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长征学”的构建：红军长征研究六题

马强

提要

在讨论“长征学”理论与方法中，其构建框架是最基本的内容与基础。本文认为，“长征学”应由长征学术史与长征文献史料学、长征军事学、长征历史地理学、长征文艺学、长征历史人物、长征历史事件、长征精神与思想、长征历史遗迹的保护与开发等组成，而长征学术史的回顾、总结、梳理与长征文献史料的汇编是目前奠定这一新学科的当务之急。此外，长征的研究应该突破传统治党史、军史和政治史的思维模式。构建“长征学”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学术工程，需要所有有志于长征的学者共同努力。长征学的理论建设与学术框架的构建是其中两个主要构件，前者首先基于对长征更有高度的历史哲学审视及其历史终极意义的思考，还包括中国与世界历史上同类事件的比较研究。

关键词

红军 长征学学科构建

本文系作者2016年10月中国三峡博物馆召开的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革命精神高于天”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后承遵义师范学院红色文化研究中心裴恒涛先生约稿，发表于《遵义师范学院学学报》2017年第3期。题目略有变动。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壮举，也是中国现代史上可歌可泣的史诗。今天，长征的意义早已超越军史、党史、政治史范畴，成为中华民族克难攻坚、奋发向上的精神符号，当然也成为以历史学为主的多学科研究对象。以1936年红二、四方面军最后到达陕北为标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迄今已经整整过去80周年。以更概括性的话语来说，长征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一、二、四方面军离开各自的苏区根据地北上陕甘的战略大转移。在中国现代史上，长征更是深刻影响到中国历史的发展走向，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长久的影响。红军长征结束至今已经整整八十年，岁月的流逝不仅使红军长征没有从历史记忆中淡出，反而在经历了80年之久的历史变迁后显得愈加厚重。

红军长征的研究实际从红军到达陕北不久就已开始，而且很快为国际社会所关注。近80年来出版、发表回忆、宣传、研究红军长征的著作、论文层出不穷，可谓连篇累牍，据学者不完全统计，早在2006年有关红军长征的论著就多达19000部（篇）①。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思想学术研究领域的不断开放宽松，许多中共党史禁区被打破，对于长征的研究也日趋客观、求真、平实、多元，这使得长征的研究随着时代语境的与时俱进不断推陈出新，出现以下几个特点：首先，长征研究逐渐打破传统“左”的教条束缚从政治层面开始走向学术层面，突破了纯粹歌颂与宣传式的早期模式；其次从宣传、歌颂转向复原、重构、求真与反思。其三是红军长征出现多元思维与多学科研究态势；第四，长征研究向细化、具体化、个案化发展。上述种种现象表明，长征研究已经不再是单一的中共党史与军事史学的研究，已经形成一门有特定内涵而外延在不断延伸扩大的专门学问，这就需要对长征和因长征而衍生的诸多历史文化现象进行专门研究。

构建长征学学科体系的条件目前已经成熟，近年来四川、甘肃、贵州等地不断有学者提出创建“长征学”学科体系问题，并进行了理论探讨[②]，长征学作为一个新的专门研究学科呼之欲出，需要我们从理论与实践方面加以系统反思与建构。笔者不揣浅陋，将近年有关“长征学”建构中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初步陈述如下，以期抛砖引玉，希冀学界更多同行关注并研究。

1

关于长征学术史与长征文献史料学研究

长征学，顾名思义是有关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学问。一个专门学问从学理上是否能够成立，是否能够成为学术研究对象，首先取决于其是否有较长时段的学术研究历程并且有相当丰富的学术成果积累。长征的研究几乎可以追溯到长征尚未结束之时。陈云于1935年8月赴莫斯科共产国际作《关于红军长征与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央红军北上转移的艰难过程。《报告》经整理后以《英勇的西征》为题于1936年在共产国际主办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上发表；随后又以“廉臣”名义在巴黎《全民月刊》发表《随军西行见闻录》，是最早以长征亲历者身份发表的宣传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纪实性文章，是具有重要的奠基性文献价值。1936年为配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陕北保安采访，毛泽东曾号召经过长征的同志写长征回忆录，于是就有了1942年徐梦秋主编的《红军长征记》这部十分珍贵的早期红军长征文献。2004年刘统整理、注释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尤其值得重视。此书以1954年出版的内部资料《红军长征记》为底本，重新收入了多篇解放后被删掉的红军回忆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历史原貌。

《红军长征记》（又名《二万五千里》）由中央总政治部宣传部作为党内参考资料于1942年11月在延安刊印发行。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就经过在延安采访红军领袖写出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又作《西行漫记》。19357月至1936年5月年范长江以《大公报》记者身份深入西北采访，公开报道红军长征与西北社会，并在列新闻报道基础上汇编成《中国西北角》，具有重要的新闻史价值。新中国成立后，红军长征成为最重要的红色革命史教材，上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索尔滋伯里重走长征路写作出版《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这一时期国际上对红军也不断有新闻报道，前不久发现的1937年1月25日出版的英文杂志《Life》用7个8开整版报道了中国内战消息，极为特殊的有介绍延安红军的照片多幅。

长征的学术史研究是构建“长征学”首先要回顾总结梳理的工作。建国60多年以来，随着共和国前进中的风风雨雨，长征的研究也走过了曲折变迁的历程。不同阶段的政治语境下长征研究的侧重面也各有特色。近年来随着红军长征研究日益向求真、复原方向发展，一批纪实性质的早期红军长征文献及其研究著作得以整理和出版[③]。但对长征学术史回顾、总结、反思却仍然十分薄弱。个中原因除了以往过分强调长征研究的政治性及党性原则、强度长征史研究为政治服务的一元化思维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外，也与相当长时期内未能将长征学作为一个新的专门学问、甚至反对将长征问题学术化对待有密切关系。

长征文献的搜集整理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包括中央电报、档案、红军标语、长征亲历者的回忆录、日记、诗词、绘画，新闻报刊等。随着岁月的流逝，红军长征文献日益珍稀，长征文献的再现与重大发现会愈来愈少。当务之急首先在全国作长征文献收藏调查与摸底，重点除了中央文献研究室与中央档案馆外，各个与当年红军长征途经的地区及其红军将士的后裔家庭珍藏文献与文物也要尽快搜集存档。比如目前保存在冕宁博物馆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系1935年5月红军到达川滇交界的冕宁后宣传、动员彝族参加红军所作。类似这样的红军长征文献现在已经十分罕见。

在全面整理的基础上，有组织、有计划地整理出版长征文献丛书，以使长征文献这样具有特殊革命意义的红色记忆能够长存史册。但红军长征文献的整理受不同时代政治语境和诸多忌讳的影响，也经历了“选择性”、“净化性”过程，如《红军长征记》从1942年初版起，不同年代的版本与文章入选变化都很大，实际上把不少保存有早期面貌的长征记述资料剔除在外，这是十分遗憾的。这一现象即使在一些红军长征亲历者的回忆录也概莫能外，如199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一氓回忆录》对红军在遵义期间的回忆就非完整[④]。另外一些曾经参加长征并且具有重要影响的领导人，后来脱离了革命阵营，或者犯了“路线错误”解放后长期被“黜废”的长征重要人物的生平资料，如张国焘、陈昌浩、徐梦秋等人的长征资料就长期无从问津，面临湮灭消亡的危险，这是需要注意的一个现象。在红军长征文献搜集整理中，应该超越政治斗争的是非曲直纠葛，将一切长征史料一视同仁，而不应该厚上薄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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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军长征军事学

长征首先是军事行动，红军长征是中国现代史上悲壮而传奇的篇章。在装备、人数均处于悬殊条件下，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冲破国民党数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艰难穿越在西部崇山峻岭，越雪山，过草地，以疲弱弱小之旅，经过大大小小经历数百战，创造了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勇夺娄山关、飞夺泸定桥、突破腊子口、直罗镇奠基战、强渡嘉陵江等著名经典战役，最后终于冲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建围剿，胜利到达陕北。这其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徐向前等红军将领非凡的军事指挥艺术，红军将士英勇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等，都是一笔重要的历史军事文化遗产，值得长久研究总结。当然红军长征途中的军事，有胜利，也有失败，如悲壮惨烈的湘江战役，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指挥的首战—土城之役，红军均受到巨大损失，但失败与胜利有时又是有内在关联、互为因果的，正是土城之役的失败，才有了毛泽东率领红军在黔北山区“四渡赤水”，反复穿越，反而创造了长征史上的神来之笔，红军也就有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衷心敬佩。

关于红军长征军事史，徐占权，陈力，翟清华、王建强编著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其中包括《中央红军征战记》、《红二方面军征战记》、《红四方面军征战记》、《红二十五军征战记》、《三大主力红军大会师》五大分册，是第一部涵盖红军长征全过程的军事史著作。但《全史》出版距今已经二十年，无论是对红军长征全局的总体把握，还是评价侧重，包括资料征引方面现在看来都存在一些明显不足，有大而不高、全而不细的缺陷。尤其对红四方面军长征史的记述比重较小，且在对红四方面军历史作用评价方面仍然带有传统“左”的印痕。在红军长征军事研究中，一要加强研究红军军事战略的制订与变化。红军从撤出瑞金开始长征固然原因很多，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是长征的直接起因，因此第五次反围剿及其军事失败应该是红军长征军事史研究的源头。从瑞金苏区到遵义会议前的长征是在李德、博古、周恩来“最高三人团”指挥之下，开始的军事远征目标是去湘、鄂西与红二方面军会合。这一阶段过去在所谓“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思维的束缚下，实际上缺乏客观研究，大多给予简单的否定。遵义会议前，红军败多胜少是事实，但也并非完全失败，李德等也并非一无是处。如突破前三道路封锁线中，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小组还是运用一系列军事斗争谋略，取得了一些胜利。李德早在广昌战役失败后就提出要撤离中央苏区，周恩来则利用内线关系成功与广西军阀陈济棠达成秘密协议，得以“借道”通过粤北，使红军安全通过蒋介石布置的第一道封锁线。谢一彪考证早在1934年3月底, 李德就向博古提出要准备一次战略大转移，广昌战役失利后,中央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讨论第五次反“ 围剿”的战略战术,李德再次提出主力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建议。迫于严峻形势, 临时中央不得不考虑战略转移问题。李德受中央委托, 起草相关的战略计划。福建事变发生后, 李德、博古对十九路军和福建事变的分析还是比较正确的, 但由于中央军委大多数同志不同意在军事上直接支持十九路军, 再加上受中央上海局和共产国际错误观点的影响, 李德就拒绝与十九路军联合作战, 进而实行打击“中间派” 的关门主义, 失去了联合反蒋的大好时机，使苏区反“ 围剿” 战争形势恶化[⑤]。

其次要深入研究红军突破敌人重兵包围的军事艺术。红军长征面对重兵围追堵截，几乎无日不战，多次陷入绝境，却多次化险为夷，这其中是怎样屡屡渡过难关、化解险情的？应该将这些传奇般的胜利剔除神秘化歌颂，转化为基于历史地理实际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偶合的研究。

第三要重视对红军战斗力与战斗精神的研究。红军突破乌江天险，飞夺泸定桥、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突破腊子口、奇袭娄山关等创造了现代军事史上的奇迹，这一“奇迹”的必然性是什么？应该从军事学上给予合理的解释。“四渡赤水”亦奇亦幻，出神入化，至今要绘制“四渡赤水”行军路线图都非易事，何况当时全靠红军将士双脚来回穿梭。红军这些经典战役的胜利，固然毛泽东等红军领袖高超的军事指挥战术发挥了“领导”层面上的重要作用，但也与红军指战员饱满而激情的战斗精神不可或缺。如飞夺泸定桥的“二十二勇士”，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为了这场决定红军前程命运生死时速的较量，完全是将生命置之度外。飞夺泸定桥的勇士冒着枪林弹雨在险江寒索上英勇前进，最终冲过铁索桥，红军进占天全城，大获全胜，也宣告了蒋介石将红军重蹈石达开覆辙的设想化为化为泡影。无论是飞夺泸定桥，还是强渡大渡河，应该说都是步步惊心的险棋，长征中如果没有红军如此坚定勇敢的革命斗志胆略，要突破险关、走完长征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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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征历史地理学

长征的成败与地理环境有密切的关系。红军撤离苏区走上长征的地理原因值得深入研究。现在看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也并非皆为王明路线的错误所致，从地形因素看，红色苏区大部分分散于湘、赣、闽、鄂、陕、川边界山区地带，资源十分有限，在国民党军步步合围封锁下，到红军长征前夕，中央苏区根据地经济资源实际上已经近于枯竭。瞿秋白被捕后，宋希濂曾经与瞿谈话，说何以苏区经济萧条、百姓贫困？瞿秋白坦然承认苏区土地荒芜、人口逃亡的事实，只是将原因归之于国民党对苏区的围剿[⑥]，可见苏区的经济地理上的贫困与萧条已是不争的事实。而陕北成为红军最终的落脚点并且使党中央一直居住十三年之久，与陕北的有宽阔纵深的地理形势和煤炭、石油、畜牧等资源优势有很大关系。

长征成败与地理环境。红军长征所经大部分为赣、桂、滇、黔、川、陕南山地，但这些环境封闭、交通难行的西部山地为红军的生存并展开灵活的游击战提供了天然的地理屏障，四渡赤水正是毛泽东成功凭借黔北山地有利地形的军事杰作。红军长征路线中的爬雪山、过草地地区属于人烟罕至、环境恶劣地带。长征的地理环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使红军的长途跋涉充满艰难困苦，但也使国民党军的现代化军事装备无法完全施展优势，加之面对恶劣的气候和山地、草地、沼泽、雪山地理环境，国民党军将士在吃苦耐劳方面比红军相差甚远，这也是国民党军始终无法真正战胜红军的重要原因之一。过去对长征中领袖人物的军事思想研究过多地集中在毛泽东个人，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贺龙等往往只是陪衬，以至于一些表现红军长征的历史题材电影中，在研究军事策略与方案时，毛泽东胸有成竹，指挥若定，而朱、周等只是频频点头，随声附和，这当然与历史事实是不尽符合，但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确有过人之处，善于因地制宜利用具体地形因素及其特殊地理条件制定突破围剿谋略，苟坝会议间一再给周恩来等做思想工作放弃攻打鼓新场等，显示了他过人的军事地理智慧。长征军事地理学今后应加强研究毛泽东、朱德、徐向前、刘伯承等人的集体军事智慧和军事地理思想。军事战争总是在一定的空间地域展开，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无不重视对地形、地貌的利用，因而军事家必然要具有丰富的地理知识。而决定战争、战役的成败除了军指挥者的智慧与韬略运筹帷幄之外，是否成功利用具体地形因素也是至关重要的。地理的重要关系早在《孙子兵法》中就有明确的揭示，《孙子兵法》有《地形篇》，专讲六种不同的作战地形及相应的战术要求。毛泽东作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军事家，在战争年代尤其注重军事地理知识的运用。毛泽东军事地理思想目前研究尚十分薄弱，其他红军重要军事将领的研究更是几近空白。其次，长征军事地理学还应加强研究红军长征第一次重点战役发生地的地理环境，如地形、地貌、关隘、河流、湖泊、交通、人口、农业等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这样才能对长征的战役成败得出更加科学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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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文艺学

长征文艺包括颂扬、宣传、再现长征的诗歌、音乐、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等。建国以来由于执政党对文化宣传领域的重视，六十多年来有关红军长征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数量颇巨，但缺少统计、整理与系统研究。从长征学的角度进行红军长征文学艺术作品的、整理、研究是一项艰苦而繁重的工作。

长征诗歌。长征诗词以毛泽东的长征诗最为著名，而长征诗词是毛泽东诗词的重要篇章，《七律·长征》、《忆秦娥·娄山关》、《清平乐·六盘山》、《清平乐·会昌》、《沁园春·雪》、《十六字令·三首》、《念奴骄·昆仑》都是脍炙人口的革命诗篇。除了毛泽东外，朱德、叶剑英、徐特立、陈毅等也有长征诗词，应该注意搜集整理。

长征音乐舞蹈。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下排练并隆重演出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曾经以重要篇幅艺术再现了红军长征的悲壮历史；同样在1965年，中央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之际，由萧华作词、生茂等作曲的《长征组歌》就曾公开发表，并由总政歌舞团排演成功，在北京民族宫礼堂隆重公演并引起巨大轰动。随后在京、津、沪、宁等城市及部队巡回演出50多场次，场场爆满。观众为之踊跃，反映之强烈，为新中国成立以所罕见并，后因江青等恣意破坏而中止。1974年为纪念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四十周年，总政歌舞团再次排演并精彩演出大型音乐舞台史诗《长征组歌》，是文革中难得的以舞台艺术全面再现红军长征英雄历程的经典作品，全剧由《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芒》、《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等组成，歌词凝练而沉雄，乐曲格调雄壮优美，气势磅礴，艺术再现红军长征可歌可泣的英雄历史。1984年中央歌舞团创作演出的《中国革命之歌》对长征也作了新的艺术诠释，但影响没有前两部作品广泛。这些舞台作品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高扬理想主义旗帜，唱响英雄主义主旋律。《长征组歌》等至今仍然在一些重要革命纪念性节日里上演不衰，其中的几乎所有歌曲皆脍炙人口，广为传唱，说明其长久的艺术生命力。但目前对三个不同年代的《东方红》、《长征组歌》再到《中国革命之歌》中反映长征的政治背景、取材角度与审美倾向等缺乏应有的学术研究。

长征电影、电视。建国以来电影作为国人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曾经发挥了巨大的正面宣传作用，在艺术再现红军长征故事方面也可谓居功甚伟，成就非凡。表现红军长征题材的电影早期有文革前的《万水千山》、《突破乌江》、《金沙江畔》，文革后有《红军不怕远征难》、《冰山雪莲》。特别是黎明、王昊和王愿坚等创作的《四渡赤水》，第一次把毛主席用兵如神的形象搬上银幕；王愿坚和师伟编导的《过草地》，独具匠心让一群“红小鬼”成为长征路上的主角；而集体编剧、林农导演的《大渡河》则再现了用生命铺就胜利之路的英雄壮举。

大型电视连续剧《长征》，以史诗般的格调再现了中央红军的悲壮历史，特别重点表现毛泽东由边缘化的人物逐步重回领导岗位的演变过程，把领袖和政党的作为故事推进的主线和人物思想的主脉纠葛在一起，塑造出毛泽东是人不是神的红军统帅形象。作品没有回避长征途中中共党内高级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如毛泽东与张国焘、博古、李德、凯丰等人激烈的争吵，也塑造了朱德、周恩来、博古、张闻天、刘伯承、杨尚昆、林彪、彭德等一系列红军将领各异的精神丰采，革命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交相辉映，是新时期长征题材不可多得的佳作。

长征小说。建国以后，小说是较早表现长征故事的艺术。王愿坚是以创作长征题材而知名的作家，他的《金色的鱼钩》《七根火柴》、《党费》、《草》、《路标》、《足迹》、《标准》等小说作品都要曾经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黎汝清的《湘江之战》和魏巍的《地球的红飘带》相继问世。这两部长篇小说的结构框架完全不同，但却有着惊人相似的开头，都把长征途中最惨烈的湘江战役作为其主要人物和故事的起点。前者是第一次站在历史发展和历史思辨的立场上，没有回避战争的残酷性，以真实的笔墨再现了血战湘江的悲壮情景，使作品富有浓重的悲剧色调。后者则是第一次以全景的方式表现中央红军长征险途的波澜壮阔，将诗的情思和史传文学的传统有机的结合起来，把对敌斗争、党内斗争和与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的斗争纵横交错在一起，赋予作品以史诗的品质。陆定一回忆长征的《老山界》虽然不是小说，但却有小说般的感人细节，曾长期被选入中小学课本，在几代青少年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树增的历史报告文学《长征》以纪实的手法与生动的描写从历史的新高度高度重新审视长征的重要意义，并以文学的形象细腻第一部用纪实的方式全面再现了长征全景画面[⑦]。

对红军长征中普通人物命运的关注与反思，是新时期长征题材小说较早萌动的思维。乔良的中篇小说《灵旗》[⑧]，同样取材于长征史上败得最惨烈意义最深远的湘江血战。把一个历经坎坷、饱览沧桑老人的知觉、幻觉和记忆构成的时间和空间作为作品的框架，使过去和现在都越过各自特定的时空而于同一时刻显现，把人物的情感和欲望、善良和残忍、崇高和渺小、智慧和愚钝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而塑造出了“青果老爹”这一个极其特别又有血有肉的“逃兵”形象。这部作品把普通人的灵魂的卑微引向了崇高的升华，对人性的深层意识和人的本质作了深刻揭示，使革命战争历史文学关于人的“崇高”的概念获得了有价值的转换和拓展。诚如作家自己所言，“在湘江边，我认识了另外一种战争”。江奇涛的中篇小说《马蹄声碎》[⑨]，虽然不像《灵旗》着重展示人在历史、社会、战争中“自我”行为的价值表现，更多的是通过对少枝等红军女战士如何摆脱死亡的追逐、渴望生存的描写，特别是通过对女性中人性意识的细致入微的刻画，展示出了一种生命的力和美，进而强化了人物最终的悲剧命运并增强了历史的悲剧氛围，使这些女兵的形象成为历史悲剧的承受者、体现者，具有强烈的灵魂启悟和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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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人物研究

艰苦卓绝的长征过程中，不仅造就了众一批杰出的红军领袖人物，也涌现出不少具有传奇色彩的普通人物及其感人故事，牺牲者可歌可泣，幸存者则都是宝贵的革命财富，也使得从长征走过来的大批人物成为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人民解放军重要的骨干力量，不少人建国以后成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过去对长征领袖人物的研究过多地集中在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等少数领袖人物上，这固然是由毛泽东同志在红军长征特别是在遵义会议以后举足轻重的领导地位所决定的，但长征胜利并非少数人的丰功伟绩可以取代，长征领导核心与骨干是一个英雄的群体，今后应该更多地理研究长征中其他重要人物及其作用，如朱德、张国焘、博古、张闻天、陈云、邓小平、叶剑英、徐向前、贺龙、陆定一、彭德怀、李先念、贾拓夫等人在长征中的经历、作用及其贡献也应深入挖掘与宣传。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的作用问题由于受到张国焘叛逃的影响过去研究较为薄弱，同时也影响到对红四方面军一些重要人物与评价，如陈昌浩、李特、傅钟、黄超、刘士模、何畏等有争议人物，应该如实给予评价值得深入探讨。红四方面军人物的命运后来较为复杂，前程归宿各不相同，包括徐向前、刘伯承、程子华、李先念、许世友等在建国以后各自的沉浮起落，应该具体人物具体分析。红军长征人物研究要突破过去那种回忆录式的叙述模式，而应当进行客观的个案追踪式研究。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的长征人物研究不再局限于宏观概括，而趋向细化与以小见大，更加真实生动。如以往涉及长征时期邓小平的研究多散见于邓小平的传记、自述或战友、女儿的回忆录与传记之中，几乎都采用了历史叙述的方式去歌颂邓小平的历史贡献，而未能系统深入去探讨邓小平在长征时期的具体实际地位、景况与贡献。黄远声的《长征时期邓小平的历史贡献探析》对此进行了尝试，指出作为长征亲历者的邓小平，在长征期间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群众、政治教育等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⑩]，就是邓小平与长征研究有益的尝试

长征人物研究除了重要知名人物外，一些经历过长征有代表性的小人物同样值得重视。如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报道过的老红军女战士黄海云的回忆[11]，西征军女红军团长王泉嫒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长征一家人》[12]中陕南宁羌县女红军陈亚民一家追随红军生死相依的生命悲歌等，这些小人物的经历虽然算不上轰轰烈烈，但更有传奇性，更为感人，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与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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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重大事件研究

长征重大事件包括长征中经历的重要会议、重大战役、中共党内高层斗争等。重大战役如红一方面军的湘江之战、强渡大渡河、腊子口战役、直罗镇战役、东征战役、西征战役，过去研究较多，而红二方面军的澧水战役、乌江战役、甘南战役，红四方面军的强渡嘉陵江战役，土门战役、百丈关战役、包座战役、绥崇丹懋战役，天芦名雅邛战役的具体过程过去则研究稀少。实际上这些战役作为红军长征途中的重大事件，不应以非毛泽东指挥就不予重视，无论从战略战术，意义作用，还是从战役过程及因果关系皆值得深入研究与复原。长征途中的重要会议有通道会议、黎坪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会理会议、巴西会议、俄界会议、榜罗镇会议等，这些会议过去只是在宏观叙述中提及，缺少个案的具体研究。有的地方长期以讹传讹，如俄界会议的具体地点、巴西会议的确切名称，近年来通过学者专家学者的实地考察，才进一步得以澄清与考证，研究较过去具体确切。

其他如长征与情报信息、长征与统一战线、长征与国际关系、长征历史遗址、长征精神等、长征胜利的保障机制、三大根据地的始末过程与意义评估等也是长征学建构的重要内容，限于篇幅，一篇论文难以一一道及，但也须有具体研究。只有这样，将来才有可能集众多学者之手写出一部《红军长征全史》。

结语

“长征学”是一个正在提倡关注并尝试构建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其理论和方法及其内涵、外延均尚在探讨之中。这一概念的提出并非仅仅着眼于长征研究在当代的政治意义层面，而是基于长征及其衍生的历史文化现象早已超越了长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本身。

构建“长征学”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学术工程，需要所有有志于长征的学者共同努力。长征学的理论建设与学术框架的构建是其中两个主要构件，前者首先基于对长征更有高度的历史哲学审视及其历史终极意义的思考，还包括与中国与世界历史上同类事件的比较研究。随着岁月的流逝，长征当事人日渐稀少，红军长征时代会渐行渐远，后人对长征的认识也会与时俱进，认识观念与价值取向也会发生变迁，但长征作为20世纪一笔重要的历史遗产却永远不会过时与褪色，只是其价值与意义会更多地向精神文化与审美层面转化。在学术框架的构建上，除了继续扩大研究的层次外，组织编修大型长征历史文献与研究文献集成是两项艰辛而巨量的主要工作。研究方法上则需要更加注重多学科、多维度的现代科学方法，如长征文献的大数据库与电子技术处理，长征过程的电子虚拟全息空间再现等。虽任重道远，也大有可为。

[①]吴晓军、董汉河：《十年来红军长征研究综述（上）》，《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②]胡学举、李满意、李后强等：《呼吁建立“长征学”》，《四川日报》2012年12月26日；吴晓军、张发：《继承革命传统构建“长征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0月14日。其中裴恒涛《“长征学”建构的相关问题探析》（《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对长征学的若干研究现状、学术史及其理论与方法等作了较大范围的探讨。贵州省遵义市2015年还成立了“中国（遵义）长征学学会”，选举产生第一届学会的理事会，会议选举曾祥铣为会长，黄先荣为常务副会长、秘书长，参见人民网·遵义》2015年1月25日报道。

[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红军长征记》（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二万五千里》（珍藏本）（上、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都是以最早的长征回忆录《红军长征记》（1942年内部印发）的不同版本或以之为底本的汇编资料。还有一些史料编辑成果，如杨胜群、陈晋主编《红军长征重大决策见证录》，王聚英、黄敏主编《大会师——红军长征胜利会师史料选编》，吴德坤主编《遵义会议前后红军政治工作资料选编》等，为长征研究提供了更多基础性材料。红军所经过地区的地方长征史资料近年来也不断出版，如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红军长征西征在宁夏》、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黔中红流——红军长征过贵州》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1—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朱林著《红军长征的民间记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这些著作的出版，为长征学的构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④]据刘统研究，李一氓的《从金沙江到大渡河》写了很多生活的乐趣，比如到了会理，他们打土豪，一边吃腊肉一边看《桃花扇》，这些生动的描写后来在1954年再版的《红军长征记》中都给删了。1990年代出版的《李一氓回忆录》引用的仍然还是删节版。

[⑤]谢一彪：《中央苏区时期的李德》，《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⑥]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出版。

[⑦]张西南：《关于长征题材文艺作品的回顾与思考》，《文艺报》2016年9月28日。

[⑧]乔良：《灵旗》，《解放军文艺》1988年第10期。

[⑨]江奇涛：《马蹄声碎》，昆仑出版社1991年出版。

[⑩]王毅、燕文堂：《近十年来红军长征新进展新认识》，《半月谈》2016年10月24日。

[11]《女红军黄海云三过草地的悲壮经历》，《红潮网》2013年10月29日。

[12]萧青：《长征一家人》，《党史文汇》1995年第9期。

作者简介：马强，男，陕西汉中人，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转载来源：“西南蜀道”

文字：马强

编辑：赖振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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