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以血与火铸的剑，从未离开你我手中 | 鲁迅逝世九十周年

比起《呐喊》在寂寞里奔驰的狂人，与《彷徨》中绝望反抗的孤独者，《故事新编》却从中国古老魂灵的深处汲取养料，灌注以时代新的精神。补天的女神与折断天柱的豪杰，射日的英雄在中年遭遇的危机，眷恋于旧朝的遗老和刻意求新却丑态百出的学者，仿佛那古老神话中的旧影各个披上了新的外衣，行走于这在革命与战争的动荡中孕育着巨变的时代。

但《铸剑》却是个全然不同的故事，它几乎熔铸了鲁迅过往小说中全部的角色，既有孤独的复仇者，挥剑斩下自己的头颅，以青年的生命为献祭，去斩下王的头颅。人与狼，光与暗，复仇与麻木，冷峻与炽烈，既是斩首，也是自剖，这一个革命的寓言，也是1926年到1927年勃兴复折的大革命时代的写照。

古与今，仇与爱，神话与现实，在希望与绝望之间的天人交战，终于在鲁迅的笔下熔铸成了那把“惟有青光充塞宇内”的剑，而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抽出这把剑，即使灵魂满布伤痕，却依然屹立在这天地苍黄的人世间。

行走在这人世间的我们，也总会在经意或不经意间与鲁迅相遇，会质疑他，会理解他，会信任他，也会在某一刻让他成为另一个自己。就像《铸剑》中的黑衣人对眉间尺所说的那句话：

“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

那把鲁迅铸的剑，其实从未离开过你我的手中。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10月16日专题《铸剑：鲁迅逝世九十周年》的B0203版。

鲁迅坐在厦门的坟中间。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己。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己。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时间具有腐蚀一切的魔力，在一个善忘的国度里，尤为如此。当鲁迅写下上面那段话时，已是1926年的十月深秋，自从9月他离开北京，前赴厦门大学任教，距离那“许多血和许多泪”的发生地北京，便已隔万里之遥。时间也已经将七个月的重负层层叠叠地压在血与泪的上面，他的耳畔并不会传来枪弹在空中横飞，血肉在棍棒下撕裂的声音，也不会听到那垂死者的呻吟与哀悼者的悲鸣，“秋来住在海边，目前只见云水，听到的多是风涛声，几乎和社会隔绝”。

但厦门海滨的云水风涛，却依然无法从鲁迅心中彻底消去血与泪的旧痕。1926年3月18日的那场屠杀的血与泪，已经深深烙印在他的生命中。尽管那“许多血和许多泪”他从未真的“看见”，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鲁迅在惨案爆发后亲身前往事发地点去查看那尚未被清洗掉的血痕，即使是在记念“三一八”惨案死难者的纪念会上，遇难者遗体遭受残虐的伤痕和血衣都被清洗干净，用尸衾包裹，“似乎都很安闲而庄严地沉睡着”，但鲁迅依然甘愿用最惨酷的想象来充实自己内心无法遏制的悲愤：

“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他愿意去想象屠杀者的子弹“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想象有时比记忆具有更强烈的感染力，记忆总会随着时间而渐渐淡化，但想象却可以在脑海中一次次地上演，甚至演出的残酷与暴虐比现实发生的更加难忘。诚然，“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在这样一个善忘的国度里，记忆即使不会渐渐消散，也会有新的尘垢与污秽加诸其上，将那本已消褪的“淡淡的血痕”覆压得无影无踪，但想象中的屠杀血腥却随着长时间的反复咀嚼意味愈发久长而浓烈。

复仇

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可以作为鲁迅生命的另一个起点，它不仅是鲁迅写下的“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从某种程度上说，更轰毁了他过去对政治的经验。尽管少有人提到这一点，但“三一八”惨案与民国肇建以来所有风潮有着质上的差别。在此之前，无论是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乃至后来的一系列风潮，即使盘踞北京的军阀政府何等黩武恣睢，也不敢采取如此血腥的方式，以枪弹武力清场。从某种程度上说，当局与知识精英之间达成了一种不使用血腥暴力的默契。但“三一八”惨案却彻底撕毁了这一默契，公开的血腥屠杀让知识精英不得不直面肆无忌惮的政治暴力。

鲁迅收藏的版画《追求》，表达了革命的隐喻。

“三一八”惨案只是个起点，四月，直奉军阀的联军攻入北京，以铲除赤化为名的恐怖政策笼罩在整个北京城里，在此之后，新闻记者邵飘萍与林白水被捕杀的惨案，更是证明任何阶层和身份都以暴露在当权者政治暴力的射程之内，无一幸免。鲁迅也成为了通缉名单上的一员，让他不得不开始了第一次政治避难。尽管最终危机解除，回归日常的鲁迅发现，他的生活已经不可能再回复“三一八”之前的样子了。那时给他带来名望的冷嘲与热讽，如今却可能成为一项“赤化”的致命罪名。街头的景象也不断提醒他，政治暴力已经渗入了日常生活当中，在6月28日的日记中，鲁迅特意描述了街头一景：

“看见满街挂着五色国旗；军警林立。走到丰盛胡同中段，被军警驱入一条小胡同中。少顷，看见大路上黄尘滚滚，一辆摩托车驰过；少顷，又是一辆；少顷，又是一辆；又是一辆；又是一辆……。车中人看不分明，但见金边帽。车边上挂着兵，有的背着扎红绸的板刀；小胡同中人都肃然有敬畏之意。又少顷，摩托车没有了，我们渐渐溜出，军警也不作声。溜到西单牌楼大街，也是满街挂着五色国旗，军警林立。一群破衣孩子，各各拿着一把小纸片，叫道：欢迎吴玉帅号外呀！一个来叫我买，我没有买。将近宣武门口，一个黄色制服，汗流满面的汉子从外面走进来，忽而大声道：草你妈！”

“我实在困倦极了，很想休息休息”，在给他昔日的一名学生李秉中的信中，鲁迅如此告诉他，“今年秋天，也许要到别的地方去，地方还未定，大约是南边”。在解释离京南下的目的时，鲁迅写道：

“一，专门讲书，少问别事（但这也难说，恐怕仍然要说话），二，弄几文钱，以助家用，因为靠版税究竟还不够。家眷不动，自己一人去，期间是少则一年，多则两年。”

尽管鲁迅表示“此后我还想仍到热闹地方，照例捣乱”，但他终于要转身离开这个捣乱多年，现在又“热闹”非凡的北京了。8月27日，鲁迅登上了南下的火车，前往厦门。在临行前，他前往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作了离京前的最后一次演讲。他的这次演讲，正是女师大被迫停办的毁校周年纪念。在演讲中，鲁迅特别提到他曾翻译过的一本俄国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书中的主人公绥惠略夫“他先是为社会做事，社会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杀害他，他于是一变而为向社会复仇了，一切是仇仇，一切都破坏”，尽管鲁迅表示“中国这样破坏一切的人还不见有，大约也不会有的，我也并不希望其有”，但他却借这位破坏一切的复仇者，埋下了一颗种子，在演讲的结尾，鲁迅仿佛先知一般，做出了这样的预言：

“我们不是中国式的破坏者，所以我们是过着受破坏了又修补，受破坏了又修补的生活。我们的许多寿命白费了。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鲁迅罕见地在他的演讲中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希望，但他依然给出了一个前提：“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但历史的回旋镖却很快扎在了他的身上，就在他抵达厦门后不久，他就从报纸上看到消息：“今日下午一时半，任可澄特同林氏，并率有警察厅保安队及军督察处兵士共四十左右，驰赴女师大，武装接收。”对此，鲁迅只得嘲讽道：“原来刚一周年，又看见用兵了。不知明年这日，还是带兵的开得校纪念呢，还是被兵的开毁校纪念？”

手持钢刀的军阀依然肆虐，而为虎作伥的“正人君子”依然用软刀为钢刀辩护，尽管远离了那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的所在，但在云水风涛萦绕的秋日深夜，他的心中会觉醒那个复仇的形象，他固然是一切的破坏者，但或许——尽管只是或许，在他复仇破坏的残垣上，会建立起新的世界，而不仅仅是“而已”。于是那个名唤“眉间尺”的青年，便在灰白色的月光下醒来了，要从此改变他“优柔的性情，用这剑报仇去”。

《铸剑》的原型是个古老的复仇故事，来自于六朝志怪小说《搜神记》中的《三王墓》，鲁迅又从《类林杂说》中取得了楚王妃抱铁柱取凉而怀孕诞下奇铁，以及眉间尺与楚王二头相杀，无名客恐眉间尺不胜，自砍其头落入鼎中，三头想啮的情节。为了复仇而自愿砍下头颅的青年眉间尺，手捧自己的头颅依然僵立不倒，他的头颅在沸水中烹煮三天三夜却不腐烂，甚至跃出水面，对高踞权力宝座上的楚王瞠目怒视，那久久不散的仇恨，一如鲁迅想象的血痕一样经久不散而那诡奇的报仇方式，以自己的头颅为诱饵来砍下仇敌的头颅，仇敌与复仇者的头颅在烈火沸水的灼烈激荡中相杀相啮，同归腐朽，难分彼此——如此纯粹而完满，跨越生死的仇恨，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激起鲁迅的共鸣呢？

《铸剑》插图，昔酒绘，出自昔酒绘《铸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所以在这个复仇故事中，鲁迅才会亲自下场，用他曾用过的一个笔名“宴之敖者”作为小说中的黑衣人，让他代替现实中无法复仇的自己，协助小说中的青年实行他的复仇：

“聪明的孩子，告诉你罢。你还不知道么，我怎么地善于报仇。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

人只能从他人身上感受到自己，才能切实地活着。鲁迅也不例外，当他独处时，他会感觉到空虚，当他在梦里企图探究自己的魂灵深处时，那种苦痛一如他在《墓碣文》中所写的那样，撄心自食，但在自剖的那一刻，巨痛总会压过探究灵魂的执念，待到他终于开始咀嚼那颗心时，心却早已凉透，失掉了“本味”，成了他书中夹的那片腊叶，那是他在前一年深秋，在庭前一株小小的枫树上发现的一片刚刚坠地的树叶，“独有一点蛀孔，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宛如在病中却依然保持着鲜明战斗姿态的自己，于是他将这片树叶加在书中，“大概是愿这将坠的被蚀而斑斓的颜色，暂得保存”，但当时隔一年，再发现它时，这片树叶“却黄蜡似的躺在我的眼前，那眸子也不复似去年一般灼灼”。

鲁迅苦恼于自己只能看到那个陈旧的自己，所以才会在青年身上去找寻另一个自我。眉间尺可以说是他的一个分身，是鲁迅无法成为的少年自我。他仿佛是鲁迅的一面镜子，但照出的却是反面的自己。在想象的故事中，以剑来代替现实中的笔，完成鲁迅的复仇。

革命

“他听到最初的鸡鸣；他知道已交子时，自己是上了十六岁了。”

1927年4月3日，夜，鲁迅写完了《眉间尺》的最后一个字。此时，他已经身在广州将近三个月，这座革命之城的炽热气息，他或许已经颇有感受。甫从广州登陆，他便已被当地的青年视为革命同志。一位名叫张迂庐的青年在《欢迎鲁迅先生来广州》一文中，将鲁迅的到来称为“是以战士身而显现了”。尽管在中山大学组织的学生欢迎会上，鲁迅声称自己“不是什么‘战士’，也不是什么‘革命家’，倘若是的，就应该在北京、厦门奋斗；但我躲到‘革命后方’广州来了，这就是并非战士的证据”，但他也不得不接受这座革命城市以革命的标准来检视自己。就像一位笔名“一声”的青年在《第三样世界的创造——我们所应当欢迎的鲁迅》里所写的那样：

“我们应该站在革命的观点上来观察一切，批评一切，因为不如此便一切的观察批评都没有意思。对于鲁迅也应该如此。”

在这一革命的窥镜审视下，鲁迅也自觉他不得不入乡随俗，扮演一个革命人的形象。如果将革命概括为一场推翻压迫、打击敌人的激烈运动的话，那么鲁迅心性中好斗的一面很容易让他自愿吞下革命烈火熬煮的猛药。事实上，在许广平按照鲁迅意思撰写的《鲁迅先生往那些地方躲》里，就写到：“中大是就要开课了，自然有许多工作会随着发生，至少总有些细微的‘刺戟’，投射到鲁迅先生的影子吧。他是需要‘辗转’的生活的，他是要找寻敌人的，他是要看见压迫的降临的，他是要抚摩创口血痕的”——尽管藉他人之口表达的自己的意愿能让自己表现出一种“被动”革命的谦退，但事实上，鲁迅本人却是很愿意投身在这炽烈的革命热潮当中的，甚至还抱有一层罗曼司的想象——在前往广州的船上，他看到“海上的月色是这样皎洁；波面映出一大片银鳞，闪烁摇动，此外是碧玉一般的海水，看去仿佛很温柔。我不信这样的东西是会淹死人的”。

鲁迅当然没有跳下海去，但他确实跳进了广州的革命洪流中，他选择来到广州中山大学担任教导主任与教授的原因之一，恐怕就是中大的学术理念便是“养成革命之先驱，以树建设之基础”。2月18、19日，他连续在香港作了《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的演讲，后一场演讲最末鲁迅所作的那个监狱的譬喻，几乎可以说是他鼓动听众的革命宣言，“坐监是实在最安稳。但是坐监却独独缺少一件事，这就是：自由。所以，贪安稳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就总要历些危险。只有这两条路。那一条好，是明明白白的，不必待我来说了”。而在3月3日中山大学的开学致语中，鲁迅甚至抛弃了他一贯的辛辣嘲讽和忖思犹疑，完全化身为一台革命的扩音器：

“所有的多是曾经革命，将要革命，或向往革命的青年，将在平静的空气中，度着探求学术的生活。但在平静的空气，必须为革命的精神所弥漫；这精神则如日光，永永放射，无远弗射。”

毫无疑问地，鲁迅笔下的文字也自然会受到革命之火的淬炼。从这个角度上说，广州确实很适合成为《铸剑》最终的出生人世的产房。小说的主人公眉间尺发出“我已经改变了我的优柔的性情，要用这剑报仇去！”这一近乎革命的誓言时，“上了十六岁了”，而1927年，正是民国肇建的第十六个年头。

鲁迅《铸剑》手稿的最后一页。

这个青年自辛亥革命诞育以来，经历了二次革命、首都革命、五四运动乃至于前一年的“三一八”惨案，如此多血与火的洗礼，或许这位懵懂的孩童，也到了他长大成人，仗剑复仇——革命的年纪了。目下正在如火如荼的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在鲁迅眼中，不啻于一把刺向那窃据民国之名行压迫民众之实的敌人的利剑。而就在他的《铸剑》即将完成的前夕，北伐战争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捷报：南京与上海被北伐军克复。

就像预见了广州城中的胜利欢庆一样，当《铸剑》的眉间尺仗剑离家，展开他的复仇之旅的第一站，就是王城中的一场很热闹的仪式：

“眉间尺预觉到将有巨变降临，他们便都是焦躁而忍耐地等候着这巨变的。”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这篇写于1927年4月10日的文章，因为引用了列宁的语录，并对当时弥漫在广州空气中的庆祝、陶醉气氛的批判，长期以来被作为鲁迅具有政治敏锐度的证据之一。鲁迅引用了他从一种期刊上看到的列宁的语录：

“第一要事是，不要因胜利而使脑筋昏乱，自高自满；第二要事是要巩固我们的胜利，使他长久是属于我们的；第三要事是，准备消灭敌人因为现在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

他也借此批判了那种对革命盲目乐观的“庆祝”：“庆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一种点缀。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革命也如此的，坚苦的进击者向前进行，遗下广大的已经革命的地方，使我们可以放心歌呼，也显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实是和革命毫不相干。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他更指出“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因此也先成为革命的后方，因此也先有上面所说的危机”——两天后，“四一二”事变的猝然爆发，似乎更证明了鲁迅所言的“危机”对政治是具有何等的敏锐和预见性。

对鲁迅政治敏锐度的高估常常会导致低估了他的洞察力——鲁迅的洞察力并不来自把握政治的风向——惯于望风站队的党派政客在这一点上比他要高明太多——而是来自他对人性深入三昧的剖析，他完全能看到在革命奔涌的炽烈火海中，有多少精于算计的心思在趋炎附势，又有多少单纯浮躁的心灵在随波逐流。

鲁迅的洞察力来自对人性的体悟，这种体悟则源于自身的经验：鲁迅见过太多的胜利庆祝，从辛亥革命，到二次革命，再到五四运动，大大小小的革命的欢呼与口号，就像《铸剑》中那象征威权的大金鼎下燃起的或高或矮的热焰，尽管这热焰一次次地灼烤着金鼎，但却并未熔炼改变这鼎分毫模样，至多不过是鼎中的水沸腾了一阵，待到火冷烟消，一切复又如故。

而这次沪宁克复的庆祝，亦复如是。尽管“沪宁的克复，在看见电报的那天，我已经一个人私自高兴过两回了”，但鲁迅显然并不知道，这场胜利并非大革命运动凯歌高奏的进击，相反，它本就是导致国民革命分崩离析的最后一场狂欢的鼎沸。

鼎沸

国民革命早在一年前就已出现裂隙，就在那场令鲁迅悲愤得食不下咽的“三一八”惨案的两天后，广州爆发了“三二〇”事件，这起事件是广州革命阵营中隐伏矛盾的一次爆发。革命阵营的矛盾自孙中山逝世后就愈演愈烈，“联俄联共”的口号越来越难将革命阵营中的不同党派黏合在一起。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顾问扶植壮大中共在国民党内部力量的种种行为被国民党内部分人士视为越轨，特别是当这些顾问对军队力量的渗透和控制，尤其被视为专横之举。1926年派驻广州的俄国顾问，是化名“季山嘉”的库比雪夫，季山嘉认为执掌军队力量的蒋介石“自负、缄默、野心勃勃”，而蒋则在日记中表达了他对俄国顾问及其部署的不满：“我已诚来，彼以诈往”。

这一年3月，广州出现了煽动反蒋的传单，尽管事后证明这是国民党极右派挑拨离间的阴谋，但蒋认定这是俄国人和共产党正阴谋企图逼他下台。于是，3月19日，一艘名为“中山舰”的炮艇的移动引起了蒋的怀疑，舰长李之龙声称他接到蒋透过一位长官的口头领命，让他把军舰驶回黄埔军校。但蒋却从未下达过这个命令。得悉这个消息后，蒋旋即赶赴广州城外效忠他的第一军驻地，经过连夜讨论，在3月20日凌晨四点宣布广州全市戒严，逮捕了包括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在内的约五十名共产党人，并解除了广州共产党纠察队的武装，没收俄国顾问团营区卫兵的武器。这次事变几乎擦枪走火，但最终，共产国际表示愿意继续维持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罢黜季山嘉。而蒋也为“三二〇”事件向国民党中执委自请处分。他在解散了共产党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同时，也解散了国民党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后者正是“三二〇”事变真正的幕后黑手。

1926年6月5日，蒋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领军北伐。国民党高层决定将军事大权赋予蒋介石这个决定并不奇怪。事实上，在“三二〇”事件发生时，军队绝大部分人乐见蒋对俄国人和中共加以限制，因此对蒋的兵变表示支持。北伐的展开与前线捷报频传，让许多站在革命一方的人为之欢欣鼓舞。鲁迅也是其中之一，报纸上的北伐胜利的消息总能引起他的特别关注。1926年9月14日，初到厦门的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第三封信的结尾就写道：

“此地北伐顺利的消息也甚多，极快人意。”

10月10日那天，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中更为厦门当天双十节的气氛“欢喜非常”：“本校先行升旗礼，三呼万岁，于是有演说，运动，放鞭炮”，厦门市内“商民都自动地挂旗结彩庆祝”，这又让他不由得回忆起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仿佛厌恶双十节似的”，“听警察吩咐之后，才挂出一张污秽的五色旗来”，这几乎完全是在重复他在六年前所写的《头发的故事》里对北京“双十节”的揶揄：“我最佩服北京双十节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的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这样一直到夜，——收了旗关门；几家偶然忘却的，便挂到第二天的上午。”然而厦门“此地的人民的思想，我看其实是‘国民党的’，并不怎样老旧”。

五天后，他又从报纸上得到了北伐“很好”的消息：“一，武昌已经攻下；二，九江已取得”，在信的最末，鲁迅写道“总而言之，即使要打折扣，情形很好总是真的”。11月9日的信中，鲁迅写道：“昨天又听说一消息，说陈仪入浙后，也独立了，这使我很高兴”。

鲁迅在厦门的合影。

北伐的顺利进行让蒋介石的威望与日俱增。而在革命的后方广州，俄国顾问与国民党左派忧虑蒋会拥兵自重。“蒋介石打算走拿破仑的路线，他是一个独裁者。”类似的言论在革命后方像贴着地面的灰蛇一样蜿蜒游走，但表面上，国民革命的形势依然如火如荼，只有权力漩涡中的高层人士和少数明了权力运作的内部人士才能从庆祝胜利的口号声中听到革命崩坏的碎裂声。到1927年1月，国民党左、右派双方都能感受到裂隙几乎达到了不可弥合的地步。但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国际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胜利”，而失去了原本的谨慎。1927年1月3日和5日，汉口、九江的工人群众自发行动，收回了当地的英租界。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三位观察家在发回莫斯科的报告中写道：“没有一个人预见1月3日的事变，汉口工人占领租界是自发的，并未受到政府、国民党，或我党的任何领导”。

尽管这场收回租界的胜利并非任何一方的功绩，但在心理上却让国民党左派领袖和俄国顾问对蒋介石的态度变得强硬，在1月12日的一场晚宴上，俄国顾问鲍罗廷口气强硬地要求蒋介石在各方面都要听从国民党左派控制下的武汉政府，根据陈公博的回忆，鲍罗廷在席间给蒋讲了个寓言故事，故事中有个拒绝听从谏言的国王，禁止他的大臣发声，于是大臣告诉他：“只有狗不说话，如果陛下不要我们说话，那就自己找些狗来。”鲍罗廷之后宣称几乎当下，他就“害怕我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我们之所以攻击蒋是由一般舆论的压迫唤起的，我不知道我做得是否正确”。

但恶果已经种下，分裂已经不可避免，感到备受侮辱的蒋在回到南昌后，立刻对着他的军队发表演讲，暗示有“反动和反革命分子妨碍工作。这些人现在仍然太多，既然他们不是真同志，现在是开除他们的时候了”。

革命阵营内部的分裂自然也会波及北伐的军事前线。对立双方对北伐的方向也产生了分歧，共产国际和国民党左派希望北伐军北上，和刚刚从莫斯科访问归来接受苏联援助的冯玉祥部队联手，苏联认为冯已经站在左派阵营，可以壮大左派的声势。但蒋介石却坚持北伐应先取南京、上海，这样可以获得上海与江浙资本的财力和物力资源，而革命政府定都南京，也是孙中山所愿，毕竟他的遗命就是将南京紫金山作为他的终焉所在。

此时北伐大军已经在2月17日占领杭州，前锋沿铁路直薄松江，距离上海仅25里。上海的工人也发起斗争，响应北伐军的到来。国民党左派却向所有正在朝上海挺进的国民革命军苏联军事顾问发出了一则秘密指示：“要打败仗。接近上海的北伐的失败，将被视为蒋介石的失败”。

但最终的结局，却是3月22日，北伐军在工人们的响应下进驻上海，近乎无血开城。南京也顺利底定。克复沪宁的胜利不仅在南方各地掀起了欢庆的热潮，也急剧提升了蒋介石的威望，让他获得了上海江南财阀的支持，也为他发动“四一二”的清党政变提供了充足的底气。

鲁迅当然不可能对此有所觉察，他毕竟不是政论家或时政记者，不会去刻意搜集那些秘密或半公开的政治文件，从中觉察革命阵营胜利表象下不可调和的矛盾，更不可能预见矛盾竟会以如此血腥的政变收场。他甚至很可能搞不清广州当地报刊的政治色彩——刊发《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的广州《国民新闻》正是一家拥护蒋介石支持清党的政刊，而这篇文章发表的时间，1927年5月5日，正是清党如火如荼之时。

1927年4月10日，写下这篇文章的鲁迅，不会预见到两天后发生的一切。4月12日的日记中，他只是简单地记录了当天的天气：

“晴，午后骤雨一陈即霁。”

尽管鲁迅的文字一向被认为隐喻幽微，暗藏机关，但他的日记却未必蕴含如此深刻的心机，他当然无法将目光投射到千里之外上海的血雨腥风：“枪弹从马路两面向厚结的人群密射过去。男男女女和小孩哭喊连天倒卧在泥泞中，人群四散狂逃。机关枪尚继续射击逃亡的工人。泥泞的雨水注入马路凹辄，均成血河”。

“四一二”清党政变的血腥恶浪，在两天后的晚上抵达广州，此时的鲁迅依然按部就班地继续着他在中山大学的教职工作。在参加了下午的教务会议后，晚上，他与来访的黄彦远、叶少泉和两名学生一起前往广州著名的陆园茶楼“饮茗”，并且邀请了江绍原和许广平一同前去。根据一位亲历者的回忆，毕磊也是当天晚上的来访者之一，但奇怪的是他的名字并未出现在鲁迅日记中。尽管鲁迅肯定不会知道当天晚上将会发生的事变，但回忆中却宣称鲁迅劝毕磊“不要出去，说出去危险”。毕磊回答道：“我还要给同志们送个信。”

他没有再回来。

牺牲

《铸剑》中，当黑衣人捏着头发，提起眉间尺那青年的头颅时，发出了“呵呵”的笑声，“对着那热的死掉的嘴唇，接吻两次，并且冷冷地尖利地笑”，这笑声散布在树林中，他眼看着那来自树林深处“一群磷火似的眼光闪动，倏忽临近”的饿狼，凶残地吞噬着眉间尺的尸体：“第一口撕尽了眉间尺的青衣，第二口便身体全都不见了，血痕也顷刻舔尽，只微微听得咀嚼骨头的声音。”

饿狼吞噬青年的尸体，也企图吞噬报仇者的血肉，当它们中的一匹被杀后，它们也不惮于同类相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几乎成为刚刚发生的那场在分崩离析中遭到血腥撕咬的政变一个令人悚然的隐喻。小说中的黑色人冷眼观看着饿狼吞噬了青年的遗体，但现实中的鲁迅却显然无法如此冷静。与他同住的许寿裳回忆说4月15日凌晨清党行动中毕磊的被捕，对鲁迅是一个巨大的“创痛”。在那之后，他时常会提起“那个看去很是瘦小精干的”湖南青年，叹息：“常常来谈天的，而今不来了。”半年后，在《怎么写（夜记之一）》中，鲁迅再次回忆起毕磊：

“果然，毕磊君大约确是共产党，于四月十八日（按，当为十五日）从中山大学被捕。据我的推测，他一定早已不在这世上了，这看去很是瘦小精干的湖南的青年。”

鲁迅在广州。

毕磊和其他学生被捕的当天下午，鲁迅冒雨前往中山大学，作为教务主任召开紧急教务会议，提请校方营救被捕学生。根据一位名叫何思源的在场者的回忆，鲁迅坐在主席座位上，校长朱家骅坐在他的对面，鲁迅说道：“学生被抓走了，学校有责任，校长不出来，现在我来召开会，请大家来说话，我们应当像是学生的家长，要对学生负责，希望学校出来担保他们。我们也要知道为什么抓走他们？有甚么罪？被抓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几百人！”

但他得到校长的回答却是：“关于学生被捕，这是政府的事，我们不要对立。”他还告诫鲁迅：“我们要听政治分会的，党有党纪，我们要服从。”

为了反驳朱家骅的回答，鲁迅特意提起五四运动时学校保护被捕学生的事实：“五四运动时，学生被抓走，我们营救学生，甚至不惜发动全国工商界都罢工罢市。”他特别指出在座的中山大学校方高层朱家骅、傅斯年“都是五四运动时候的人”，他们作为学生亲历过那场运动，昔日的被保护的学生领袖，如今理应担负起保护学生的责任，“为什么现在成百成千个学生被抓走，我们又不营救了呢？”但他的质问得到的回答却是：

“那时候是反对北洋军阀。”

这场会议并没有为鲁迅赢得几名支持者，如果这段半个世纪后的回忆内容属实，那么鲁迅或许会意识到，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来过去了七年里，他依然站在五四漫长的余荫下，当他企图用昔日的经验去应对这个所谓国民革命的新时代时，他的信念与坚持，都在现实的石头上撞得粉碎——昔日的站在革命前沿的反叛者，如今却被新的“革命”所驯服，成了服从者，并且以新的“革命”下的“党纪”信条，去反驳依然站在旧日余荫下的鲁迅，同时，也是在反驳旧日的自己。

与一年前北京执政府前“三一八”的公开屠杀不同，广州这个革命策源地的清党却是悄无声息的，青年在暗夜中被暗中逮捕，又在暗夜中被暗暗地杀害。鲁迅在文章中只能“推测”毕磊“一定早已不在这世上了”，他实际上在被捕的九天后被秘密处决——他被装进麻袋里，捆上锁链，抛进了黄浦江，一如鲁迅笔下眉间尺的遗体被饿狼吞噬，消失无踪。

野火

鲁迅最大的悲哀在于，他那些寄托寓意的小说，最后常常成了未来惨淡的预言，那些启发鲁迅写下小说的历史旧事，一次又一次在未来重演。当时在广州的日本记者山上正义在清党事变的一个月后前去拜访鲁迅，在鲁迅住所的窗外，他看到了一幕活剧：“刚好有一群工会的纠察队，举着工会旗和纠察队旗，吹着小号从窗子里望得见的大街上经过”。鲁迅目视着这支热闹的队列走过，山上听到鲁迅以一种“令人感到冰冷、阴暗和近乎绝望”的声音说道：

“真不知耻！直到昨日还在高喊共产主义万岁，今天就四处搜捕共产主义一派的工人。”

当鲁迅凝视着这支队列走过时，他是否会生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是否会想起他在《铸剑》中所写的那个结尾？那同样是一支“合城很热闹”的队列：“天一亮，道上已经挤满了男男女女；中间还夹着许多祭桌。待到上午，清道的骑士才缓辔而来。又过了不少工夫，才看见仪仗，什么旌旗，木棍，戈戟，弓弩，黄钺之类；此后是四辆鼓吹车”。

这自然是一场葬礼，灵车的金棺里装着王的头与两名刺客的头颅，已然难分彼此，于是只能一起合葬——自我牺牲的革命者与被革命砍下头颅的统治者殊途同归，如果这还不是最讽刺的话，那就是在观看这场热闹游行队伍的百姓们，依然对着金棺“跪下去”，“祭桌便一列一列地在人丛中出现”，但祭祀的却是被杀死的王，而且刺王的革命者，甚至那些“义民”还会“很忠愤，咽着泪，怕那两个大逆不道的逆贼的魂灵，此时也和王一同享受祭礼”，虽然他们无计可施，但革命最终的结局，在鲁迅的笔下，就只剩下了这一点点“无计可施”的讽刺聊以慰藉。

而当你再向前翻过几页，便会发现，结尾的这场热闹的葬礼，与文中那场王游山巡幸的队伍几乎别无二致，同样是“陆续跪倒”的百姓，同样是“拿着木棍，戈，刀，弓弩，旌旗的武人”和“有的打钟击鼓，有的嘴上吹着不知道叫什么名目的劳什子”的鼓吹车。只是坐着活着的王的车驾，在结尾换成了装着死掉的王的金棺。我们甚至可以说，王巡幸中自夸“自己得见国王的荣耀，以及俯伏得有怎么低，应该采作国民的模范”的那些人，正是结尾中“怕那两个大逆不道的逆贼的魂灵，此时也和王一同享受祭礼”的“忠愤”的“义民”。无论王的头颅是安在脖颈上，还是被革命砍落，一切都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这或许才是鲁迅最深的绝望，尽管它只能以如此戏谑而诡奇的方式表述出来，在经历了如此一番惨烈而沸腾的刺杀/革命后，旧的世界几乎没有丝毫撼动，旧的事物只是换上了一层新的外衣，却连面孔也懒得改变，唯一失去的，只有那甘愿牺牲性命的革命者，但他们的头颅也与王混为一谈，难分彼此。

但如果我们仅仅是将结果当做故事的全部，将结局当做故事全部的意义，那么故事很可能会失去它应有的力量——很多时候，重要的并不是结果，而是过程，结果只是故事的告一段落而已，过程却是它曾存在的证据。就像人人终会死亡一样，但死亡这个最终的结局却不会磨灭人在这世上哀恸有时，欢喜有时，沉默有时，呐喊有时，压抑有时，反抗有时的纷繁复杂的生命——人总会死，但死前不也要活着吗？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希望尽管如此渺茫，尽管看到了如此多绚烂的生命陨灭在暗夜中，尽管依然会看到屠伯们在鼓吹簇拥的车驾上得意逍遥的面孔，看到那自以为主子的奴才踩着其他奴才的垫脚石步步高升，看到跪拜在权力的扬尘前希图一沾余润的人得意扬扬的谄笑，会看到那行刑场前伸着脖子围观的看客，会看到革命者的遗体被饿狼啃噬，被铁链锁着的尸骨在泉泥中湮灭无痕。但那鼓吹车驾碾过的地方，看客们跪拜匍匐的地方，黑衣人、眉间尺这些革命者曾经站立、行走过的地方，总会生出野草来。

“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这或许正是看过了如此多或浓或淡，或明或陈的血痕后，依然会在清党的十天后，写下《野草》题辞的原因——

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

鲁迅“铸剑”手迹。

撰文/李夏恩

编辑/宫照华 李阳 走走

校对/杨许丽 付春愔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