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12位中科院学部委员，打破“大地主大资本家出身”的偏见

先别划走。

网上流传一种绝对化说法：解放前能够读到大学、留学、后来成为院士的人，家里基本是大地主、大资本家。甚至国内顶尖高校一位老教授也曾表达近似看法，大意是：在那个年代，有条件一路读书深造的人，家里基本非富即贵。

这话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今天，我们不讲大道理，就讲一个县——江苏常熟。

一个县级市，走出12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委员，就是后来的中科院院士，仅限当年学部委员制度下当选者，不含1994年后新增院士）。

1955年首批学部委员，常熟占6位；1980年增选，再添5位；1991年增选1位。合计正好12位。

完整12人名单：

1955首批（6人）：1.王淦昌、2.张青莲、3.张光斗、4.李强、5.戴松恩、6.夏坚白

1980增选（5人）：7.郑国锠、8.陆宝麟、9.姚錱、10.钱人元、11.时钧

1991增选（1人）：12.曹楚南

更让人震撼的是：这12个人，没有一个是出身大地主、大资本家之家。

他们中，有中医家庭出身的孤儿，有农民的儿子，有摆摊母亲养大的孩子，也有书香门第、耕读家庭走出来的读书人。按宽泛标准，其中几户比贫苦人家宽裕，可算“小康”；但没有一人是大地主、大资本家。

1. 王淦昌：4岁丧父，13岁丧母，后来成了“两弹一星”元勋

王淦昌，常熟支塘镇枫塘湾人，父亲是当地名中医。

但他命苦。4岁父亲去世，13岁母亲也去世，一下子成了孤儿，由兄长和外婆抚养成人。

父母双亡后，家中经济状况大不如前。但重视教育的家人，还是把他送去上海浦东中学读书。大哥王舜昌叮嘱他：“目前家境不好，你在外面读书，一要节俭，不要乱花钱；二要用功读书。”

晚年的王淦昌回忆说：“大哥能让我去上海读书，我很领他的情。”据记载，大哥给他的钱除了交学费和住宿费外，极少有零花钱。这段经历，也养成了他一生艰苦勤俭的作风。

好在浦东中学有一位表哥崔雁冰，在那里当教务主任兼英语老师。外婆特意托付这位亲戚关照年少的王淦昌。崔雁冰对他在校的生活和学习帮助很大，让这个失去双亲的少年在异乡有了依靠。王淦昌后来对表哥说：“如果没有当年表兄你的关心关爱，哪会有我王淦昌日后的一些成就呢！”

他硬是靠着读书，一路考上清华，又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

他是享誉世界的核物理学家，我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我国核武器研制的奠基人之一。

他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提出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还首倡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

1961年，他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隐姓埋名17年，投身核武器研制。

他说：“我愿以身许国！”

1999年，他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出身判断：中医家庭，幼年孤贫，靠亲戚接济完成中学学业。不是大地主，不是大资本家。

2. 张青莲：也是支塘镇人，核武器背后的“重水人”

张青莲，常熟支塘镇人，家庭属于集镇商人兼文人阶层。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小康人家”。家里做点小生意，也重视读书，经济上温饱有余，供得起孩子上学。

他考入光华大学，毕业后赴德国柏林大学深造。

他是我国稳定同位素化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北京大学教授。

从1934年到1984年，他整整五十年从事重水和稳定同位素研究，在重水性质研究方面一直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他主持测定的铟、铱、锑等10种元素的原子量新值，被国际原子量委员会正式采用为国际新标准。

核武器研制离不开重水，而张青莲正是中国重水研究的先驱。

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吴有训曾当着苏联科学院代表团的面，介绍他是“一个重水人”。

出身判断：集镇小商人兼文人家庭，小康。不是大地主，不是大资本家。

3. 张光斗：家境拮据，兄长早早当学徒，却成了水利水电泰斗，两院院士

张光斗的家境，就明显拮据了。

他出生于常熟鹿苑镇一个贫寒家庭。父亲在福山镇海关任职员（一说厘卡），母亲是家庭妇女。兄弟四人，他最小，三个哥哥平均大他10岁。

为了供他读书，二哥张光燮、三哥张光霁早早外出当学徒，以减轻家庭负担。学徒不久后转为职员，家庭经济条件才略有好转。

后来因他读书勤奋、成绩优良，“全家节衣缩食”，供他上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又经上海交通大学预科入本科。后来他考上上海交大，又赴美留学。

他是我国水利水电工程专家、工程教育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中国水工结构和水电工程学科的创建人之一。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4年当选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

他主持设计密云水库、渔子溪水电站等工程，为葛洲坝、丹江口、三峡、小浪底等大型水利水电工程提供技术指导。

出身判断：农村小职员家庭，经济拮据，兄长早早当学徒。不是地主，不是资本家。

4. 李强：最传奇的一位，我党难得的复合型人才

李强，原名曾培洪，后以李强名行世。他是12人里最传奇的一位——江苏党史网评价他是“中国共产党一位难得的复合型人才”，集革命家、科学家、经济专家于一身。

他出身县城世家大族、书香门第，祖父是举人，父亲是秀才。在12个人里，他的家庭文化资本最深厚，经济条件也相对最好。

常熟启蒙，上海求学。李强6岁入私塾，8岁转入常熟最早的现代学校——塔前高等小学。1920年秋，他进入杭州宗文中学，在这里读到了《新青年》，深受启迪，对旧礼教产生强烈抗拒。他写了一篇反对旧礼教的文章，被学校开除。此后，他转赴上海，进入南洋路矿学堂附中继续学业。从附中毕业后，他放弃了到美国留学的机会，选择留在南洋路矿学堂的大学部深造，攻读土木工程专业。这所学校的一大特色是双语教学，除国文和中国史地外，其余课程均用英语授课。他起初有些不适应，但凭借刻苦和记忆力，到第二学期英语听说就已完全过关，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这段经历让他不仅掌握了扎实的理工知识，更拥有了直接阅读英文专业书籍的能力，这成为他日后跨界攻关的“秘密武器”。

从工科生到职业革命者。1925年五卅运动中，他作为南洋路矿学堂的代表参加上海学生联合会活动，当选为执行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6月加入共青团，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926年2月，他受中共江浙区委派遣回到家乡，创建了常熟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常熟特别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

研制炸药，跨专业靠英文书自学攻关。1926年7月，中共上海区委准备发动武装起义，急需军火、炸药。区委书记罗亦农把研制火药的任务交给了学土木工程的李强，这对他而言完全是跨专业。由于中文资料匮乏，他买来英文版的弹药制作书籍，边学边琢磨，按照书上的方法成功配制出了黄色炸药。这批军火在后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没有过硬的英语阅读能力，这次“跨界”几乎不可能完成。

研制发报机，从英文书籍中寻找答案。1928年，中央特科增设无线电通讯科，24岁的李强任科长，受周恩来直接领导。当时党与各根据地的联系主要靠地下交通员传递情报，效率低、风险大。周恩来把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的任务交给了他，并鼓励他“可以看英文的”。李强靠着扎实的英语基础，钻研《无线电基本原理》等英文书籍，快速积累理论知识。他从英文书刊中自学原理，并设法弄到器材进行拆解研究，最终在1929年成功研制出收发报机。这台发报机被赞为“党的通信史上划时代的革命”。

在苏联，他用英文发表论文震动学界。1931年，他被派往苏联，在邮电人民委员会通信科学院工作。他在阅读英文杂志时，发现美国关于菱形天线的报道只有实验结果而无理论分析。于是，他用数学方法进行大量推导，最终用英文完成了论文《发信菱形天线》。这篇论文被译成俄文发表后，在苏联学界引起轰动，其论证方法被命名为“李强公式”，载入苏联百科辞典。他也因此被提升为研究员，成为当时苏联7位顶级无线电专家之一。

在延安，他是军工事业的奠基人之一。1938年回国后，他主持中央军委军事工业局工作。1939年，无名式马步枪诞生，结束了我军兵工厂只修不造的历史。1944年，他兼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为我军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毛泽东同志为他题词：“坚持到底”。

转战外贸，他是新中国外贸事业的开拓者。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电信总局局长，后长期担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部长。他参与操盘苏联援华“156项工程”，为新中国工业化打下第一批骨架。1973年，他写了一份仅200字的报告，建议动用外汇在国际市场购入黄金。周总理批示支持。这一操作最终为国家赚取30多亿美元。他还推动了新中国期货贸易的起步。1978年，他荣获个人国际水星奖。

一个人，既是隐蔽战线的革命者，又是苏联公认的无线电专家，还是延安军工奠基人、新中国外贸开拓者。这样的“跨界”人生，极为罕见。

而这一切的基础，是他在上海南洋路矿学堂打下的英语和理工科底子。没有那张“语言通行证”，他不可能一次次跨入全新领域，自学成才。

出身判断：书香门第，相对殷实。曾氏的文化声望来自科举功名与传统教育，而非近代意义上的地租或资本积累。不是大地主、大资本家，更不是豪富之家。

5. 戴松恩：12个人里出身最贫寒的一位，早在7岁上学前就随母亲摆摊，10岁丧父，大学靠工读完成学业

戴松恩，常熟唐市镇人，也就是今天的沙家浜镇。

他家是贫苦家庭，既没有田地，也没有房屋。父亲在米行做推销员，收入微薄。年幼的戴松恩，早在7岁入学之前就跟着母亲去集市摆摊挣钱养家。

7岁那年，他才因为亲友推荐，免费进入教会小学读书。1917年冬天，父亲积劳成疾去世，年仅36岁，当时戴松恩才10岁。全家生活更靠母亲摆摊维持。

他后来回忆：“当时我觉得我的母亲太苦了，我应当用功读书，将来好负起家庭的负担。”晚年口述回忆时，他一度记成父亲在自己12岁时离世，存在记忆偏差。

小学毕业考第一，免费升入中学；中学毕业成绩优异，被免试录取进入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1926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专修科毕业，留校担任沈宗翰教授的助理，一边工作，一边自学遗传学理论。

1928年，经沈宗翰推荐，他以工读方式破格带薪插入金陵大学农学院作物遗传育种专业二年级学习。半工半读期间，他系统地学习了遗传育种理论，开展了一系列小麦遗传育种试验，参与选育“金大2905”等中国最早一批小麦优良品种。

1931年，他再次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获农学士学位。后来，他赴美深造，成为我国著名植物遗传育种学家，中国作物细胞遗传学和现代作物育种学的开拓者之一。

他是这12个人里出身最贫寒的一位。

出身判断：集镇贫苦家庭，无房无田，母亲摆摊养家，10岁丧父，大学靠工读完成学业。不是地主，不是资本家，是城镇贫民。

6. 夏坚白：农家出身，14岁当学徒，自学完成中学课程

夏坚白，常熟吴市乡农民家庭出身，家境贫寒。

14岁那年，他到浒浦镇泰记木行（一作秦记）当学徒。三年学徒生涯十分艰苦，成天与笨重的木材、竹料打交道。但无论劳作多繁重，他始终坚持挤时间自学中学课程。

学徒期满后，1921年他赴上海求学，先后就读于上海中华公学、吴淞中国公学和浦东中学，正式完成初、高中学业。1925年，他以高分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学系，1929年毕业。

他是中国当代测绘事业的开拓者、著名大地测量学家、大地天文学奠基人，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中的首位测绘科学家。

他是中国测绘学会创始人之一，参与制定《中国大地测量法式》，创办《测量》《测量专刊》。

1948年，他曾任同济大学校长。1955年全国院系调整中，他参与组建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并亲自带领同济大学工学院测量系整体迁往武汉，出任武汉测绘学院首任院长。

一个农家子弟，从木行学徒到测绘科学奠基人，这条路他走得比谁都难。

出身判断：农民家庭，家境贫寒。不是地主，不是资本家。

7. 郑国锠（1914.3.30—2012.10.12，细胞生物学）

家庭出身

生于常熟县东张南街，家境贫寒的农民家庭。父亲郑国熙从事农业劳动，母亲董宝瑜为家庭妇女。中科院纪念文章中一张全家合影的图注另标注父亲为“郑子明”，两说并存，本文以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人物页所载“郑国熙”为主，郑子明一说附注于此。

求学经历

小学毕业后因家境困难一度面临失学。父亲靠借贷供他进入太仓中学，读完初中后因成绩优异保送太仓中学师范科，1934年毕业。师范毕业后考入江苏医政学院卫生教育科，一年后毕业，任常熟县教育局卫生教育指导员——这是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而非直接回乡任教。

1938年在长沙考取内迁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博物系，1943年毕业留校任助教，1944年考取本校研究生，1947年夏研究生毕业。同年底获奖学金赴美，先入田纳西大学，1948年7月转入威斯康星大学细胞学研究室，师从著名细胞学家赫斯金斯（C.L. Huskins），1950年底获博士学位。1951年回国，选择任教兰州大学，1980年当选学部委员。1954年加入九三学社，1992年当选九三学社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

出身判断：贫寒农家子弟靠借贷与资助读出来，非大地主、大资本家。

8. 陆宝麟（1916.6.19—2004.4.9，医学昆虫学）

家庭出身

生于常熟白茆镇（今属古里镇），乡间书香家庭，家境尚可，但并非以大规模地租或商业资本著称的豪富之家。二哥陆近仁是国内近代昆虫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东吴大学生物系教授，陆宝麟的学术道路与这位兄长的引导直接相关。

求学经历

12岁随二哥赴苏州，入实验小学，后考入东吴大学附属中学，中学阶段已喜爱采集昆虫标本。1934年考入东吴大学生物系；抗战爆发后学校内迁，他随二哥陆近仁及刘承钊教授辗转经安徽、江西、湖北到达成都，借读于华西大学生物系，1938年毕业。毕业后留校担任生物学系标本采集员，参加峨眉山及西康境内的标本采集工作——这是他从课堂走向田野研究的关键过渡。

1939年秋，在二哥陆近仁的鼓励下，考入迁至昆明的清华大学研究院生物学系，师从刘崇乐教授，1941年获理学硕士学位，留在清华农业研究所昆虫学研究组任教员。1946年起在北京大学农学院、北京农业大学任教，1952年调入军事医学科学院，1980年当选学部委员。

出身判断：乡间耕读书香家庭，有文化积淀，家境尚可，非大地主、大资本家。

9. 姚錱（1915.10.18—2005.11.4，实验生物学、肿瘤生物学）

家庭出身

权威公开史料未见父母姓名、家庭经济状况的正式记载，仅载籍贯江苏常熟。原生家庭细节在现有院士传记、浙大校友录及中科院学部页中均付阙如，这一“空白”本身即是姚錱与郑、陆二人最明显的差异。

求学经历

少年时代读书勤奋，后入江苏省立苏州中学。高中时受生物学老师影响，开始潜心生物学。1933年毕业后，当时多数大学理学院设生物系，唯独浙江大学设“实验生物学组”，姚錱被这个新颖学组吸引，报考并被录取。1937年以甲等优异成绩毕业于浙江大学生物系，留校任助教、讲师、副教授。

1946年获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赴英国留学，入爱丁堡大学动物遗传研究所，在著名遗传学家魏定顿（C.H. Waddington）教授实验室工作，1949年以果蝇胚胎发育细胞化学研究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10月回国，任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1950年调入中科院上海实验生物研究所（后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历任研究员、副所长，1980年当选学部委员。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出身判断：家世无公开记载，从求学经历看家境尚可，无大地主、大资本家背景。

10. 钱人元（1917—2003，高分子物理化学）

家庭出身

常熟谢桥，书香门第。父亲钱育仁（1880—1958），字安伯，号南铁，早年深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辛亥革命后，他曾任国民党常熟分部文字科主任，兼任国民党机关报《新常熟报》及《自由报》记者，积极鼓吹革命。他擅长骈文和诗词，曾主编《虞社》诗刊并任社长，抗战时出任常熟县图书馆馆长，著有《荔圆楼骈文》《荔圆楼集》《荔圆楼忆语》等。母亲廖令芬为家庭主妇。

这是一个有文化名望的家庭，但并非富贵之家。父亲搞革命、办报、编诗刊、做图书馆长，有社会声望，却没有商业或官僚意义上的财富。

求学与学术贡献

钱人元毕业于西南联大，后赴美留学，是我国高分子物理化学及高分子物理学研究及教学的开创者，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出身判断：书香门第，有文化资本，但经济上并不宽裕。不是大地主，不是大资本家。

11. 时钧（1912—2005，化学工程专家）

家庭出身

常熟人，生于莫城。普通读书家庭，父辈崇尚文教，家境属于普通小康，无大量地租、商业资本。

求学经历

少年时期在常熟本地读小学，后到苏州读中学。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后因时局变动转入中央大学化工系。1934年大学毕业，1935年考取庚款公费留学，赴美国缅因大学深造，获硕士学位。抗战爆发后毅然回国，投身国内化工高等教育。

他是我国化工学科奠基人之一，化工传质、分离工程权威学者。先后任教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培养几代化工人才，国内很多化工领域骨干都是他的学生。1980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

出身判断：普通小康耕读读书家庭，非大地主、大资本家。

12. 曹楚南（1930—2015，腐蚀科学与电化学专家）

家庭出身

原籍常熟，出生于汉口。父亲曹仲道常年在汉口谋生，并非常年留守乡间、单纯依靠地租为生的在乡地主。父亲生有六儿两女，曹楚南是第四子，因父母在汉口工作，故取名“楚”。家族在家乡保有田产，所以曹楚南1948年同济大学入学档案，家庭出身一栏登记为“地主”，但现有史料没有证据证明属于大地主，属于兼有城市职业的耕读家庭。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1948年入学档案中的“地主”，是民国时期学生自述的家庭身份，与解放后土改中依据土地关系和剥削收入划定的“地主阶级成分”性质不同，不能直接等同。曹楚南父亲常年在外从事城市职业，家庭生计并非纯粹依赖地租，这一“地主”标签更接近“家乡有田产”的粗略描述，而非严格意义上的阶级定性。

求学与学术贡献

幼年在私塾启蒙，后就读梁丰中学，1948年同济大学入学，1952年化学系本科毕业，是新中国第一批本科毕业生。毕业后进入中科院，长期在长春、沈阳从事金属腐蚀、电化学研究，开拓中国腐蚀电化学学科；1994年后任教浙江大学，曾任浙大图书馆馆长、环境与资源学院首任院长。代表作《腐蚀电化学原理》，是国内腐蚀领域经典教材。1991年当选学部委员。

出身判断：耕读家庭，父亲在外城市谋生，子女众多，家乡有少量出租田产，入学档案登记出身为地主，但并非依靠地租为生的大地主，也不是大资本家。

一县十二委员，寒门多俊才

把这12个人放在一起看，出身大致分三类：

第一类，贫寒人家（4人）：王淦昌、戴松恩、夏坚白、郑国锠。

第二类，书香读书家庭（4人）：李强、陆宝麟、钱人元、姚錱。这类家庭有文化积淀，但没有大规模地租或商业资本。李强家文化资本最厚、经济条件相对最好，但属于传统书香门第，并非豪富；姚錱原生家庭详细经济史料缺失，仅能根据求学经历判断家境尚可。

第三类，小康、职员/耕读家庭（4人）：张青莲、时钧、张光斗、曹楚南。经济水平普通；曹楚南家乡保有少量田产，1948入学档案自填为“地主”，但父亲长期在外城市从业、子女众多，没有史料证明属于大地主，并非依靠地租谋生的豪富大地主。

整体来看，没有一人出身于大地主、大资本家之家。按宽泛标准，其中几户可算“小康”或“比贫苦人家宽裕”，但“富”的弹性再大，也够不上“大地主、大资本家”这个硬标准。

很多家庭至多只提供了“可以读书”的机会；真正支撑他们一路成长、最终成为学部委员的，是艰难环境下持续不懈的勤奋与坚持。

这12个人里，哪一个是大地主？哪一个是大资本家？

那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为什么站不住脚？

网上有一种说法：解放前能读书、能留学、能当院士的人，家里基本是大地主、大资本家。甚至国内顶尖高校一位老教授也说过类似的话。

这个说法，至少有三个问题。

第一，把“能读书”等同于“家里很有钱”，不符合历史事实。

清末民国时期，江南一带新式教育发展较早，小学、中学、师范、教会学校都有免费或减免机会。成绩优异者，可以免学费、拿奖学金、获亲友资助。戴松恩小学毕业考第一，免费升中学；夏坚白靠自学完成中学课程，考上清华。王淦昌靠表哥接济读完浦东中学。郑国锠依靠亲友借贷与资助完成学业。他们家里都不富裕，但都靠成绩和亲友帮衬换来了读书的机会。

第二，把“留学”等同于“家里出钱”，也不准确。

那个年代，公费留学、庚款留学、教会资助、导师推荐，都是寒门子弟出国的通道。王淦昌、张青莲、张光斗、夏坚白、钱人元、时钧、郑国锠、姚錱，都有留学经历，但他们靠的是考试成绩和学术能力，不是家里砸钱。曹楚南求学阶段主要在建国之后，不在旧时代留学讨论范围内。

第三，把个别现象当成普遍规律，以偏概全。

确实有少数院士出身富贵家庭，但这不代表“都是”。常熟这12位学部委员，就是反例。一个县级市，12位学部委员，没有一个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出身。如果“基本是大地主、大资本家”是普遍规律，常熟这个样本怎么解释？

当然，这个例子并不否认：民国整体教育资源稀缺，对绝大多数底层百姓而言，读书求学依旧极难。常熟能走出这么多寒门学者，是江南长期文教积淀、多种助学渠道叠加的特殊地方性样本，不能代表旧中国全国普遍情况。本文只驳斥“全部都是大地主、大资本家”这一绝对化论断，并不据此推论“解放前大部分学者都不是富裕出身”。这个样本足以说明：“解放前凡是能读书留学、后来成为院士的人，全是大地主大资本家”这种绝对化说法不能成立。

更值得深思的是：他们求学阶段的时代背景

这12位常熟学部委员，出生跨度从1903到1930年。

前11位，从私塾、新式小学、中学，到大学、留学，基本都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完成求学；曹楚南中小学在民国度过，大学就读于新中国初期。

也就是说，大部分学者的基础教育，依托的是旧中国江南深厚的民间文教土壤。

常熟不是一年涌现12位：1955年首批6位，1980年增选5位（郑国锠、陆宝麟、姚錱、钱人元、时钧），1991年再增选曹楚南，累计12位中科院学部委员。

统计口径区分：本文统计的仅限“学部委员”（1955、1980、1991三届评选，1994更名院士，之后新增院士不再计入“学部委员”）。

常熟全市所有两院院士（含学部委员+1994年后新增院士），截至2025年末共28人（含2025年新增朱兰、朱冰两位），在全国县级市里位居前列，不少统计口径中将其列为全国县级市第二。

2025年，常熟新增两位院士：朱兰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常熟首位女院士；朱冰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值得一提的是支塘镇。一个江南小镇，走出了王淦昌和张青莲两位首批学部委员。一位是“两弹一星”元勋，一位是核武器背后的重水化学奠基人。这在全国也不多见。

常熟东张横塘市（旧地名）走出的生药学家徐国钧，199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样是贫农家庭出身。他1938年进入迁往重庆的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当技术助理员，靠自学补完中学课程，1941年才考入本科。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升讲师，1953年升副教授，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以“灵应痧药”为突破口，开创中成药显微鉴定先河。有文献称他为“新中国培养出的第一批专家教授”。他不在12位学部委员名单内，但他的轨迹同样说明：寒门子弟的上升，不只是旧时代文教土壤的余荫，新中国初期的制度通道，同样是实实在在的推力。

这背后，至少有五层原因：

一是文教传统深厚。常熟是言子故里，书院、私塾、藏书、科举文化积淀很深。

二是江南经济支撑。普通家庭也往往能勉强供孩子读书，或通过免费、奖学金、亲友资助完成学业。

三是新式教育较早。清末民国时期，常熟一带新式小学、中学发展较早。

四是家庭重视教育。无论中医、小商人、普通职员，还是摆摊谋生的母亲，都把读书当作改变命运的核心路径。曹楚南家虽有田产，家族同样崇尚读书。

五是个人极端勤奋。尤其像戴松恩、夏坚白、王淦昌、郑国锠这样幼年孤贫或贫寒人家出身的人，能走到最后，靠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坚持。

如果这个论调是普遍规律，那常熟这12个人，怎么解释？

结语：一县十二委员，寒门多俊才

一县十二委员，寒门多俊才。

这12个人的故事，不只是“名人籍贯”的罗列。

它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在一个文教风气浓厚的地方，即使没有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家庭背景，普通甚至贫寒人家的子弟，也能通过教育走向国家学术的最高层。

所以，下次再看到“解放前院士都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出身”这种说法，你可以把这篇文章转给他。

告诉他：至少江苏常熟，不是这样的。

一个县级市，12位学部委员，最贫寒的，早在7岁上学前就随母亲摆摊，10岁丧父，大学靠工读完成学业。

如今的常熟，院士已达28人，位居全国县级市前列，“院士之乡”这四个字，不是虚名。

你怎么看？欢迎评论区聊聊。

【注释】

1. 本文12人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94年前当选），不含1994年后新增两院院士；全市全部两院院士合计28人。徐国钧199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属1994年学部委员制度改称“院士”之后当选，不计入12人学部委员名单，仅在正文中作为“寒门多俊才”的延伸例证提及。

2. 籍贯口径：张光斗、曹楚南二人故里，在当代行政区划上已不属于常熟。但张光斗在自传中自书籍贯为常熟，并多次嘱咐，不要改动其籍贯记载；曹楚南传统原籍亦记作常熟。文史研究界定近代人物籍贯，一般遵从人物本人认定、旧县域原籍记载，而非后世调整后的行政区边界，按这一通行习惯，可计入常熟籍学部委员；不同地方文史统计口径会存在差异。

3. 钱人元故里为原常熟县谢桥汤桥村，今常熟市常福街道方浜村（原汤桥村并入方浜村）。关于汤桥村当代归属公开资料存在不同说法，本文依据钱人元本人及多数权威传记记载，籍贯记为江苏常熟，不参与行政区划归属争议。

4. 曹楚南1948年同济大学入学档案中的“地主”，是民国时期学生自述的家庭身份，与解放后土改中依据土地关系和剥削收入划定的“地主阶级成分”性质不同，不能直接等同。本文按“耕读家庭、父亲在外城市谋生、家乡有少量出租田产”定性，未将其归入“大地主”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