试图继续原来的生活。

在北京歌德学院的活动上，作家童末聊到对燕妮如何转化历史经验时说：“档案看似是已经固化的东西，小说家进入它是为了复活一些过去的经验，所以一定会把它转化成一种生动的、充满细节的东西。我对燕妮的第一个印象，是她在这种转化中创造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声音和风格。”

童末说燕妮吸收了德语文学传统，却没有采用《战争与和平》式的路径。她精准地引用经典，将历史化为进入人内心的、无可避免的废墟与阴影。“所以她的作品很像一种结晶体，很轻盈，短小精悍，但它所拥有的时空的厚度，一点都不输大部头。”

北京歌德学院活动现场

童末对燕妮作品的另一个印象是：“历史的最终结局，往往是无人认领的。”比如《白日尽头》里，出现过一套多卷本的歌德文集。这套书贯穿了小说中一百年的德国历史，从故事的开头一路漂流到了结尾。当它遗失之后再次出现时，主人公的后代却完全没有认出这套书正是母系家族的遗物。

“历史与过去，哪怕对于亲历者的后代来说，都有可能擦肩而过。你不是它的主人，你甚至无法去认领它。贯穿作品的这种氛围，我们中文可能叫‘无常’，我还专门去查了对应的德语词Vergänglichkeit，指的就是一种无法永远持续、终将消失的存在。《白日尽头》和《客乡》这两部作品里面出现了非常多的人物，都是在孤独地承受着历史的重量，他们是无人诉说的，甚至是自己没法把握自己的命运的。”

北京方所的对谈中，主持人张苹则从列宁的“真理总是具体的”谈起，将关于历史书写的讨论引向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

“历史上大的事件，都是跟我们具体的日常生活的细节密切相关的。”燕妮说。政治决定可能最初只出现在一份文件中，但过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发现，自己已经无法按照原先的方式见面、工作或生活。

北京方所活动现场

她讲起一个发生在家人身上的故事。

1961年8月，柏林墙修建前夕，她的姨妈有一天晚上去了西柏林。第二天，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突然关闭，姨妈留在西边，其他家人却仍在东柏林。

此后，一家人只能通过书信保持联系。祖母写给女儿的信中，甚至附上了家里制作奶油蛋糕的食谱。

“以前在家里习以为常的食物，现在却要通过信件的方式来沟通。”燕妮用这个例子说明，一项政治决定怎样影响一个家庭的日常。

在西安方所的活动上，嘉宾侯健谈到了燕妮作品中的一个共通主题——迁徙中的人以及他们对自我身份的追寻。当人物在找寻自身的来处，被遗忘的历史也随之浮现。而这恰是文学的重要作用——抵抗遗忘。尽管历史的经验不可复制，但通过文学与记录，历史仍能在文字中拥有鲜活的生命。

《客乡》这部小说以一栋湖畔房屋为中心，写下百年间不同住户在这里的生活。广州场活动中，瞿瑞提到，书中个人命运中的关键事件——告别、搬迁、死亡——的时间虚化了，但与此同时，她却把具体日期赋予物品购买的日期。书中有一份十分详细的行李清单：一个准备流亡巴西的犹太家庭，把准备带走的床、家具、手风琴等物品和购买时间一一列出。这么做有何深意？

西安方所活动现场

“我想用那些物品购买的具体时间展示的是，这些被迫害的人，他们在几年前买这些物品的时候，还过着很正常的日常生活。”燕妮解释。

对于那个家庭来说，购买家具、为孩子添置用品，原本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他们当时并不知道，几年之后，自己的生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后来，这批准备带往巴西的财物被纳粹截获，装在集装箱里的东西又被拍卖给其他德国人。于是，小说里出现了第二份清单。

两份清单记录的是几乎相同的物品，前一份列着这个家庭准备带走的家当，后一份则写下这些财物的新主人和出售价格。

“在这两份清单的中间，却隔着一个犹太家庭被杀害的命运。”燕妮说。

而在燕妮自己的家里，也保存着与流亡有关的物品。

1936年，她的祖父母在布拉格买下两罐橄榄油，此后带着它们辗转莫斯科、乌法等地，最终回到柏林。多年以后，这两罐橄榄油被当作家族遗物保留下来。

“对于我的家人来说，不能以金钱来衡量这两罐橄榄油的价值。”她在北京说。

这两罐油本身并不是什么贵重物品，但它们曾跟随一家人在不同城市之间辗转，成为祖父母流亡经历的一部分。直到今天，家人仍然可以通过这些东西，回想起过去发生的事情。

成都方所燕妮书籍展陈

到了《时世逝》，她的目光则转向了当代德国的难民问题。

小说主人公理查德是一位退休的古典学教授。在与非洲难民的交往中，他慢慢发现，自己熟悉的学术知识，并不足以帮助他理解这些人的实际生活。

燕妮自己曾与难民长期交流，也经常帮助他们应付各种事务，包括填写居留申请材料。

“德国的官僚主义是非常严重的，像丛林一样，让人琢磨不透，”她在北京方所的活动上说，“连我都觉得填写那些申请表实在是太难了。”

复杂的申请手续之外，还有漫长的等待。不少难民希望工作，却迟迟拿不到许可。因为不能合法工作，他们只能等待有关部门的决定。

“有很多人是想工作的，但他拿不到许可，所以只能游荡在火车站附近。”燕妮说，而这样的处境，又会使一些德国人误以为难民不愿劳动，只想依赖社会救济。

主持人张苹注意到，这种等待与德国统一后东德人的经历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对东德人来说，原有的社会制度改变得太快，人们必须在短时间内适应另一套生活规则；对来到德国的难民来说，他们期待的新生活却迟迟不能开始。

燕妮并不认为这两种处境可以直接相比，但她选择让理查德来自东德，正因为他也曾经历过必须重新学习社会规则的时期。这使他有机会从自身经验出发，尝试了解那些来到德国、却面临不同困难的人。

当张苹问起档案与历史真相的关系时，燕妮说：“在决定要开口的时刻，你说了什么，其实同时也就意味着你舍弃了很多你没有说出来的。”

同一件事情，如果向十个人提问，也许会得到十种不同的回答。“但或许这十个回答，都是事情的真相。”

因此，在准备小说时，她会尽可能阅读传记、查阅档案，与事件的亲历者交谈，再将不同来源的资料放在一起比较。即使如此，她不会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一段历史的全部真相，而是需要在这些材料之间，逐渐确定适合小说的讲述方式。

西安方所活动现场

在广州场，瞿瑞问她，文学应该如何面对作者并未亲身经历的历史苦难，尤其是纳粹迫害和集中营这样的极端暴力。

“我不是写诗，我是写小说，所以我会克制，会尽量跟我的角色保持距离。”燕妮回答。

写《客乡》中的犹太女孩时，她尽可能依据历史材料重建人物的经历，同时避免在叙述中反复表达作者自己的态度。“至于如何去评价这个故事，我就把这个空间留给读者。”

对她来说，文学的重要之处并不在于替历史作出最后判断，而是在具体的人与事之间，重新打开那些容易被概括和忽略的经验。

时间、偶然性与“凯罗斯时刻”

此次中国行，备受读者和观众关注的是她在中国最新译介出版的《凯罗斯》一书。在希腊神话中，“凯罗斯”（Kairos）是时机之神——只在不可复制的瞬间出现，象征命运的关键转折点。

燕妮借用这个名字，书写的是一种无法回头的历史经验：那些起初看起来正确、充满信任与乐观的事物，为何会一步步走向控制、腐败与瓦解？

在上海Naive理想国的活动上，燕妮回忆起自己最早接触到“凯罗斯”这个词，是柏林墙倒塌之后，在西柏林自由大学的一门研讨课上，当时她正在阅读古希腊诗人品达的作品。

品达在赞美运动员的诗歌中，多次使用了“凯罗斯”这个概念。在燕妮的理解中，“凯罗斯”描绘的是某一个具体的时刻，它为人们提供了机遇，也需要人们在机会出现时主动抓住它。这是一种命运的双向选择。

而当我们谈到所谓的“凯罗斯时刻”，往往是指一个人达到了幸福与满足的顶峰，其背后隐藏的另一层含义是，从“凯罗斯时刻”开始，我们对幸福的体验就在走一个下坡的曲线。

《凯罗斯》中，卡塔琳娜与汉斯最初的相遇，便具有这种双重含义。它可以说是一个无比幸运的瞬间，两人在文学、音乐和共同的趣味中建立起高度亲密的关系。但也可以说，这一场相遇是他们命运悲剧的起点，这段亲密关系最终走向的是控制、伤害与毁灭。

同一个瞬间，因为后来发生的事，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意义，这正是燕妮对于时间最感兴趣的地方，一个时刻在发生时所携带的意义，往往要在很久以后才能显现。

上海naive理想国活动现场

汉斯与卡塔琳娜相差三十多岁，在燕妮看来，两人的相遇也意味着两个时代的相遇。彼时，卡塔琳娜正值青春年华，未来尚未到来，而汉斯却已经历过太多政治与个人生活中的失望，他们不仅拥有不同的生活经验，也有着截然不同的对政治与历史的感受。

但对谈嘉宾王凡柯并没有把《凯罗斯》里这段复杂的亲密关系简单视作一次政治寓言。在她看来，爱情在某些时候就是一种政治叙事，私人关系本身存在着复杂的权力结构，“随时可能有征服，有隐形的或可见的暴力”，她也在对谈最后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最后发现自己爱错了人，那此前的爱是否还值得？”

对此，燕妮认为，文学必须能够同时容纳幸福与不幸。“在这个小说中，我们不能说汉斯只是在欺骗或者虐待卡塔琳娜，对他们来说，那实际上就是爱。但每个人理解的爱和感受到的爱，都是不同的。在真实的生活中，人性也并不总能被简单划分为好与坏。一个人可能做过伤害别人的事，也可能拥有善良的一面。”

文学所能做的，是让这些互相抵触的经验同时存在，让读者看到一个人如何既受到爱的吸引，又逐渐在这段关系中失去对自己的判断。

在北京大学的交流中，一位学生提出的观点也给燕妮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个学生注意到，在汉斯与卡塔琳娜两人的亲密关系中，拥有更大权力的人是汉斯；但读者读到的故事，却是由卡塔琳娜的记忆展开。即便汉斯一度可以控制二人的关系、控制卡塔琳娜，但最终是卡塔琳娜掌握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权力。

几天后，燕妮在北京方所的活动上提起这个观点，称它让自己耳目一新。当一段关系真正结束，谁能够决定它将来如何被讲述，也成为了权力的一部分。汉斯曾经试图通过语言和录音控制卡塔琳娜的判断，而小说最后，燕妮将重新理解这段经历的可能交还给了卡塔琳娜。

在上海歌德学院的活动中，关于时间的讨论则从《凯罗斯》转向了《白日尽头》。

《白日尽头》书写了一个女性五次可能的死亡，以此探讨个体与时代、国家命运之间的关系。

而小说的创作起源于燕妮母亲的离世。“母亲去世后，我开始思考，一个人去世以后，留下的人会不断回望她的一生：这个人究竟是谁？什么事情曾经对她最重要？如果她没有在那个年龄离开，后来会怎样？很多最初对我们重要的东西，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被遗忘，而有些被遗忘的事也可能在随后的某个时间被我们重新回忆起。所有来自生活的材料，都是随时在流动的，也是随时变化的。”燕妮这样讲到。

上海歌德学院活动现场

在张怡微看来，《白日尽头》对命运可能性的探讨与回溯正是燕妮在作品中所呈现出的重要的文学母题。

“‘What if’的虚拟叙述让我感受到埃彭贝克对‘时机’的重视。包括《凯罗斯》同样和‘时机’有关，我的理解是，这个时机其实是个人与国家的危机时刻，它让我体会到紧张和不安，这是埃彭贝克小说中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正因现实中的历史已经发生，文学才能在虚构中重新提出那些“如果”，而《白日尽头》使这些问题获得了更加复杂的历史维度。一个人的死亡可能来自微小的意外，也可能来自战争和政治暴力。她的命运既受到时代的强烈影响，又常常取决于某个瞬间的偶然选择。

而在燕妮看来，政治决定当然可以造成巨大的灾难，但在具体情境中，一个人的命运与生死，有时也取决于另一个普通人当下的选择。“政治的决策和私人的决策之间，实际上还是有一个空间”，在那里，一个人是否被告发，是否得到帮助，是否恰好走上某条道路，都可能在某一刻改变他的命运。

这种偶然性并没有减轻历史暴力的责任，但能使人更加清楚地看到，个体生命的脆弱性以及他们在历史中需要不断遭遇的诸多不确定。

北京方所活动现场

在北京方所的活动现场，北京大学副教授毛明超谈到了燕妮小说中两个重要的写作特点，其一是书中常常使用“历史现在时”来书写早已发生的过去，以凸显叙事的当下性。

燕妮谈到了自己对于“历史现在时”的偏爱。“即使笔下人物生活在五十年、一百年前，对他们而言，正在经历的事情依然是现在。如果用现在时写作，会使叙述获得一种加速度，读者也能更加身临其境；若采用过去时，反而容易让故事显得很遥远。”

毛明超说：“《客乡》最开始是以冰川开头的，书里的湖是冰川融水形成的，沙土沉落湖底，在下面形成山脉，过去的波浪留在了沙土当中，让沙土形成了过去的波浪——以这样一种方式将时间具象化了。这可能就是燕妮刚刚说的，历史以某种方式留存到了今天，就像在湖底的沙留存了过去波浪的形状一样。”

张苹提到燕妮总是关心那些发生在边缘地带的事情，童年记忆、被遗忘的历史支线、生活在德国的非洲难民。她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写作观：“当我在电视上看音乐会的时候，我常常希望，镜头不要总是在双簧管开始演奏的一刻就立刻切给双簧管手，而是去拍一拍比如第四圆号手——他正在那里等待，等着下一次轮到自己演奏。”

张苹认为不仅是在题材上，在写作风格上也是如此。她的创作结构像音乐，有重复、间奏和边奏。语言也很克制，她不侵略读者，而是让读者潜入水一样叙事。

毛明超也聊到燕妮小说中大量的“重复”，最终构成了小说里的音乐性：“《时世逝》中有一章讲述了一个难民逃难的过程，里面有一句话不断地被重复——‘我向前看，向后看，我什么也看不见。’这种重复像音乐里直击灵魂的副歌，一次一次在呼喊，一次一次在求助。”

在毛明超看来，无论是历史现在时的写作手法还是音乐性的叙事，都反映了燕妮对各个人物在具体情境下所呈现的反应的一种关注。“这就像把一块石头投到湖里，在燕妮的小说里，她更希望我们看到的是不断波动的涟漪，而不是石头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燕妮所关心的，不只是历史事件本身，而是事件发生之后，世界怎样继续变化。

在北京方所的活动上，燕妮也提出了一个自己经常思考的问题：“未来的根，到底扎在哪里？”

当一个人生活在某个历史时刻，他往往不知道自己正在经历什么，更不知道哪一个瞬间会被认作改变历史的关键。只有在回望过去时，人们才可能逐渐看清一件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因此，燕妮认为，时间其实是历史和未来交织在一起的综合体。这一理解，也体现在她对于不同生命时间的兴趣中。

广州场上，瞿瑞谈到《客乡》里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当人类正在经历战争、迁徙与政治变化时，小说写到了马铃薯甲虫的移动。燕妮很高兴她留意到这个细节。

她说，对于甲虫、鸟和蚂蚁而言，它们同样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拥有自己的历史。人类觉得无比重大的事情，并不是世界上唯一正在发生的故事。

《客乡》也因此从冰河时代开始写起。漫长的地质变化之后，一片土地逐渐形成，房屋被建造，不同住户先后进入，而自然仍然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

广州阿那亚·naive理想国活动现场

上海歌德学院的讨论中，张怡微注意到，《客乡》中房屋里的园丁始终进行着相似的劳动：种植、修剪、清理杂草。他的日常工作形成了某种循环，与房屋里不断发生的政治和个人变故构成对照。

在燕妮看来，园丁的存在十分重要。自然始终能够在毁灭之后重新开始，这反而给她带来了安慰。

不同的时间并不会按照同一种速度前进。对于一棵树、一栋房屋、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所谓“一生”都有不同的长度。这也是《白日尽头》中五次死亡、《客乡》中近百年的房屋历史，以及《凯罗斯》里一段短暂而剧烈的爱情，能够被放在同一个文学世界中讨论的原因。

从上海到广州，她在不同城市听到了中国读者对于作品的独特理解。那些来自另一种语言和文化背景的提问，有时令她惊讶，也使她重新注意到自己小说中的某些细节。一个故事在写作时已经完成，但它并不会因此停止变化。读者带着各自的经验进入文本，过去便在阅读中不断获得新的意义。

七场公开对谈、两场高校交流，以及旅途中不断展开的讨论，这场跨越五座城市的文学之旅，在读者的热情回应中圆满落下帷幕。

广州阿那亚·naive理想国活动现场

对于燕妮而言，这也是一次充满惊喜的旅程。她向中国读者讲述自己的生活与写作，也从他们的提问中听到了一些此前未曾想到的解读。文学在这里不再只是作家与读者之间单向的讲述，而成为一场彼此启发的交流。

旅程虽然结束，这些对话却不会就此停止。正如燕妮在小说中反复写到的，过去并非一成不变，人们总会随着自身经历的变化，对曾经发生的事情产生新的理解。

而这次中国行最令人欣喜的收获，或许正在于此：那些写于遥远德国、关于历史与个人命运的故事，在中国读者的阅读与讨论中，继续生长出新的意义。

上海naive理想国

一个作家，寻求怎样的灵感居所

一场完整的文学之旅，不止于文学对谈、读者见面和媒体采访。城市之间的辗转、紧凑的行程衔接，同样是一次跨城文学访问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人说，文学是随身携带的避难所。对于一个长途行走的写作者而言，这句话或许还有更朴素的一层含义：再丰盛的思想远行，也需要一处安稳的落脚。

作为文学创作者，埃彭贝克对环境有着比常人更敏锐的感知。她需要一处能够保护这份敏感、让才华在文字间自然流淌的地方。这样的写作者，对空间的需求从来不只是“住一晚”那么简单——她需要一方能让思绪沉淀、让灵感落地的所在。

此次中国行，近三十天的时间里，埃彭贝克在不同城市之间辗转，而她在中国大陆的大多数夜晚，都住在水晶酒店。

水晶酒店房间内部空间

水晶酒店提供的，是一种温柔的、包裹式的体验。这里没有白炽灯式的明亮与直白，灯光被调低、调暖，胡桃木、仿古铜与玻璃在柔和的光线里呈现出细腻的质感，搭配舒缓的爵士乐，像傍晚书房里的一盏台灯，像咖啡馆角落里的一次长谈。

光不刺眼，声不喧哗，空间不催促。它让人自然地慢下来，从外部的喧嚣回到内心。对于一位需要不断向内看的写作者而言，这样的光与静本身就是一种邀请——邀请她坐下来，翻开笔记本，或者只是安静地想一想。一个作家的灵感，往往不是在嘈杂中诞生，而是在这样被温柔包裹的时刻里，悄悄浮现。

水晶酒店大堂

而到了夜晚，住宿体验的重点，终究还是回到休息本身。

对一位白天在台上谈论时间、记忆与命运的写作者来说，一间安静的房、一张能承接疲惫的床，或许正是让思绪沉淀、让表达得以持续的最朴素支撑。水晶酒店在客房内配置的丝涟床垫、高织床品与遮光窗帘，围绕的正是这样一件简单却要紧的事——睡一个好觉。而那些山茶花与佛手柑气息的洗沐用品、睡前的一杯草本安睡茶，则让洗去一日风尘这件事，多了几分从容。

水晶酒店房间内部空间

夜晚如此，清晨亦然。

对行程紧凑的旅人而言，能否在出发前留出一小段属于自己的时间，往往比想象中更重要。2.5版本水晶酒店陆续上新的「光合能量」早餐，以蔬菜、现熬鸡汤底和水晶饺丰富清晨的选择；客房里的耶加雪菲咖啡粉与手冲器具，则让人不必专程寻找咖啡馆，便能亲手冲泡一杯咖啡。从烧水、注水到等待咖啡慢慢滤出，不过几分钟，却是一天开始前难得的留白。

对一个需要在陌生城市之间不断切换、在对话与写作之间保持专注的作家而言，这样一小段不被打扰的清晨，或许正是下一场交流开始前的必要停顿。

这些安排并非专为某一次文学访问而设。无论是参加文化活动，还是因工作、旅行而辗转不同城市，人们都需要在忙碌之外，拥有一处安稳便利的日常。水晶酒店所关注的，正是这些普通却不可缺少的住宿需求。

回到埃彭贝克此次中国行，中国读者对作品的理解与回应，作家在不同城市展开的分享，以及跨越语言与文化的文学讨论，共同构成了这次访问最闪光的回忆。而所有闪光，都需要一个安放它的地方——一处让思想得以沉淀、让表达得以持续的日常空间。

而在这些精彩时刻背后，活动组织者细致的协调、城市之间有序的行程安排，以及旅途中平常而周到的接待，也让这场文学之旅得以顺利展开。

对于一位向内求的写作者来说，这样的空间，或许正是灵感得以安放、才华得以流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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