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3年10月，江西省万载县仙源乡官元山林场，伐木工郭桃仁、郭兴仁兄弟在树下休息时，意外摸到了一件埋在土里的硬物。兄弟俩起初并不知道，这枚沾满泥土的银质印章，竟与三十年前牺牲在山中的五名革命人员有关。
那天，兄弟俩已经砍倒了两棵树。天气闷热，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郭兴仁坐下歇脚时，后背突然被什么东西硌了一下。他扒开落叶和泥土，发现了一枚黑乎乎的物件。
“像是个印章。”
郭桃仁接过来，用水冲洗了一番。泥垢褪去后，印章上的镰刀、锤头、五角星逐渐显露出来。两人没有文化，也不清楚它的来历，只觉得银制物件或许值钱，便暂时收进了随身包里。
几天后，林场安排兄弟俩到县里参加林业方面的会议。会场上人多，两人对会议内容听得不太明白，便把那枚印章拿出来观看。旁边一位熟悉地方历史的工作人员看到后，神情立刻严肃起来。
“这不是普通物件，赶紧交给有关部门。”
兄弟俩听得发懵，还以为自己惹上了麻烦。工作人员随即向县公安机关报告，民警赶到后，对印章作了登记，并向两人询问发现地点。直到这时，兄弟俩才意识到，自己捡到的并非一般旧物。
调查人员很快把目光投向官元山。第二天，县里组织公安人员、林业人员和文物工作者，调集三辆大卡车，带着一百多人进山搜寻。搜查范围并不只是印章出土的位置，还包括附近山坡、林间空地和可能存在旧遗址的区域。
为什么一枚印章，会引起如此大的重视？
它的全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印章。印章以白银铸成，中心图案为镰刀、锤头和地球，两侧饰有麦穗，外围刻着相关机构名称，并以五角星作分隔。它不是普通办公用品，而是苏维埃政权开展组织、行政和群众工作的实物见证。
1928年7月，平江起义后，湘鄂赣边区逐步形成革命根据地。1931年，中共湘鄂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相继建立，地方政权开始处理土地、粮食、民政和武装建设等事务。印章盖在文件上，意味着一项决定获得了正式确认。
1932年，湘鄂赣省委、省政府机关转移到万载县仙源乡一带。这里山岭相连，便于隐蔽，也成为当时开展革命工作的区域。随着斗争加剧，印章不再只是机关文书上的印记，还成为一个政权存在过、运转过的直接证据。
1933年9月25日，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及相关革命根据地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由于敌我力量、装备和后勤条件差距明显，湘鄂赣苏区的斗争环境迅速恶化。到1934年，红军主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各地机关也被迫分散撤离。
转移时，重要文件、印章和其他物资不能落入敌手。张春吉、邱思炎、易荣、王群、刘伯芳五人，承担了转运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印章的任务。根据后来流传的调查材料，他们将印章层层包裹，放入黑色皮包，由王群负责保管。
队伍进入万载县仙源乡后，遭遇敌军搜捕。五人没有携带明显武器，为的是减少暴露风险，却也因此缺乏正面突围的条件。张春吉留下掩护，其余人员分散撤退。激战和追击中，五人相继牺牲，印章的下落也随之中断。
关于埋藏经过，地方资料记载，王群在敌人逼近时，将皮包埋在一棵大树附近，用泥土和落叶遮盖。这个动作看似仓促，却保住了印章。此后，战事变化、人员牺牲和地貌变迁，使埋藏地点再无人能够准确指出。
有关方面曾寻找过五人的遗体和遗留物品，但一直没有结果。山林里的树木不断更新，旧路被荒草覆盖，三十年足以让一个熟悉的地标彻底改变。印章就这样沉在土中，直到郭氏兄弟无意间坐到它上面。
搜山行动持续展开。工作人员根据兄弟俩的指认，测量树木、坡向和土层，反复核对印章出土处是否存在其他遗物。虽然没有发现更多能够确认身份的物品，但这次发现本身，已经为湘鄂赣苏区的历史留下了珍贵实证。
有意思的是，湘鄂赣苏区曾先后使用过不止一枚印章。银质印章遗失后，相关机关曾以木料制作替代品，其中一枚后来被群众保存下来，经过征集后陈列于平江起义纪念馆。不同材质、不同去向的印章，折射出战争年代物资匮乏和机关频繁转移的现实。
郭桃仁、郭兴仁捡到的银质印章，后来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于江西省万载县湘鄂赣革命纪念馆。它上面的纹饰并不复杂，重量也未必惊人，却保存着一段政权建设、武装斗争和人员牺牲交织在一起的历史。
那五名转运人员没有留下完整的行程记录，山林也没有替他们保存姓名。但一枚埋藏三十年的印章，终于从泥土中重新出现，使那段中断的历史获得了可以触摸、可以辨认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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