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刊在《光明日报》上的那篇文章，到底是谁写的？

1977 年 7 月，南京，正是一年里最热的时候。

江苏省人民医院的一间病房里住着四五位女病人，男家属进不去，只能守在走廊上。其中一个中年男人守了半个月，他是时任南大哲学系总支副书记，系副主任的胡福明。

当时，胡福明的妻子查出肿瘤，刚做完手术。他晚上来陪护，不过意外的事，他带的不是换洗衣物，是几本厚书，这里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

他把书摊在走廊的椅子上，借头顶的楼灯一页页翻，翻到有用的句子就抄在小纸条上，方便引用。下半夜撑不住了，把三张椅子拼在一起躺一会儿，醒了再写。

胡福明准备做的事情，是当时全国人都没人敢做的事儿，后来他在医院完成的这篇文章，后来后来改了十几稿，发在一张全国性报纸的头版，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

这篇文章就是后来有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历史的关键节点

1976年金秋十月，作为南大哲学系教师胡福明也和全国人民群众一样，买来了酒跟大闸蟹，热烈的庆祝国家新生。

当时，胡福明已经敏锐意识到，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到历史转折的关头，要“改弦更辙”，另辟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

然而在当时，有件事情的发生却如一盆凉水，兜头浇在了胡福明的头上。

1977 年 2 月 7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主纲》。这三家报刊被合称"两报一刊"，它们的联合社论在当时就是中央最新方针的代名词，社论一出，全国都要学。

社论里有两句话：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就是后来人人皆知的"两个凡是"。

胡福明不是不敏感的人。1976 年 10 月以后，他曾一口气写了四篇批判文章，他以为天要亮了，可"两个凡是"一出来，他心里往下一沉：那条已经铺了十年的老路，还要接着走下去。

他判断，这是全面拨乱反正最大的那道坎，绕不过去，必须从根上把它的前提打掉。但他只是一个教师，没有权力，唯一能动的是手里那支笔。

胡福明后来解释当时的心态：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他没有权力，能用的只有这支笔，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道理，去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

尽管已经下定了决心，可真正要到动笔的时候，胡福明还是犹豫了一个多月。

他不是不敢写，是太清楚代价了。

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南大校长匡亚明受到批判，胡福明站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结果两人一同被打倒，正常的生活被彻底破坏，个人尊严受到极大伤害。

可这一次不一样，不是别人来抓他，是他自己主动向前。

胡福明当时已经想到了最坏的结果，后来这样讲：

"如果再给我扣上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那我就永世不得翻身了，我也是有家庭的人。"

这笔账算完，他定了一条规矩，谁都不告诉：

“一人做事一人当。如果要坐牢，就我一个人去，绝不连累他人。”

这条规矩后来一直没改。

话又说回来，胡福明构思这篇文章，也是花了很多巧思的。

据胡福明自己回忆，当时有位老同志，基于他一贯的表现，特意警告过他一句话：

“不要学《三国演义》里面的许褚，赤膊上阵，要学会保护自己，要站得住，才能打仗。”

胡福明那时一边照顾妻子，一边写提纲，因为病房进不去，他就在走廊上工作。那半个月，他把马恩选集四卷、列宁选集四卷、毛泽东选集四卷分批带到医院，借走廊的灯光翻查，摘出几十条关于"实践"和"真理"的语录。他蹲在椅子上，把纸摊在膝盖上写提纲：这段论点是什么，用哪条语录，拿什么材料论证。

他后来说自己"干了十四五天"。妻子出院那天，两千多字的提纲写完了。之后是填肉。

1977 年 8 月，一篇 8000 字左右的长文写完，标题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在稿子寄出之前，胡福明又进行了一番思想斗争，一度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更担心的是，自己要是出了事儿，自己的两个孩子怎么办？

思来想去，他还是决定把稿子寄出去。

胡福明后来解释为什么把稿子寄到北京："考虑到影响问题，我要寄给全国性的报刊。"

他想起了半年前的一个约稿。1977 年，《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组组长王强华出差到南京开会，会上请他为专刊写稿。

同年 9 月初，他把稿子寄了出去。然后就没了消息。

就在胡福明感到失望的时候，情况有了翻转。

稿子在编辑部压了四个月

胡福明后来才知道，他的稿子寄出去以后，在编辑部被压了四个月。

王强华一开始并没有看到那封稿件，当时他正在上海出差，三个多月后才回到北京，在看了胡福明那篇文章后，立刻给胡福明写了封信。

图|1978年王强华（右）与到北京改稿的胡福明合影

1978 年 1 月 19 日，胡福明收到一封北京来信，是王强华写来的，信中除了因未能及时看稿表示抱歉外，还专门提醒：

“……这篇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一下，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的副作用。文章请尽快处理寄来，争取早日刊用。”

从1月到4月，胡福明与王强华始终保持书信联系，这篇稿子也被改了好几次。

至4月以后，这篇稿子被正式确定下来，要发表在《光明日报》哲学版上。

不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杨西光是1977年底获得平反来到北京，被安排进中央党校第一届高级干部培训班学习，当时刚拨乱反正，中央党校那批学员当时正在讨论一件事：怎么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1977年3月，杨西光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4月上旬就看到了胡福明的那篇文章，当时这篇文章被安排进了《哲学》专刊第 77 期，大样都印好了。题目被改成了《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

杨西光意识到了这篇文章的重要性，看完以后他直接命秘书陶凯把王强华叫了过来：

“文章很重要，要上一版，还要大改，放在哲学版上，可惜了。“

王强华也很为难，因为按照杨西光的要求，文章还要进行几遍修改，然而文章的作者胡福明却远在南京。

图|杨西光

与王强华的纠结不同，杨西光却认为，这篇文章应该尽快发，至于是用谁的名义发，并不重要，他提出由王强华直接修改，改好了就用他的名字发。

不过巧的就是，这年 4 月，胡福明到北京开全国哲学讨论会，杨西光听说以后，专程命王强华把他接到报社，他白天开会，晚上改稿。

当时一起改的人有《光明日报》的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中央党校的孙长江、吴江。胡福明说，反反复复又改了六七遍。

除了文章内容修改外，最主要的是标题。

胡福明交出来的原稿标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来准备刊发的时候，标题又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

最后的定稿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个标题不光影响了当年那个时代，即便是在今天读起来，依然分外有力量。

至于署名的问题，胡福明一直到许多年以后，都一直不居功，因为按照他的理解，这篇文章是大家的功劳。

杨西光对他说：

“我要跟你商量一个问题。这篇文章不以你的名义发表，而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样可以加重文章的分量。我们没有约你写这篇文章，但是我们聘请你做《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你看行不行?”

后来文章刊发以后，文章署名就是《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

不过，胡福明自己也没有想到，这篇文章会在全国范围内引起那样大的轰动。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1978年5月10日，杨西光将改定的稿子呈交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胡耀邦审阅后，决定由《理论动态》首发，再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

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 60 期，刊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经胡耀邦审定，文末注着"《光明日报》社供稿，本刊作了些修改"。

5 月 11 日，《光明日报》在头版，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新华社当天发了通稿。

5 月 12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日报》全文转载；13 日，又有多家省报转载。

文章讲的是一个人人都学过的常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实践。全篇没出现"两个凡是"四个字，但每一个字都对着那两句话去。

就在《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当天夜里，一通电话打到了《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那里。

打电话的人是吴冷西，《人民日报》的前总编辑。他的话很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

他后来把意思说得更直白：作者的意图"是要砍旗"。

次日，《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给新华社社长曾涛打电话，说的也是同一句话。

5 月 17 日，主管中央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在小会上把这类说法又重复了一遍，并要求中央宣传部查一件事：

"查一查所谓的特约评论员是谁？"

华国锋则指示中央宣传部和《红旗》杂志"不表态""不介入"。中宣部部长张平化把来京参加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团长请去座谈，让他们回去"用鼻子嗅一嗅，看看是香的还是臭的"。

"砍旗"这两个字在那个年代意味着什么，不用多解释。往前推十年，一篇文章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后半生。

几篇文章的组织者们压力很大。

《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那几天整天眉头紧锁，一天下班后，王强华去他办公室，看见他一个人坐在桌前自言自语：

"有什么了不起，大不了把'乌纱帽'给摘了。"

中央党校那边，孙长江也做好了准备。据后来的材料，他和胡福明都想过最坏的结果——去秦城。

消息一个接一个传到南京，胡福明表面上波澜不惊，私底下却对妻子说了一句话：

“我有思想准备了，要准备坐牢。”

他的好友黎克明对他说：

“你坐牢，我给你送饭。”

转折发生在 5 月 19 日。那天，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说了一句话：

"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

5 月 30 日，他在同胡乔木等几位负责人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讲话内容时，有主动提起了这件事：

“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三天后的 6 月 2 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明确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批评那些"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实事求是的人，要求"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这番话一出来，风向变了。

6 月 24 日，《解放军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系统批驳那些责难。

当时在背后支持这件事的，是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他出国治病之前专门交代《解放军报》负责人：

"那篇文章，你们放胆发表，可能有人要反对，我负责，打板子打我。"

从 6 月到 11 月，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纷纷发表文章或讲话，支持这场讨论。27 个省、市、自治区里，有 26 个的第一书记表了态。

12 月 13 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讲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五天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把全党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胡福明后来谈起这件往事，心里也有些感慨：

“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支持，不要说我个人的命运如何，全国也不会再有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更不会出现一个思想空前解放的运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不可能开创这样令人振奋的新局面。”

后记

1979年春，就在那篇文章之后，组织上提出要把胡福明调到中宣部工作，组织上的调令都下了，但他还是婉拒了。

胡福明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还是留在学校里教书比较好，但组织上后来还是把他从南京大学调到了江苏省委宣传部任副部长。

此后几年，胡福明担任过两届江苏省委常委、当过10年的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校长，兼任过5年的江苏省社科院院长。

有些遗憾的是，胡福明此后再也没能写出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文章，后来他从政以后，从事哲学研究也少了许多。

后来他在接受采访时也笑着说：

“在今天来看这篇文章，这是顺应时代的需要，顺应人民的愿望而诞生的，它是许多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个集体创作。这也是我这辈子最好的一篇文章，我此生再写不出同样高度的论文了，不可能！我也不希望再写这样一篇文章！它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催生这样一篇文章的乱世再也不要有了。”

2018 年 12 月 18 日，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召开，100 人获得"改革先锋"称号。已经83岁的胡福明在名单里，身份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代表人物"，

2023年1月2日，胡福明去世，享年87岁。

1977 年那个夏天，蹲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写提纲的时候，他不知道这篇文章能不能发表，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去坐牢。他只知道一件事：如果不从根上把这件事掰一下，这条路还得走十年。

不过，自始至终，胡福明始终保持着谦虚本分的态度：

“这样的文章就是自己不去写也会有别人去写，事件总是要发生。写这篇文章，我只是做了一点本分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