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50军政委被遣送回家，每月仅靠60元生活，战友追忆50军蜕变

1948年10月，国民党第60军在长春撤出防线，宣布起义。随后这支部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徐文烈被任命为军政治委员，负责两万多云南籍官兵的政治整训工作。使这支部队完成了从“60熊”到“50凶”的蜕变。

1955年9月，全军首次授衔，徐文烈被授予少将军衔。十六年后，中央专案组把他定为“叛徒”，随后被开除党籍军籍，遣送回云南宣威老家。1976年12月28日，徐文烈在北京含冤去世。

1909年11月，徐文烈出生在云南宣威板桥大堡村。1926年他考入曲靖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8年7月在校内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教师身份在陆良开展学运、农运和兵运工作。

同年5月，省委批准陆良武装暴动计划，徐文烈担任第三师负责人。暴动失败后他同地下党员成立党支部继续活动。1933年因“共党嫌疑”被捕，关押两个月后获保释，组织关系就此中断，随后他回宣威县立中学教书，这次被捕经历改变了他后半生的人生轨迹。

1935年4月26日，红九军团长征经过宣威板桥，部分红军住进徐文烈家中。徐文烈找到军团长罗炳辉，表示愿意参军，并为红军攻打县城带路。

红九军团占领宣威县城后，徐文烈担任宣传干事，同年8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一直从事政治工作，先后担任红三十二军、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抗战期间任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45年12月任东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

1946年5月底，国民党滇军60军第184师师长潘朔端率部在海城起义。徐文烈奉命前去改编这支家乡部队，8月，第184师改编为东北民主同盟军第一军，徐文烈任政治部主任。这次改编的规模虽然不大，徐文烈还是积累了一套同旧军队打交道的办法。

1948年10月17日午夜，国民党第60军从长春防线撤出。军长曾泽生率领暂编第21师、第182师、暂编第52师共2.6万余名官兵宣布起义，把阵地交给东北野战军接防。

第60军于1937年抗战爆发时在昆明成军，兵员大部分在滇东北地区征调，全军四万余人彝族士兵占比超过60%，基层军官中彝族比例超过75%。

军长卢汉、182师师长安恩溥、184师师长张冲都是彝族。他们口音相近，彼此沾亲带故。在滇军中长官提拔下属看的是“是不是自己人”，士兵服从看的是“长官待我如何”。部队以同乡和血亲为基础组织起来，对外来的政治工作保持着排斥。

1949年1月2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把第60军成建制改编为陆军第50军，任命曾泽生为军长、徐文烈为军政治委员。徐文烈随后从东北军区各部队抽调1000多名干部，充实到第50军各级领导班子，开办积极分子训练班，先后发展党员646名，实现团有党委、营有支部、连有小组。

组织框架搭起来之后，整训从1949年1月下旬开始。按照徐文烈制定的《部队教育方针和教育计划大纲》，第一步是诉苦运动，做法是“倒苦水”“算细账”“挖苦根”。各连把讨论会开成诉苦会，士兵谁想说谁站起来。被抓壮丁的讲绳子怎么套上胳膊，挨过军官打的讲皮带怎么抽下来。

徐文烈要求政工干部只做一件事，就是只听、只记、不打断。苦水倒完之后算细账，士兵把在家种地交了多少租、在旧军队里扣了多少饷，一条一条落到纸上。最后挖苦根，把个人的苦归到旧制度那个总根上。

诉苦之后接着开展控诉运动，随后是阶级自觉运动，要求每名官兵交代自己的历史，同旧军队割断联系。

整训后期，军政治部发起“彻底清查赔偿运动”，部队帮驻地老百姓干零活，烧炕、掏粪、运粮。整训结束离开九台时，县委书记李钢在欢送会上讲，这支部队刚来东北时老百姓怕他们、恨他们，现在舍不得他们走。

1949年9月，第50军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先后参加鄂西战役和成都战役。1950年10月25日，曾泽生、徐文烈率第50军入朝作战。

1951年1月，志愿军司令部定下“西顶东放”作战方针。西线由第50军、第38军112师等部在汉江南岸进行坚守防御，牵制联军6个师又3个旅共计23万余人。

东线则是由邓华指挥的第39、第40、第42、第66军等部主动后撤，把冒进的南朝鲜军和部分美军放进来，寻机找到反击机会。

汉江阻击战五十昼夜打下来，第50军毙伤俘敌军1.1万余人，全军7个建制连、31个建制排、138个建制班被打光，入朝时的3.3万人锐减到约1万人。彭德怀最初给50军下的命令是坚守10天，这支部队在阵地上顶了50个昼夜。

这50天打完，第50军在后来的战史叙述里被称为“地表最强防御部队”。这个称号是对一支在装备上处于绝对劣势的部队，用建制打光的方式为全军换取时间的概括。

50军没有散，靠的是连有小组、营有支部、团有党委那套组织体系。连队打光了，干部顶上去重建；营的建制乱了，支部还在。阵地上的战士换了一批又一批，可指挥系统始终还在。

1954年2月，徐文烈调任南京军事学院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一级解放勋章、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各一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先后授予他一级国旗勋章、二级国旗勋章。

1959年12月，他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从岗位变化看，徐文烈一直在政治教育、组织建设和干部管理这条政工口上工作，没有转向军事指挥或地方行政。

在特殊时期开始后，徐文烈因早年被捕后失去组织关系的那段历史受到审查。

1971年2月18日，中央专案组把徐文烈定为“叛徒”，开除党籍军籍，随后把他遣送回云南宣威原籍。宣威县有关部门把他安置在距县城二十公里的歌乐村购销店，每月发给他六十元生活费。

他住进歌乐村一间低矮的板房里，房屋地面潮湿，四面透风。宣威冬春两季阴冷，他的风湿病在这样的环境里加重，手脚关节肿痛，走路需要扶着墙或拄一根木棍。每月六十元生活费领到手，他先把药钱留出来，剩下的买煤油买盐买煤，月底常常接不上。子女从外地寄来的钱和物，他收下，但不肯多要。

在歌乐村，徐文烈每天早起，把板房前后的空地扫一遍，然后坐在门口看村子里的人出工、收工。购销店的职工和附近村民都不知道这位老人曾经是朝鲜战场上“50凶”的军政委。他从不谈过去的事，村里的小学缺教师，他就去代几次课。

1972年，徐文烈的病情加重，除了风湿之外心脏又出现了问题。歌乐村没有像样的医疗条件，他只能托人从县城买药。

1973年4月，女儿徐燕和儿子徐子非在徐文烈的老首长、老战友帮助下冲破各种阻拦，把他接回北京，住进了总政招待所和解放军309医院。

回京之后，他的党籍军籍仍未恢复，生活费依旧按每月六十元发。他在医院里一边治病，一边写申诉材料，身体稍好一些，他就让子女扶着去有关部门递材料。

1976年12月28日，徐文烈因心肌梗塞在北京去世，终年六十七岁。他去世时，1971年那份结论并没有被撤销，他的悼词不能提他担任过第50军政委，更不能提他开国少将的身份。

消息传到第50军的老兵那里，已经是几天之后。当时特殊时期还没有结束，徐文烈头上还顶着“叛徒”的结论，老战友有人去了，但没有能进灵堂，只能在门外站一会儿。

1979年3月15日，总政治部下发《关于徐文烈同志历史问题复查结论的通知》，撤销1971年2月18日的错误决定，恢复他的党籍和军籍。同年4月10日，总政治部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徐文烈举行追悼会，公开平反，恢复名誉。

当年第50军的老战友们从各地齐聚北京，追悼会结束之后，一部分老兵去了徐文烈生前住过的地方，见了他的子女，把当年在九台整训、在汉江阻击时的事一件一件讲出来。老兵们讲这些事，不是为了安慰谁，他们只是觉得徐文烈这些事，应该要让世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