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发现两具神秘青铜棺，为何很少用青铜打造棺材？

1961年秋，云南祥云县大波那村后石头山，村民在开采石料时炸开了一处山脚缓坡。

碎石散尽后，露出了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靠西的一座已被取石作业全部毁坏，仅从中捡拾出铜牛、铜马、铜钟等器物数十件。

靠东的一座尚存，考古人员随后进行了清理。

当他们打开墓室时，椁室内放置的是一件任何人都不曾见过的东西——一口用青铜铸成的棺材。

墓坑为长方形竖井，椁室长3.75米，宽1.1米，深2米。

椁室由经过碳化处理的巨大方木支砌而成，方木缝隙间用白泥淤塞。

青铜棺就放置在椁室正中。

棺体由七块可拆卸的铜板斗合而成，长2米，宽0.62米，高0.82米，重达2571千克——相当于一辆现代小轿车的重量。

棺的外形仿照“人”字形两面坡顶的干栏式房屋建筑，棺盖外表铸有鸟兽纹，主题图案是二虎噬一猪，四周环绕着鹰、燕、豹、水鸟等向上作升腾状的纹饰。

棺壁外表两侧铸满云雷蛇纹，回纹中心均为一蛇头。

棺内葬有一根象征墓主身份和权力的豹头铜杖。

椁内随葬有青铜锄、锛、剑、矛、钺、鹦鹉形啄以及尊、杯、豆、釜、箸、钟、鼓、葫芦笙和房屋及“六畜”模型等。

据碳十四测定，大波那铜棺的铸造年代距今约2350年，约为战国初期，是云南迄今发现的最大青铜器，也是全国仅有的保存完整的青铜器时代铜棺。

《考古》1964年第12期发表的《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清理报告》记录了这一发现的全过程。

而在广西西林，另一具铜棺的遭遇要惨烈得多。

1969年冬，西林县八达乡普合村普陀屯的村民在调龙山挖土时，意外发现了一座古墓。

墓中有一具长方形的铜棺，棺体外表全部鎏金，上镶嵌着龙、鸟、猫、飞马等花纹图案，棺两端和两侧嵌有八面铜面具以及铜兽头、流云、鸟兽等大量饰件。

棺长约200厘米，宽约66厘米，高约68厘米，壁厚约1.5厘米，重约400公斤。

棺内放置玉玦之类的玉石装饰品和许多彩色玛瑙串珠、乳白色玉管、玉环。

但村民们并不知道这具铜棺意味着什么。

有人用钢钎撬、用铁锤砸，硬是把棺板砸开，里面的文物被一抢而空。

当考古人员赶到时，铜棺已经只剩下一堆碎片。

这具铜棺的主人，后来被认定为汉代句町国国主或王族成员。

西林、隆林县在汉代属句町国，据《汉书》记载，句町自汉代至晋代，连续四代首领被封为“句町王”。

两具铜棺，一具保存完好，一具几乎被毁殆尽。

而它们共同指向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极少用金属做棺材？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理解中国古代墓葬中最核心的一个观念——“事死如事生”。

《礼记》中已有明确表述。

古人认为，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生命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死者在地下世界仍然需要像生前一样生活，需要住房、食物、器物、仆人。

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棺材并不被看作一个简单的盛放尸体的容器，而是一座为死者准备的永久性居所。

这就决定了棺椁的材质选择。

木质棺椁可以被雕刻、髹漆、彩绘，能够模仿地面上的房屋结构。

大波那铜棺模仿干栏式建筑，句町铜棺也是仿照长方形棺材的形状——在某种意义上，它们都是用青铜来“翻译”木质棺材的形态，而不是从根本上创造一种全新的金属棺椁传统。

其本质仍然是对木棺的模仿，而非金属材质本身带来的审美自觉。

大波那铜棺的椁室中出土了“六畜”模型——牛、马、猪、狗、鸡等陶质或铜质的动物雕塑，还有房屋模型。

这正是“事死如事生”观念的实物见证：死者在地下世界需要畜牧业、需要住所。

如果棺椁本身是金属的，那种冰冷的、坚硬的质感与“居所”的温暖意象格格不入。

木质棺椁可以处理成仿地面建筑的形式，木的纹理、漆的色泽、雕刻的纹样，都能唤起对生前居所的记忆。

青铜无法做到这一点。

它可以被铸造成房屋的形状，但它永远是青铜。

《汉书·文帝纪》记载，秦汉时代，“视死如生”是普遍观念，因而实行厚葬，将坟墓视为死者的永久性居所，庐墓、扫墓及祭墓成为习俗。

在这种观念框架下，棺椁的材质选择就不是单纯的物质问题，而是一个文化象征问题。

大波那铜棺的主人是谁？

墓葬中随葬的豹头铜杖是云南最古老的一根古代权杖。

据史籍记载，铜棺发现地大波那古称“大勃弄”，为古白子国国都。

当地至今保留有记录白子国历史和白子国国王家族仁果（战国）至张乐进求（唐）乃至当代大波那张姓的家谱和古碑刻。

铜棺中随葬的一根豹头权杖，非地方君王者不可能有此特权厚葬。

因此，大波那木椁铜棺墓的主人应为古白子国中的重要人物，极有可能就是白子国国王中的一位。

这具铜棺的主人，生前是一方君主，死后用青铜铸造了自己的棺椁。

但这种做法在云南青铜文化中也极为罕见——洱海地区青铜文化中期（约公元前5世纪末至公元前4世纪）以大波那为代表，晚期以大理金梭岛为代表，整个洱海青铜文化中，铜棺仅此一例。

另一个关键因素是青铜资源本身。

在整个中国青铜时代，铜矿资源始终受王权严格控制。

《周礼·考工记》虽然没有直接记载青铜棺椁的禁令，但考古发现揭示了一个清晰的图景：中条山闻喜千斤耙遗址确认了夏商时期的采矿遗址，矿石从千斤耙等铜矿采出后，运到西吴壁冶炼成纯铜，但铜器的正式铸造必须回到都城完成。

对青铜这种当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王朝要牢牢控制在手里。

商文化区域内对金属资源的流通乃至铜器生产实行严格管控，统一由中央控制，再向各商文化据点分配，实行“器料官营”的政策。

这种管控的力度，远超一般人的想象。

西吴壁冶铜遗址活跃于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200年间，对应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夏商遗存分布面积约70万平方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院长戴向明指出，考古证据证明，西吴壁冶铜遗址直接受商王朝控制。

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梅建军也认为，中条山地区的考古发现有助于认识早期青铜生产的原料产地，以及中央王权对这些资源以及原料的流通是如何实现控制的。

对铸铜技术、资源和礼制的规模性独占，是中国早期王权的特征。

青铜是政治权力的一部分。

张光直曾言：“青铜便是政治的权力。”

二里头迄今发现了超过250件铜制品，大件铜器多为礼器和兵器，没有被制造成农具。

商、周代遗址也是如此。

在青铜礼器已经巧夺天工之时，田野里农民依然挥舞着石犁、石镰耕地。

青铜器的礼仪、宗教和观念价值，远远超过了其他价值。

青铜材料被王权独占，极为珍贵，不会用来制作生产性工具或农具。

这一逻辑推演到棺椁上，结论就很清楚了。

在商周礼制体系中，青铜是用来铸造礼器和兵器的。

鼎、簋、爵、觚、尊、卣——这些器物承载着祭祀、宴飨、等级、权力的全部含义。

用青铜铸造棺椁，意味着将大量珍贵的战略资源消耗在一件不参与礼制表达的物品上。

棺椁是丧葬用品，它需要的是能够体现死者身份的礼器组合，而不是棺椁本身的材质。

周代用鼎制度规定，天子用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或一鼎，死后也用这个数随葬。

身份的高低通过随葬品的规格和数量来体现，而不是通过棺椁的材质。

《周礼》中对棺椁的等级有极为细致的规定。

《通典·礼四十五·棺槨制》记载：“周制，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

四者皆周……诸侯无革棺，再重也。”

天子用四重棺，诸侯用两重，大夫一重，士不重。

椁的尺寸也有严格限制。

这些规定中，棺椁的材质始终是木——杝木、梓木、松木、柏木——而不是青铜。

《礼记·檀弓》记载“天子之棺四重”，郑玄注曰“诸公三重，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

每一重棺的厚度、装饰都有明确规定。

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就排除了金属棺椁的可能性。

棺椁制度的核心是“多重”结构——通过层数来体现等级，而不是通过材质的贵重程度。

但“事死如事生”观念对金属棺椁的排斥，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

大波那铜棺虽然是青铜铸造，但它的外形是干栏式房屋。

干栏式建筑是南方民族典型的居住形式，底层架空，人住上层，防潮防兽。

铜棺模仿这一形式，说明它的设计者仍然在努力让死者的居所与生前的居所一致。

铜棺内的随葬品包括青铜锄、锛等农具和房屋模型、六畜模型，这些都是生前的生产和生活用具。

死者在地下世界需要耕作、需要居住、需要牲畜。

铜棺的青铜材质在这里并不构成一种“异质”的存在，因为它被巧妙地转化为房屋的形态，融入了“事死如事生”的整个象征体系。

句町铜棺则代表了另一种路径。

棺体全部鎏金，棺上镶嵌虎头、人面、云纹。

鎏金工艺的存在说明，工匠们并不满足于青铜本身的颜色和质感，而是要通过鎏金来改变它的外观。

这同样反映出青铜棺椁在视觉上与木质棺椁的差距：木棺可以通过髹漆获得多种颜色，而青铜棺椁如果不加处理，就是暗淡的金属色。

鎏金是一种弥补，是对青铜棺椁在审美上不足的修正。

句町铜棺的命运同样值得注意。

1969年出土后，被村民用钢钎撬开、用铁锤砸碎，棺板被破坏殆尽。

这种遭遇并非偶然。

在普通人的认知中，棺材应该是木头的。

当一具青铜棺材出现在面前时，它的材质反而成了被怀疑的理由——村民们可能认为它只是一种“铜器”，而不是“棺材”。

这种认知上的错位，恰恰说明青铜棺椁在中国葬俗传统中的边缘位置。

它不是一种被广泛接受和理解的葬具形式。

大波那铜棺和句町铜棺之间，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差异。

大波那铜棺重2571千克，句町铜棺重约400公斤。

大波那铜棺的年代在战国初期，句町铜棺的年代在西汉。

从战国到西汉，铜棺的重量大幅下降，从两吨多降到四百公斤。

这固然与墓葬等级和地域差异有关，但也可能反映出青铜资源的日渐紧张——战国晚期至西汉，铁器逐渐普及，青铜在生产和军事领域的重要性下降，但在礼制和日常生活中仍有大量需求。

铸造一具两吨多重的青铜棺椁，在战国初期尚可为之，到了西汉，可能已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再来看看秦始皇的铜棺。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

司马迁只留下一句“下铜而致椁”的含糊记录。

于是有学者据此得出秦始皇使用的是铜棺。

但从文献记载而言，秦始皇未必使用的是铜棺。

《史记》、《汉书》明文记载：“冶铜锢其内，漆涂其外。”

“披以珠玉，饰以翡翠。”

既然要“漆涂其外”，只能是木制棺椁了。

漆涂在青铜表面是可能的，但“饰以翡翠”则更符合木质棺椁的装饰方式。

关于秦始皇陵地宫的深度，学者结合秦公一号大墓的规制进行了推断。

秦公一号大墓深24米，总面积5300多平方米。

秦始皇陵地宫距离地表约26米，这个深度基本符合关中的地理情况，也符合秦国王陵地宫距离地表20多米到30多米的普遍规律。

在这样的深度修建地宫，防止河水倒灌是极其重要的方面。

秦始皇陵修建时在陵墓西南侧修建的人工大坝，其作用很可能是防止河水渗入地宫。

无论秦始皇使用的是铜棺还是木棺，“下铜而致椁”的记载本身已经说明了一个事实：只有秦始皇这样的地位，才有可能考虑使用铜棺椁。

这不是一种普遍的葬俗，而是一种极端个例。

秦始皇陵的修建动用了七十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

这种规模是任何其他帝王都无法企及的。

与古代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埃及。

图坦卡蒙的棺椁包括三层，内层为纯金打造，长187厘米，重达110.4千克。

棺身镶嵌琉璃质石块与蓝宝石，表面饰有象形文字及宗教图腾。

金棺采用人形设计，棺体为人形造型。

最外层的石棺由石英岩制成，长约3米，内部有三个互相嵌套的人形棺椁。

最内层的纯金棺重达110公斤，厚度2.5至3.5毫米。

古埃及人用纯金制作法老棺椁，背后是一套完全不同的观念体系。

按照古埃及的宗教习俗，法老死后制成干尸，用精致贵重的棺椁入殓。

在古埃及人的信仰中，法老是神在人间的化身，死后将回归神界。

金在古埃及文化中象征着神的肉体和永恒不灭。

图坦卡蒙墓室的墙壁覆盖着黄金，他的棺椁是三层石棺，最里层是重达110公斤的纯金。

墓室中还有真人大小的雕像守卫着棺椁，作为法老“ka”（生命力）在来世居住的容器。

古埃及人认为，肉身不腐是灵魂永生的前提。

木乃伊的制作本身就体现了这种观念：通过复杂的防腐处理，使肉身得以长久保存。

金棺的作用不仅仅是盛放木乃伊，它本身就是一种“永恒之躯”的象征。

金不会腐朽，不会生锈，它在化学性质上的稳定性使其成为“永恒”的完美物质载体。

法老的金棺上还绘有“开口仪式”等宗教场景，通过这些仪式，死者的感官在来世被重新激活。

而在古代中国，“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导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死者在地下世界需要的是和生前一样的居所、器物、食物。

木质棺椁可以被建造得像房屋一样，可以被髹漆成各种颜色，可以被雕刻出各种纹样。

随葬品中包括了陶制的粮仓、陶猪圈、陶灶、陶磨——这些都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死者不需要一个“永恒之躯”，他需要的是一个“地下之家”。

这种差异在棺椁的形态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古埃及的金棺是人形的，紧贴木乃伊的身体轮廓，仿佛是为死者量身定制的第二层皮肤。

而中国的木质棺椁是箱形的、房屋形的，是一个独立于身体的“容器”。

大波那铜棺是干栏式房屋形，句町铜棺是长方形，秦始皇的棺椁是“漆涂其外，饰以翡翠”的木棺。

无论是铜棺还是木棺，中国的棺椁首先是一个“空间”，而不是一个“身体”。

回过头来看大波那铜棺的出土环境。

椁内随葬有青铜锄、锛、剑、矛、钺、鹦鹉形啄及尊、杯、豆、釜、箸、钟、鼓、葫芦笙和房屋及“六畜”模型等。

这些随葬品涵盖了生产工具、兵器、乐器、食器、酒器、乐器以及房屋和动物的模型。

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地下生活场景：死者可以在另一个世界耕作、战斗、宴饮、奏乐、居住。

棺椁只是这个场景的一部分，它提供的是“住所”，而不是“身体”。

大波那铜棺的出土，让考古学者得以了解战国初期洱海地区的青铜文化发展水平。

马曜先生在对祥云大波那、楚雄万家坝和滇池地区的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和成熟度上作了深入的对比研究后认为：“不论以母系氏族社会为标志的云南新石器文化或继起的奴隶社会为标志的云南青铜器文化，都显示出一条从洱海周围经楚雄向滇池地区发展的线索。”

大波那铜棺无论对研究战国初期洱海地区的青铜文化发展水平，还是对研究云南青铜文化从滇西洱海地区向滇池地区的传播发展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波那遗址的保护和研究仍在继续。

1983年5月，祥云县人民政府把大波那遗址公布为祥云县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

2013年10月至2014年4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祥云县文管所完成5万平方米的钻探工作，共探明三个古墓葬区，古墓葬115座、灰坑10个、河道3处。

2014年7月至12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大理州文物管理所、祥云县文物管理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区为北部墓地，发掘面积800余平方米，清理墓葬25座。

2014年考古发掘首次在该区域出土了一具独木棺，棺木是一块巨大的整木剖成两部分，大的一块中间开长125厘米、宽25厘米的方形槽形成棺，棺内保存一把木柄的铜钺。

大波那墓地发掘项目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被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评为“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2019年10月，国务院把大波那遗址公布为全国第八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波那遗址所代表的“昆明文化”时代演进脉络等诸多信息，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社会各界对铜棺墓主人众说纷纭，有的提出了庄蹻墓和滇王墓的猜想，有的认为大波那区域属于“靡莫之属”，有的认为战国到西汉的“昆明国”国都很可能在大波那一带。

这些争论本身说明，青铜棺椁在中国考古学中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它的出现需要特殊的条件——足够丰富的青铜资源、足够强大的地方势力、足够独特的文化传统，三者缺一不可。

大波那铜棺由七块铜板斗合而成，每一块都是单独浇铸。

棺壁铸满云雷蛇纹，棺盖铸有二虎噬一猪的主题图案。

这些纹饰并非纯粹的装饰，它们承载着某种信仰或象征意义。

蛇在云南青铜文化中是一个常见的母题，云雷纹则是南方青铜文化的典型纹样。

二虎噬一猪的图案在大波那铜棺上占据中心位置，这与中原青铜礼器上常见的饕餮纹、夔龙纹形成了鲜明对比。

大波那铜棺的纹饰体系是地方性的、族群性的，它不属于商周礼制的纹饰传统。

这意味着大波那铜棺不是对中原青铜礼器传统的继承，而是云南本地青铜文化独立发展的产物。

句町铜棺的纹饰同样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

棺体全部鎏金，上镶嵌龙、鸟、猫、飞马等花纹图案。

龙在中原文化中是至高无上的象征，但在句町铜棺上，龙与其他动物纹饰并列出现，并没有占据独占性的地位。

棺两端和两侧嵌有八面铜面具，铜面具是西南地区青铜文化中常见的器物。

句町铜棺的装饰体系也是地方性的。

秦始皇的“下铜而致椁”则完全不同。

如果秦始皇确实使用了铜制的棺椁部件，那它代表的是中原王朝最高统治者对青铜资源的垄断性使用。

七十万人修建陵墓，穿三泉，下铜而致椁——这种规模是任何地方势力都无法企及的。

但即便是秦始皇，文献记载中也明确提到了“漆涂其外”。

漆涂在青铜表面，或是涂在木质棺椁表面，这取决于如何解读。

但从墓葬的常理来看，“披以珠玉，饰以翡翠”更符合木质棺椁的装饰传统。

翡翠镶嵌在漆器上，是战国秦汉时期常见的装饰手法。

青铜棺椁在中国古代之所以极为罕见，归根结底是三重限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重限制来自观念。

在“事死如事生”的信仰体系中，棺椁的本质是死者在地下世界的居所。

木质棺椁可以模仿地面建筑，可以通过髹漆获得温暖的色泽，可以通过雕刻呈现繁复的纹样。

青铜棺椁虽然可以被铸造成房屋的形状，但它始终是冰冷的金属，与“居所”的意象存在根本性的冲突。

这种冲突在句町铜棺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工匠们不得不通过鎏金来改变青铜的外观，试图让它看起来更像一件“贵重”的棺椁。

但鎏金本身就是一种折衷，是对青铜材质不适合作棺椁这一事实的承认。

第二重限制来自资源。

在整个中国青铜时代，铜矿资源受王权严格管控。

铸造青铜器的正式工序必须在都城完成，铜料和铜器生产实行“器料官营”政策。

青铜是战略资源，是政治权力的物质基础。

用青铜铸造棺椁，意味着将大量珍贵的资源消耗在一件不参与礼制表达的物品上。

大波那铜棺重达2571千克，这在战国初期的云南意味着什么？

洱海地区的青铜文化虽然发达，但铜矿资源仍然是有限的。

铸造这样一具巨大的铜棺，需要消耗大量的铜料和人力。

这只有在特殊条件下——比如地方君主的绝对权力和对铜矿资源的直接控制——才可能实现。

句町铜棺重约400公斤，虽然远轻于大波那铜棺，但在西汉时期的西南边地，这仍然是一笔巨大的资源投入。

第三重限制来自制度。

周代的棺椁制度规定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各等级棺椁的重数和尺寸，棺椁材质始终是木——杝木、梓木、松木、柏木。

这套制度设计本身就排除了金属棺椁的可能性。

棺椁制度的核心是“多重”结构——通过层数来体现等级，而不是通过材质的贵重程度。

即便秦始皇真的使用了铜棺椁，那也是对制度的突破，是个例，而不是制度本身的变化。

秦以后，棺椁制度在西汉中晚期衰落，“棺椁从此不再作为身份的主要标志”，金属棺椁就更没有出现的制度空间了。

在古埃及，金棺的使用是制度性的。

法老是神，金是神的肉体，金棺是神回归永恒的必要工具。

图坦卡蒙的金棺重达110公斤，这本身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但金在古埃及文化中并不承担“战略资源”的功能，它主要被用于宗教和丧葬领域。

埃及本土并不盛产黄金，但通过努比亚的金矿和与周边地区的贸易，埃及获得了大量的黄金。

与青铜在中国的情形不同，金在古埃及并没有被严格管控用于铸造礼器和兵器。

古埃及的礼器主要是石制的，兵器主要是铜制的，金主要被用于丧葬和宗教用品。

因此，金棺的出现并不与礼制体系发生冲突。

当考古人员清理大波那铜棺的椁室时，他们看到的是一幅完整的“地下生活”图景：棺内的豹头铜杖象征着死者的权力，棺外的青铜农具和兵器代表着生产与战争，铜鼓和葫芦笙代表着音乐，房屋模型和六畜模型代表着居住和财富。

死者在地下世界拥有他生前所拥有的一切。

青铜棺椁只是这个体系中的一环，它模仿的是生前的居所，而不是生前的身体。

棺椁的“房屋”形态，与随葬的房屋模型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地下家园”。

青铜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将这种“家园”的意象永久化——木质的棺椁会腐朽，青铜的不会。

但青铜棺椁的稀有性，说明即便在铜资源相对丰富的云南，这种“永久化”也是极难实现的。

大多数人的棺椁仍然是木质的，会腐朽的，会与大地融为一体的。

大波那铜棺的椁室由碳化处理过的巨大方木支砌而成，方木缝隙间用白泥淤塞。

铜棺放置在木质椁室中，椁室外还有木质的棺椁结构。

这种“木椁铜棺”的组合，本身就说明了青铜棺椁在中国葬俗中的尴尬位置：它不是独立的，而是嵌套在木质棺椁系统之中的。

铜棺需要木椁的保护，需要木质棺椁的“包裹”。

如果没有木椁，铜棺在墓室中可能无法保持稳定。

这种嵌套关系，恰如青铜棺椁在中国葬俗传统中的位置——它是一个例外，一个被木棺椁系统所容纳的例外，而不是一个替代品。

夕阳照在大波那村后的石头山上。

六十多年前那声开山炸石的巨响早已消散，取石留下的凹坑也渐渐被荒草覆盖。

但那具重达2571千克的青铜棺，仍然静静地躺在云南省博物馆的展柜里。

棺盖上的二虎噬一猪纹饰，虎的形象栩栩如生，猪的身体蜷缩在虎口之下。

棺壁上的云雷蛇纹，蛇头在回纹中心微微凸起。

参观者站在展柜前，目光从棺盖移到棺壁，从纹饰移到形状——一座干栏式房屋的轮廓，一座为死者建造的地下居所。

棺内的豹头铜杖已经取出，与铜棺并列陈列。

杖头的豹首张着口，仿佛还在发出某种远古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