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陈永贵去世，全县没人去祭奠，郭凤莲说了句话守住大寨

骨气

那天早上，我蹲在灶火前烧柴，郭凤莲掀开门帘进来，说，永贵叔没了。

我手里的烧火棍啪嗒掉在地上，火星溅出来，差点烫着脚背。

我腾地站起来，问她，啥时候的事？

她说，昨天夜里，北京。

我张了张嘴，半天没说出话。

院子里静悄悄的，连风都停了。

我爹从里屋出来，披着棉袄，问，谁没了？

我说，永贵叔。

我爹愣在那儿，脸上的皱纹像干裂的河床。

他慢慢坐到门槛上，掏出烟袋锅子，装了一锅烟，却没点。

郭凤莲说，叔，我打算去趟北京。

我爹抬起头，看着她，说，凤莲，你知道县里啥态度？

她说，知道，没人去。

我爹说，没人去你就别去，你身上还背着大寨的担子。

郭凤莲说，担子再沉，也不能把良心压没了。

我爹没再说话，闷头抽起烟来。

烟雾在院子里飘，呛得人眼睛发酸。

我知道，我爹心里难受。他跟着永贵叔修了二十年梯田，手上的茧子比石头还硬。后来永贵叔上了北京，又跌下来，我爹也跟着挨了批。可他从没骂过永贵叔一句。

我爹说，那年修梯田，永贵叔天不亮就上山，扛着一块大石头，脊梁弯得像一张弓。他对大伙说，咱大寨人，活着就要把地种好，死了也要把骨头埋在田埂上。那时候，郭凤莲还是个闺女，梳着两条大辫子，跟着男人们一起搬石头，手上磨出血泡也不吭声。永贵叔夸她，说这闺女，心比石头硬。

后来，永贵叔当了副总理，大寨成了全国的旗。再后来，他犯了错误，被撤了职，灰溜溜回了北京。村里人都不提他，好像这个人从来没存在过。可每年秋天收庄稼的时候，我爹都会在田埂上多放一捆谷子，他说，这是给永贵的。

那天下午，我陪郭凤莲去乡里打电话。

乡里的电话在办公室，我们等了半个钟头，才接通了县里的一个熟人。

那人在电话里说，凤莲啊，你千万别来，县里正开会，专门说了这件事，谁也不准去。

郭凤莲说，我没让你们去，我自己去。

那人说，你自己去，你代表谁？你代表大寨？大寨是县里管的大寨，你去了，不是给县里上眼药吗？

郭凤莲握着电话，手指头捏得发白。

她说，我谁也不代表，我就代表我自己。我给陈永贵鞠个躬，行不行？

那人叹了口气，把电话挂了。

从乡里出来，天已经黑了。

郭凤莲走在前面，脚步很快。

我追上她，说，凤莲姐，你真的要去？

她说，明天一早走，你跟我。

我没再问。

那天晚上，我回家跟我爹说了。

我爹坐在炕上，半天没动。

后来他说，你去吧，到了北京，替我给永贵磕个头。

我说，爹，县里都不让去，咱去，会不会出事？

我爹说，能出啥事？咱大寨人，啥时候怕过事？永贵再咋了，他也是从咱这山沟沟里走出去的。他活着的时候，咱没去攀他；他死了，咱不能躲他。

第二天，天还黑漆漆的，我和郭凤莲就出发了。

我们一人背着一个帆布包，包里有几个馒头，一壶水，还有一件补丁摞补丁的衣服。

从大寨到县城，走了二十里山路。

路上，郭凤莲一句话没说，只是闷头走。

到了县城汽车站，天刚亮。

车站里人不多，有几个穿干部服的，看见郭凤莲，都别过脸去。

郭凤莲也没看他们，直接去买了两张去太原的票。

买票的时候，售票员问她，你去太原干啥？

她说，走亲戚。

售票员看了看她，没再问。

坐上班车，我坐在靠窗的位置，郭凤莲坐在我旁边。

班车颠颠簸簸，她靠在椅背上，闭着眼。

我偷偷看她，发现她的眼角有泪，但没流下来。

我转过头，看着窗外黄土高原上的沟沟壑壑，心里像塞了一团棉花。

到了太原，已经是下午。

我们赶到火车站，买了两张去北京的硬座票。

火车上人挤人，过道里都站着人。

我们挤在厕所旁边，站了整整一夜。

那一夜，我闻着车厢里混杂的汗味和烟味，听着车轮哐当哐当的声音，眼皮打架，却睡不着。

郭凤莲一直站着，一只手扶着行李架，另一只手攥着那个毛主席像章。

那像章是她从箱底翻出来的，是永贵叔当年亲手发给她的。

她说，带着这个，心里踏实。

火车经过一个站的时候，旁边一个中年人打量了我们半天，忽然问，你们是山西来的？

郭凤莲点点头。

那人说，你们是不是去八宝山看陈永贵的？

郭凤莲没说话。

那人哼了一声，说，那人有什么好看的，犯了错误的人，你们还去送他？

郭凤莲看着他，慢慢说，他教过我种地，他就是犯了天大的错，也是我师傅。

那人张了张嘴，没再吭声，转身挤到别的车厢去了。

我看着郭凤莲，她攥像章的手，一直没松开。

到了北京，出了站，天灰蒙蒙的，到处是人。

我们找了一个小旅馆，一间房一晚上五块钱。

郭凤莲说，住不起，咱们直接去八宝山。

我说，这大晚上的，人家能让我们进？

她说，不进去，在门口等。

我们坐公交车到了八宝山。

那时天已经黑透了，大门口亮着灯，两个穿军装的人站在那里。

郭凤莲走上前，说，同志，我们是山西昔阳大寨的，来送陈永贵同志。

那人看了看她，说，没有通知，不能进。

郭凤莲说，我们大老远来的，就在门口守一夜，明早行个方便。

那人说，明天也不行，没有介绍信，谁也不能进。

郭凤莲没再说什么，退到台阶下，把帆布包放在地上，坐了下来。

我也跟着坐下。

北京的夜风硬，像刀子一样割脸。

我缩着脖子，把棉袄裹了裹。

郭凤莲把她的围巾解下来，围在我脖子上，说，年轻人心火旺，别冻着。

我说，凤莲姐，你呢？

她说，我不冷。

可她说话的时候，牙齿在打颤。

我们在大门口坐了一夜。

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

我靠着她的肩膀，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醒来的时候发现她正看着天上的星星。

我也抬头看，北京的星星比大寨的少，稀稀疏疏的。

她说，你看，那颗最亮的，像不像虎头山上的灯？

我说，像。

她又说，永贵叔说，人死了就变成星星，挂在天上看着自家地。他要是真变成星星，肯定落在虎头山上。

我说，那咱大寨的星星，是不是比别人多？

她没说话，只是轻轻嗯了一声。

天快亮的时候，门口的岗哨换了人。

郭凤莲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走到门前。

这回是个年纪稍大的同志。

她说，同志，我是陈永贵当年在大寨的徒弟，我叫郭凤莲。他从前的故事，您大概也听过。我们没带介绍信，但我带来了这个。

她摊开手掌，掌心躺着一枚旧旧的毛主席像章。

那人低头看了看像章，又看了看郭凤莲，沉默了好一会儿。

他说，您稍等。

他转身走进岗亭，打了个电话。

过了一会儿，他出来，说，进去吧，左手第二间厅。

郭凤莲深深鞠了一躬，然后拉着我往里走。

八宝山里面很安静，松柏一排排站着，像沉默的队伍。

追悼会的厅不大，白花圈稀稀拉拉的，还没有我们大寨过年贴的对联红火。

正前方挂着陈永贵的遗像，戴白毛巾，咧着嘴笑，还是当年那个样子。

我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

郭凤莲走到遗像前，站定，深深鞠了三个躬。

她直起身，看着遗像，说，永贵叔，大寨的凤莲来看你了。

她的声音不大，却像锤子一样砸在我心上。

旁边一个老太太走过来，握住郭凤莲的手，泪汪汪地说，你就是凤莲？他老提起你，说你是最像他的后生。

郭凤莲说，大娘，我是跟着他学种地的。

老太太说，他走前说，他想回虎头山，想听大寨的风声。

郭凤莲说，大娘，你放心，我答应他，一定让他回去。

老太太哭着说，那就拜托你了。

追悼会没有主持人，没有悼词，只有几个家属默默地站着。

我们站了一会儿，又鞠了躬，然后退出大厅。

走出八宝山大门的时候，太阳刚刚升起来，照在门前的石狮子上。

郭凤莲站住了，回头望了望，说了一句，永贵叔，你没给大寨丢人。

那声音很轻，但风把它送得很远。

回到大寨，已经是第四天。

我爹蹲在村口，看见我们，站起来，什么也没说，只是拍了拍郭凤莲的肩膀。

晚上，郭凤莲召集了村里几个老人，商量接骨灰的事。

二大爷说，县里不吭声，咱自己接，会不会出事？

郭凤莲说，能出啥事？他本来就是大寨的人，回大寨的土，天经地义。

有人担心，说，要不先问问乡里？

郭凤莲说，不用问。问了，他们肯定不让。咱们先办了，再说。

那年开春，雪还没化完，郭凤莲带着我和另外两个后生，又去了趟北京。

这回，我们没去八宝山，直接去了陈永贵家属住的屋子。

郭凤莲跟老太太说，大娘，我们来接永贵叔回家。

老太太含着泪，把骨灰盒递到她手里。

郭凤莲双手接过来，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孩子。

我们坐火车回太原，又坐班车回昔阳。

一路上，郭凤莲抱着骨灰盒，谁也没让碰。

到了大寨，她没有进村，直接上了虎头山。

我们跟在后面，爬了一个多钟头，到了半山腰一片平地。

那里能看见整个大寨的梯田，一层一层，像天梯一样。

郭凤莲找了一块地方，放下骨灰盒，说，就这儿吧，让他看着咱的地。

我们几个轮流用镐头刨土，冻土硬邦邦的，一镐下去只留一个白印。

刨了整整一上午，才挖出一个坑。

郭凤莲把骨灰盒放进坑里，用手捧土，一把一把撒进去。

我们也都蹲下来，用手捧土。

没有人说话，只有土落在骨灰盒上的沙沙声。

埋好了，郭凤莲堆了一个小小的土坟，没有立碑。

她站在坟前，说，大爷，你在这儿看着，大寨的梯田还在，大寨的人还在。

风从山梁上吹过来，吹动她额前的碎发。

她直直地站着，像一棵扎了根的树。

过了几天，乡里来了个人，找到郭凤莲，说，你们私自安葬，不合规矩。

郭凤莲说，什么规矩？

那人说，安葬要报批，不能随便找地方。

郭凤莲说，他活着的时候，为大寨修了地，死了，埋在自己修的地边上，还要批？你去问问虎头山，它批不批？

那人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后来，那人走了，这事儿再没人提。

虎头山上那座土坟，一年一年，慢慢和山坡融为一体。

每到春天，坟上会长出青草，开一些细碎的野花。

我常去那儿坐坐，抽根烟，看看远处。

有时候，我觉得永贵叔并没有走，他还蹲在田埂上，看着庄稼。

他只不过换了个姿势，从活人变成了坟头。

但大寨人的骨头，一直没变。

那是郭凤莲教给我的。

那天傍晚，我从山上下来，又蹲在灶火前烧柴。

天快黑了，灶里的火苗舔着锅底，把屋子映得忽明忽暗。

我抬头，看见墙上挂着的那把锄头。

那是永贵叔用过的锄头，木柄磨得油光发亮，铁刃缺了一个口子。

我爹说，当年永贵叔就是用这把锄头，在虎头山上刨出了第一块地。

我蹲在那儿，盯着那把锄头看了很久。

灶火越来越旺，映得锄头泛着红光。

我听见风从院子里刮过，像是有人从山那边走来。

我添了一把柴，火苗窜起来，照亮了墙。

我知道，这把锄头还会挂下去。

就像那座土坟还会在虎头山上立下去。

大寨的骨气，也还会在。

我们这些后人，蹲在灶火前，一代一代，把火烧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