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今年入夏的一趟车,车次我就不报了,反正我坐靠窗,她坐我过道那边。
我姓王,做小百货批发生意的,常年郑州、义乌两头跑,高铁对我来说,就跟别人家的自行车一样,抬脚就上。可那天对面坐的这姑娘,把我看乐了。
她一进候车厅我就注意到了。金头发扎个低马尾,拖一个二十八寸的大箱子,箱子上贴满了莫斯科地铁的贴纸,红的蓝的,花花绿绿。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T恤胸前印着一串西里尔字母,我一个不认识。脚上一双白球鞋,脏得看不出原色。
她站在检票大屏底下,仰着脑袋,脖子伸得老长,跟只找不着妈的白天鹅似的。
我本来不想多事。出门在外,谁还没个懵的时候。可她在那块大屏底下站了快十分钟,人都走光一拨了,她还在那儿仰着,嘴微微张着,手指头在屏幕上一行一行往下划,跟数蚂蚁似的。我就有点不落忍,拖着箱子凑过去了。
“姑娘,找不着车次?”
她转过头,蓝眼睛瞪得溜圆,憋了半天,蹦出来三个中国字,带大碴子味:“高……铁……哪?”
我笑了。敢情她以为自己到错站了。我说你别着急,咱们现在就在高铁站里头,你看那大字,检票口A12,车次G几几几,你找你那趟。
她把护照塞给我,手指都有点抖。我一瞅,名字叫冬妮娅,二十四岁,莫斯科来的。我顺着护照上的车次号在大屏上给她找出来,指给她看。
“你看,红色那一行,再过二十分钟检票。”
她顺着我的手指头看过去,嘴巴微微张开:“这么……多字?全中国,都这么多车?”
我说那可不,光这一个站,一天发四百多趟车。你从这头走到那头,走到腿
软。
她小声嘀咕了一句,我没太听懂,反正听那意思,是他们莫斯科的火车站,一天拢共也就几十趟,站里冷冷清清的。
我后来才知道,冬妮娅是头一回踏出国门。她表姐在浙江做小商品批发生意,三年没回家,今年非喊她过来玩。她从莫斯科飞了八个钟头,落到机场,本来以为有人接,结果她表姐那边仓库盘货走不开,电话指挥她,自己拖着箱子坐地铁来高铁站,再坐高铁去义乌。
用她的原话说:“我表姐说,坐那个'飞一样的火车',两个钟头就到她那儿。我以为她夸张。”
安检的时候她就更不理解了。前面的人把包往皮带上一放,过一遍,人再过个小门框,抬手,完事。轮到她,安检的小姑娘拿个小探测器,从她肩膀扫到脚踝,还让她把外套脱了。她抱着外套,一脸严肃地站在那儿,跟过海关似的。
“我们那边,”她后来跟我说,“坐火车,不查包,想带啥带啥。”
我心里说,那你们丢东西也方便。这话我没说出口。
候车厅里,她看啥都新鲜。看见个大娘拿手机扫了便利店门口的码,拎走一瓶水,她凑过去研究半天,回来跟我说:“那个,钱呢?她没给钱。”
我说人手机里给了。
她掏出自己的手机,翻来覆去看,那意思是她这手机也能扫?我一看,老款,没装我们这边的软件。我说等会儿上了车,我教你。
检票的时候又出了岔子。闸机刷身份证,她一个外国人,哪来的身份证。她站在闸机前面,看着前面的人把卡片往感应区一贴,闸机门就开了,轮到她,举着护照愣在那儿,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后面排队的人堆了七八个。
旁边的客运员小姑娘眼尖,小跑过来,拿过她护照,在旁边的人工通道刷了一下,笑着跟她说:“外国朋友走这边,来,跟我走,别着急。”
冬妮娅回头冲我递了个眼神,那眼神我读懂了:你们这儿,连过个门都要刷卡?
我说对啊,刷的是脸也行,护照也行,手机也行。她听完,把她那个老手机又掏出来比划了一下:“这个,刷?”
我说你这手机还没办中国的卡,刷不了,等会儿车上我教你咋连网。
上了车,她更懵了。
她那箱子大,塞不进行李架,我帮她举起来塞进去的。她坐下来,先摸了摸座椅扶手,又按了按座椅靠背,扭头看我:“这个椅子,能动?”
我说能,边上有个钮,你按着,往后靠。她按着那个钮,靠背慢慢往后躺下去,她整个人“哎呀”一声,吓了一跳,紧接着又笑了,笑得露出俩小虎牙。
“我们的火车,”她说,“椅子是死的,坐六个钟头,屁股不是屁股,腰不是腰。冬天没暖气,夏天没风。”
车一开,她把脸贴在车窗上。
那天是下午两点多发的车,天特别蓝。列车员过来报了一遍站名,又用英语报了一遍,她才反应过来车开了。可她盯着头顶上那个时速显示屏看了足有三分钟,然后捅了捅我胳膊。
“先生,”她指着显示屏,“这个,348,是什么意思?”
“时速,每小时三百四十八公里。”
她没说话。她又看了一眼那个数字,然后掏出手机,对着显示屏拍了一张。拍完她看了看照片,又抬头看了看数字,又拍了一张。
“三百四十八,”她慢慢地说,“我们最好的火车,跑一百六,那还是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的特快。”
我说我们这条线,设计时速三百五。
她不说话了。她把手机揣回兜里,往椅背上一靠,眼睛还黏在那个显示屏上。过了一会儿,她小声问我:“它……不抖吗?”
我说它挺稳的,你放杯水在小桌板上试试。
她真就掏出一瓶矿泉水,拧开盖子,放在小桌板正中间。那水面平得跟镜子似的,连个涟漪都没有。她盯着那瓶水看了半天,伸出一根手指头,轻轻弹了弹瓶身,瓶子晃了晃,又稳住了。
“在我们那儿,”她说,“火车一开,桌上的杯子全得扶着,不扶,准翻。有一回我表妹坐火车,一杯热茶扣在白裤子上,跟地图似的。”
邻座一个大爷听见了,乐了,从布袋子里掏出两个橘子,塞给她一个:“姑娘,头回坐吧,尝尝,咱中原的蜜橘,刚从树上摘的。”
冬妮娅双手接过来,学着电视里的样子,剥得很慢。她尝了一瓣,眉毛挑起来:“甜。我们那边,橘子全是南方运过去的,贵,还不甜,跟啃木头似的。”
大爷嘿嘿笑:“甜就多吃,袋子里还有,一会儿大爷给你留着。”
大爷姓刘,退休前是中学老师,这趟车是去义乌看儿子的。老爷子话匣子一开就收不住,掏出手机,翻出照片给冬妮娅看:我孙子,今年六岁,刚上小学。冬妮娅凑过去看,蓝眼睛笑成一条缝:“漂亮,跟洋娃娃一样。”
大爷一听这个,更乐了,把一袋子橘子全塞她手里:“拿着拿着,路上吃。”
车过郑州的时候,推车过来了,盒饭、泡面、矿泉水,还有现切的瓜果。冬妮娅盯着那推车看,我问她饿不饿,要不要来一盒。她摆手,说她带了面包,硬的。
过了半小时,列车员广播说,有订餐的旅客可以到餐车取了,还说现在可以手机点,外卖直接送上车。冬妮娅又捅我:“那个,手机,点饭?送到……座位上?”
我说对啊,你想吃啥,我教你。
我拿她手机,帮她连上车里的Wi-Fi,又一步一步教她下软件。她那中文水平,点菜全靠指图。我问她吃辣不吃,她摇头,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我给她点了一
份番茄鸡蛋盖饭,一杯热豆浆,备注不要葱花。
四十分钟后,乘务员端着餐盘过来,往她小桌板上一放:“您的餐,请慢用。”
冬妮娅看着那盘饭,又看看乘务员,半天没动筷子。我问她咋了,她说:“在火车上,吃热的米饭,有菜,有汤,还有人送到座位上。我们那边,火车上只有列车站员大妈卖的煮土豆,凉的,就着黑面包。”
她那顿饭吃得特别慢。一口饭,一口菜,喝一口豆浆,眼睛还一直瞟着窗外。吃完了,她把餐盘码得整整齐齐,双手递给乘务员,还说了一句刚学的中文:“谢谢,好吃。”
乘务员姑娘愣了一下,笑着说:“好吃下次再来,后面还有站。”
后半程她话多起来了。她跟我唠,说她在莫斯科是个幼儿园老师,教一群五六岁的小毛头,一个月合人民币才四千多块。她表姐三年没回国,她爹妈念叨得不行,她这才攒了半年钱,请了年假,自己跑过来的。
“我来之前,”她比划着,“我们同事跟我说,中国的火车,慢,挤,脏,厕所不能进。你得自己带吃的,带水,带纸,不然就完蛋。”
我乐了:“那你现在觉着呢?”
她没直接答。她起身,自己去了趟卫生间。回来的时候,她脸上那表情,跟我那天看见的一样——她在那边卫生间门口站了半天,进去,又出来,东张西望,最后坐回来,凑过来小声问我:“那个厕所,有纸,有热水,还有……那个吹手的机器。它真的是火车上的?”
我说对啊,每节车厢一头一个,你随便用。
她摇头:“我们那边,火车站的厕所,要交钱,进去还要捏着鼻子。你们这个,我拍照给我同事发过去,她们肯定不信,以为我P的。”
我让她拍。她还真拍了,蹲在厕所门口,对着那台烘干机拍了一张,又对着镜子拍了一张,嘴里念念叨叨:“这个要发出去,标题就写,中国的火车厕所,比我们咖啡馆干净。”
窗外的景色,她也看不够。
过了平原,是一片一片的麦田,绿得发亮。然后是村庄,小楼,二层三层的,一家挨着一家。再往后,楼越来越密,马路越来越宽,八车道的大马路,两边全是树。她趴在窗户上,看一栋一栋的楼房从眼前过去。
“这些楼,”她问,“都住人?”
我说都住人。
“那得多少人?”
我说你看的这一路,过的这些城市,随便拎一个出来,人口都比你们整个城市多。
她想了想:“莫斯科,一千两百万人。”
我说我们光我们省,就九千多万人。
她不吭声了。她靠在窗边,看着外头,一根手指头在玻璃上无意识地划着。过了好久,她说:“我来之前,以为中国是,跟在电视上看见的一样,人多,房子矮,街上全是自行车。”
“那你现在觉着呢?”
她扭过头看我,蓝眼睛里映着窗外的光:“我觉着,我以前看的,不是中国,是……十年前的,别人嘴里的中国。”
过了一会儿,她手机响了,是她表姐打来的。她手忙脚乱地摸兜,发现手机快没电了,举着个红乎乎的电匣子,跟我比划:“充电,在哪?”
我指了指她座椅底下那个插座:“这儿,USB口,插上线就能充。”
她蹲下去研究了半天,果然找出一根线,把手机插上了。她蹲在那儿,仰着头看我:“我们那儿,火车座椅上,没有这个。你手机没电了,就联系不上任何人,跟在海上似的。”
我说你以后记住,出门带根线。
她点头,从兜里掏出个小本子,一笔一画写下来:中国高铁,座椅底下,能充电。写完了还吹了吹墨水。
中途过隧道,窗外一下子黑了。冬妮娅“哎呀”一声,抓住了我胳膊。我笑着说别怕,隧道,一会儿就出去。黑了十几秒,窗外又亮了,外头是一座山,绿的。她松开我的胳膊,不好意思地笑了:“我们那边,没有山,一眼望到头,全是平原,冬天,白的。”
中间还过来一个推车卖特产的,真空包装的烤鸭、盒装的糕点、罐装的茶叶。冬妮娅盯着那个推车看,问我这个能不能带上飞机。我说能,真空的,随便带。她掏出钱包,数了数卢布,又换成人民币,买了两盒糕点,说要带给幼儿园的同事。
“我们那儿,”她一边付款一边说,“火车上啥也不卖,你得自己背着一书包面包上车。”
列车员过来查票,看了看她的护照,笑着用英语跟她说了句什么,冬妮娅眯着眼睛听完,点头。列车员走了以后她跟我说:“她说,欢迎来中国,下一站有人接吗?我说有,我表姐。”
车快到站的时候,她扒着窗户看外头。
外头已经是傍晚了,夕阳照在玻璃幕墙上,金灿灿的一片。远处是城,楼挨着楼,灯一盏一盏亮起来。她看了半天,突然说:“这一片,晚上不黑?”
我说你过会儿看,天黑了更亮,霓虹灯,夜市,全出来了。
车进站了,减速的时候她没觉出来。还是我提醒她到站了,她才手忙脚乱地收拾东西。我帮她把箱子从行李架上拎下来,她非要塞给我个东西,掏了半天,掏出一个小小的冰箱贴,莫斯科红场的,塞我手里。
“给,”她说,“谢谢你,教我,坐车。”
我不要,她硬塞。我说那我也得回你一个。我从包里把刘大爷给我的那袋橘子,没吃完的,塞给她。她乐了,抱着袋子,跟抱着宝贝似的。
下车的时候,她在车门口又站住了,回头看了一眼车厢。
车厢里干干净净,座椅整整齐齐,乘务员正在整理小桌板。她看了几秒,转过身,拖着箱子,一步一回头地往站外走。
我当时只知道这些。后头这些事儿,是过了俩月,冬妮娅自己发微信跟我唠的。
她说那天晚上,表姐带她去逛夜市。一下楼,她又愣住了。
马路两边,小摊一个挨一个,烤串的、炒粉的、卖小饰品的,灯一盏一盏亮着,人挤人。卖烤冷面的大哥铁板一敲,刺啦一声,香味能飘半条街。表姐买了两份,递给她一份。她拿着吃,烫得直甩手,可舍不得撒手。
吃到一半,她看见表姐买东西,掏出手机,对着摊位上一个小方块扫了一下,摊主手机“叮”一声,完事。
“你没给钱?”冬妮娅问。
“给了呀,”表姐乐了,“手机里给的。”
她指着那个小方块问:“那个,贴墙上的,画,是啥?”
“收款码。你扫它,钱就过去了。”
冬妮娅站在那个小方块跟前,看了足足五分钟。她后来跟我说:“我站那儿想,我们那边,买个烤冷面,得掏现金,还得找零,十个人排队,一半时间在数钱。你们这个,叮一声,走了。”
更让她懵的还在后头。她想买个芒果,五块钱。摊主称完,她掏出一张一百的递过去,摊主摆摆手,指了指码。她不会扫,表姐过来,拿她手机对着码一扫,输了五块钱,完事。
她捏着那个芒果,站在马路牙子上,半天没说话。
“我跟你说,”她微信语音里声音都变了,“我在莫斯科,一个月工资四千多,钱包里常年揣着现金,丢过三回。你们这儿,一个卖烤冷面的大哥,一个卖芒果的阿
姨,兜里一分现金没有,照样做买卖。我想不明白,谁骗你们怎么办?”
我回她:都实名认证的,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她又问:“那要是老人呢?不会用手机的?”
我说有老年机,有现金通道,有志愿者。我们这儿不是不要钱,是钱换了个模样。
她那边沉默了一会儿,发过来一句:“王,我决定了,我要学中文。”
我说你学中文干啥?
她说:“我明年,还要来。我要在你们这儿,坐火车,扫那个码,吃烤冷面,自己买芒果。”
我后来在站台上又看见她一回。那是她下车的时候,她表姐来接她,三十来岁,扎个马尾,见着她就跑过来,姐妹俩在出站口抱在一起。她抱着她表姐,比划着那个时速显示屏,比划着那瓶水面,比划着那盘番茄鸡蛋盖饭,嘴里“三百多公里”“不抖”“送到座位上”地往外蹦。她表姐听得直乐,拍着她后背说,早跟你说了吧,早跟你说了吧,你非不信。
她一边说一边点头,眼泪都下来了。
我那天拖着自己的箱子往回走,打了个车去批发市场。路上我还在想这事儿。你说这俄罗斯姑娘,大老远跑过来,没被高楼大厦震着,没被奶茶臭豆腐震着,硬是被一趟火车给整破防了。
可话说回来,咱们天天坐,习以为常了。人家头一回见,三百多公里的时速,平得不晃的小桌板,能送到座位上的热饭,免费的热水,干净得离谱的厕所——这搁人家那儿,真是想都不敢想。
后来过了一个多月,我手机上收到一条好友申请,头像是红场。我一看,是冬妮娅。她通过我了,发过来一段视频,是她在莫斯科给他们幼儿园的小朋友放的,就放那个时速显示屏,那瓶水面。底下配了一行中国字:中国的火车,会飞。
各位老哥,你们头一回坐高铁是啥滋味?有没有像这俄罗斯姑娘似的,被哪个细节给整愣住了?欢迎在评论区唠唠。
本故事纯属虚构,仅供故事演绎,请勿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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