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皇帝征求意见，大臣们也是清一色 “无意见” 吗？

半月谈最近讲了件事，不少基层干部一看就懂。

上级文件下发征求意见，经办的人提笔回复，写得最多的三个字，是“无意见”。

文件已经成稿了，走个程序，“上级安排的事，执行就是了”，无意见。

别的部门牵头的文件，跟自己沾边的就一小段，看不出硬伤，无意见。

心里有话呢？再想想，也不知道别人提没提，自己何必当那个显眼包，还是无意见。

还有人算过一笔更实在的账：认真提，得逐条对照、摆真问题，材料退回来 “再深入研究、再完善”，活儿还是自己的；写个 “无意见”，干净利落，皆大欢喜。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不是哪一个人胆小。这是一道很古老的算术题，两千多年前，皇帝们就做过了。

一、嘴唇动了动，命没了

汉武帝元狩年间，朝廷搞币制改革，造了一种白鹿皮币。一尺见方的白鹿皮，绣上花边，标价四十万钱。王侯宗室朝见天子，必须拿它垫着玉璧进贡。

武帝问大农令颜异的看法。颜异是管财政的，说了句实话：王侯朝贺用的苍璧才值几千钱，垫璧的皮垫倒要四十万，本末不相称。

武帝听了，不高兴。

这事被酷吏张汤记下了。张汤和颜异本来就有过节。后来有客人在颜异家里抱怨新令不方便，颜异没接话，只是嘴唇微微动了一下。

就这一下。张汤上奏，说他身为九卿，见法令有不便，不进朝明说，在肚子里非议，这叫 “腹诽”，罪当死。

颜异被杀。《史记・平准书》里跟着一句很冷的话：“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

连不表态都不安全了，动一下嘴唇都能定死罪，剩下的选择就只有一个：赔着笑脸，什么都对。

所以 “无意见”三个字，从来不是天生的。它是一种结果。

二、道路以目

再往前说。

西周的周厉王，靠着专利盘剥国人，国都里到处是骂声。厉王找来一个卫国的巫师，专门盯着议论的人，举报一个杀一个。

效果立竿见影。《国语》里记了四个字：“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熟人在路上碰见，不敢张嘴，互相递个眼神。

厉王很得意，跟召公说：你看，我能止住谤言，他们都不敢吭声了。

召公说了一段流传两千多年的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堵老百姓的嘴，比堵大河还危险。河堤溃了要死人，嘴堵久了，一样。

厉王不听。

三年后，国人暴动，厉王被赶出都城，最后死在彘地。这是公元前 841 年的事。

这一笔讲的是一个很朴素的道理：回 “无意见”，不等于真没意见。意见没处去，它不会消失，只会在河床里攒着。

三、古人的笨办法

聪明的当家人，是另一种做法。

春秋时郑国的子产，是有名的能臣。郑国人有个习惯，干完农活到乡校聚会，议论朝政好坏。大夫然明出主意：把乡校拆了，不就清净了？

子产说，为什么要拆？他们早晚聚在那里，说政策好的，我就照着办；说不好的，我就改过来。“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 那是我的老师啊，怎么能拆？

他还说了句更通透的话：我只听说过靠忠诚和善意来减少怨恨，没听说过靠耍威风能堵住怨恨。硬堵当然堵得住，可就像堵河，小口子不放水，等大决口，伤人更多。不如开个小口让水流通，我听到议论，就当吃药。

战国的齐威王走得更远。他下了一道令：能当面指出我过错的，受上赏；上书规劝我的，受中赏；在市井里议论、传到我耳朵里的，受下赏。

提意见不但不挨罚，还发奖。诏令刚下，宫门口排队进谏，“门庭若市”；几个月后，只剩断断续续有人来；一年以后，大家想提都没什么可提的了。齐国由此大治。

汉文帝二年，朝廷废除 “诽谤妖言罪”。诏书里有句话，几乎就是冲着“无意见”去的：法律里摆着诽谤、妖言的罪名，就等于让大臣不敢把话说尽，皇帝也就没法知道自己的过失，“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

先把让人不敢说话的罪名撤了，再谈别的。

四、给真话上保险

到了唐宋，这套办法更成体系了。

唐太宗跟大臣讲过隋炀帝的教训：隋炀帝暴虐，臣下都闭着嘴，他始终听不到自己的过错，于是亡了国。所以他定下规矩，每次有人奏事，自己一定先和颜悦色，《贞观政要》里叫“必假颜色，冀闻谏诤”，就怕脸色一沉，人家把话咽回去。

他还说，人想照见自己，得有明镜；君主想知道过失，得靠忠臣。魏征去世，他说自己少了一面镜子。

宋朝是最舍得给说话的人上保险的。相传宋太祖立国时在太庙立了一块誓碑，新皇帝即位要独自进去跪读，其中一条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违背誓言，天必诛之。这块碑是真是假，学界至今争论，但有一条是真的：两宋三百多年，基本没杀过一个上书言事的读书人。

宋朝专门设了御史和谏官，职责就是批评，而且允许 “风闻言事”：听到传闻就可以弹劾，事后证明传闻不实，也不追究。御史赵抃连宰相陈执中都敢弹劾，硬是把他参下了台。

有岗位，有保护，有免责，说错了不杀头。这就叫制度。

五、规矩走样之后

反过来，规矩一旦走样，报应来得也快。

明朝的皇帝喜欢打板子，而且是在午门外把官服扒了打，叫廷杖。《明史》记得清楚：正德十四年，一百四十六名官员因为劝阻武宗南巡集体受杖，打死十一人；嘉靖三年，一百三十四名官员因为争 “大礼”受杖，打死十六人。

在那个朝代说话，要赌命。

崇祯是个有意思的反例。他频繁下诏求直言，姿态做得很足。可真有人开口，礼科给事中姜埰、行人司副熊开元弹劾首辅周延儒，两人被扔进锦衣卫诏狱，廷杖打得死去活来。大儒刘宗周站出来求情，被削职为民。

求言的诏书还贴在墙上，提意见的人已经躺在牢里。

到了崇祯十七年春天，李自成的兵过了居庸关。城破前几天，崇祯拉着首辅魏藻德问对策，几乎是求他：你只要开口，我立刻下旨照办。

魏藻德跪在地上，一句话都不说。

他不是没主意，是不敢有。崇祯后来在御案上写过一行字：“文武官个个可杀，百姓不可杀。”

清朝的官场更干脆。三朝元老曹振镛，做官五十多年，门生问他仕途的诀窍，他慢悠悠地说：没别的，“多磕头，少说话。”这句话记在朱克敬的《暝庵二识》里。

他活得很好，死后还得了“文正” 的谥号，文官最高的荣誉。

就在他死后没几年，龚自珍写下了那首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六、账算到最后

故事讲完了，账其实很清楚。

基层干部不是不会提意见，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提意见花的时间是自己的，改不改是别人的；认真提，材料退回，活儿加码；出了头，别人提没提不知道，自己确实先显眼了。

而历史上所有听得到真话的年代，干的都是同一件事：让说真话的人不吃亏。

子产不毁乡校，是给意见留地方；齐威王悬赏，是给真话开价钱；汉文帝废诽谤法，是给说话的人摘帽子；唐太宗先摆好脸色，是不让人看脸色；宋太祖立碑，是给提意见的人上保险；风闻言事，是给说错话的人留退路。

《史记・商君列传》里，赵良劝商鞅说过一句话：“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一千个人齐声附和，不如一个人敢当面说不。

诺诺的人多，不是因为诺诺的人天生多，是因为头一个谔谔的人，大概率吃过亏。

征求意见的文件年年发，真正稀缺的从来不是意见，是让意见敢露头的那个环境。乡校不毁，川才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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