鳌拜与年羹尧因狂悖专横惹怒皇帝落得凄凉下场

鳌拜与年羹尧：两个“狂悖”之人的相似结局

康熙八年五月十六日，京师紫禁城。

一个身材魁梧的满洲老人跨入宫门，按照惯常的路线走向皇帝议事的殿堂。

他身着辅政大臣的朝服，腰间佩刀，步履沉稳。

这一日，宫中与往日并无不同，几名少年侍卫照旧在庭院中嬉戏摔跤。

老人未曾留意这些少年。

他走进殿内，身后宫门随即关闭。

这个老人，便是当朝四大辅政大臣之首——鳌拜。

他的人生，是一段从战场到朝堂的长途。

天聪八年，他以护军校从征，开始了戎马生涯。

崇德二年，清军征伐皮岛，守将坚壁不出，清军久攻不能克。

鳌拜与甲喇额真准塔挺身而出，向武英郡王阿济格请为前锋，立下军令状：不克此岛，誓不还师。

他们渡海搏战，冒着箭矢炮石直冲敌阵，明军阵线动摇，清军主力跟进，皮岛遂克。

皇太极论功行赏，鳌拜以首功晋爵三等男，赐号“巴图鲁”——满洲勇士之号。

四年后，松锦之战爆发。

明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十三万大军驰援锦州，鳌拜随郑亲王济尔哈朗围城打援。

据《清史稿·鳌拜传》记载，此战中鳌拜“辄先陷阵，五战皆捷，明兵大溃，追击之，擒斩过半”。

松锦之战是明清双方生死存亡的大决战，鳌拜以军功晋爵一等梅勒章京，成为皇太极麾下最倚重的战将之一。

皇太极崩逝后，满洲贵族内部围绕着帝位继承发生激烈争斗，鳌拜坚定站在皇太极诸子一方，与两黄旗大臣一同拥立福临为帝，是为顺治。

此举使他在顺治朝获得了深厚的政治资本。

顺治十八年正月，世祖驾崩，遗诏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共同辅佐年仅八岁的玄烨。

四人之中，索尼居首，但年老多病；苏克萨哈列名第二，却是正白旗人，与鳌拜所属的镶黄旗素有旧怨。

鳌拜的权势在康熙五年因圈地之争急剧膨胀。

他执意将镶黄旗与正白旗的圈换土地，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三人上疏反对，鳌拜矫诏将三人逮治弃市。

而他的专权在对付苏克萨哈时达到了顶点。

康熙六年，索尼病故，康熙亲政。

苏克萨哈上疏请求解除辅臣之任，愿往遵化守护顺治陵寝。

鳌拜视此为大逆，为其罗织了“心怀奸诈、久蓄异志”等二十四款罪名，提出应处凌迟、族诛之刑。

年仅十四岁的康熙深知苏克萨哈不该杀，但鳌拜“攘臂上前，强奏累日”，最终苏克萨哈被处以绞刑，其子孙被斩首。

索尼已死，苏克萨哈被杀，遏必隆唯唯诺诺，四大辅臣之中，鳌拜再无任何制约。

他“结党专权，紊乱朝政，纷更成宪，罔上行私”，朝中文武官员“欲令尽出其门，内外要路，俱用伊之奸党”。

康熙皇帝将这些看在眼中。

他没有正面交锋，而是在暗中蓄力。

据《竹叶亭杂记》记载：“帝在内，日选小内监强有力者，令之习布库以为戏。”

布库，是满洲传统的摔跤之戏。

一群少年在宫中每日角力嬉戏，朝臣皆以为皇帝年少心性，贪图玩乐。

康熙八年五月十六日，鳌拜照例入宫觐见。

这一天，宫中的布库少年们像往常一样在庭院中角力嬉戏，没有任何异常。

鳌拜入殿之后，康熙忽然一声令下，十几名少年侍卫一拥而上。

鳌拜猝不及防，被扑倒在地。

这位曾在战场上身先士卒的“巴图鲁”，最终被一群少年摔跤手制服在他效忠了几十年的宫廷之中。

随后，和硕康亲王杰书等遵旨勘问，列陈鳌拜大罪三十款，请求将他夷灭全族。

康熙的处置却出乎许多人意料。

据《清史稿·圣祖本纪》记载，诏曰：“鳌拜愚悖无知，诚合夷族。

特念效力年久，迭立战功，贷其死，籍没拘禁。”

禁锢之中，鳌拜请求面见皇帝，脱下自己的衣服，露出满身伤疤。

那些伤疤是皮岛冲锋时留下的，是松锦决战的见证，是入关追击李自成时积攒的。

《清史稿》记下了这一幕：“鳌拜请观先帝所赐衣物，尽述战功，上恻然，宥之。”

康熙终究没有杀他。

但鳌拜没有熬过幽禁的岁月——他不久便死于禁所，一代悍将，就此终结。

四十四年之后，康熙五十二年。

六十岁的皇帝在畅春园举办千叟宴，酒席之间，忽然想起了当年那个满身伤疤的老人。

他下诏追赐鳌拜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也就是一等男爵。

一个被定为三十条大罪的辅政大臣，在他死后四十余年，被皇帝以这样的方式重新记起。

时间转到另一段故事。

康熙三十九年，一位出生于汉军镶黄旗的年轻人考中进士，授职翰林院检讨。

他叫年羹尧，字亮工，号双峰，父亲年遐龄官至工部侍郎、湖广巡抚。

以文臣入仕的年羹尧，却有着非凡的军事才能。

康熙四十八年，他升任四川巡抚，成为封疆大吏，未满三十岁。

此后十余年间，他经理四川军务，支援定西将军噶尔弼进藏，配合平定准噶尔部入藏叛乱。

到康熙末年，年羹尧已官至川陕总督，手握西北军政大权。

雍正即位后，年羹尧的地位更是扶摇直上。

雍正元年，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发动叛乱，劫掠青海诸部。

雍正帝命年羹尧接任抚远大将军，坐镇西宁指挥平叛。

年羹尧运筹帷幄，采取“荡平余党、定庙制、限喇嘛数、驻兵屯田、分二十九旗、设办事大臣于西宁”等一系列措施，降服十余万人，青海遂定。

论功行赏，年羹尧晋爵一等公。

雍正在奏折朱批中写过这样的话：“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

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诞就是矣。”

在另一份朱批中，雍正甚至写过“朕好心疼”这样的话。

但盛极必衰。

年羹尧在权力巅峰上的表现，越来越超出人臣的边界。

雍正二年十月，他入京陛见，赴京途中令都统范时捷、直隶总督李维钧等跪道迎送。

到京时，“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行过，看都不看一眼”。

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仅微微点头而已。

不仅如此，他在西北的用人、行政、赏罚，往往独断专行，“以属礼待督抚，受其跪道”。

这些行为，在雍正眼中，已经是僭越。

雍正三年二月，年羹尧在贺奏中出现了一个致命的失误：他将“朝乾夕惕”误写为“夕惕朝乾”。

雍正抓住了这一细节，斥责道：“年羹尧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归之于朕耳。”

这成为君臣关系彻底破裂的导火索。

同年四月，年羹尧由川陕总督调任杭州将军。

据《养吉斋余录》记载，他到浙江时“随从尚千余人”。

不久，朝廷命长史鄂弥达署杭州将军，令年羹尧处于闲散章京之列，“年始畏悚”。

九月，雍正下令逮捕年羹尧。

钦差内大臣都统拉锡抵达杭州，会同署浙江巡抚福敏，将年羹尧锁拿查抄。

在搜查杭州府邸时，于其书房中搜出一本书——幕僚汪景祺所著的《西征随笔》。

汪景祺在书中议论雍正年号，说“正”字拆开就是“一止”，并称年号带“正”的皇帝都没有好下场。

雍正勃然大怒，汪景祺被处极刑，年羹尧的罪名也随之加码。

议政王大臣会议最终列出了九十二条大罪：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专擅之罪六，忌刻之罪六，残忍之罪四，贪黩之罪十八，侵蚀之罪十五。

九十二条大罪，条条可置死地。

但雍正没有判他凌迟——他“念青海之功”，令年羹尧在狱中自裁。

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年羹尧在狱中自尽，终年四十七岁。

年羹尧在杭州府邸被查抄时，家属并未全部被株连。

雍正免去了其父年遐龄和兄长年希尧的罪，仅夺其官。

年羹尧的儿子年富被斩，其余子孙被发配戍边。

而在年羹尧死后不久，他的妹妹——雍正帝的敦肃皇贵妃年氏，也在忧惧中去世。

两个功勋卓著的能臣，一个在幽禁中死于禁所，一个在狱中奉旨自裁。

相隔五十七年，结局却如此相似。

雍正曾经做过一个耐人寻味的比较。

他在谕旨中说：“年羹尧今日之功，岂能及鳌拜之大，而所犯之情罪，则甚于鳌拜。”

雍正还提到，鳌拜获罪时“查其赃私至二千余金”，而年羹尧的赃私“且至数百万矣”。

在雍正的逻辑里，鳌拜战功赫赫而罪罚较轻，年羹尧战功不及鳌拜而罪名远重，因此年羹尧必须处死。

但这段比较背后，折射出的是同样的权力逻辑：无论战功多大、宠遇多深，一旦权臣对皇权构成了实质性的威胁，等待他们的命运便不会有太大不同。

唯一不同的是，康熙对鳌拜留有情面——念其旧功，免其死罪，晚年还追赐爵位。

而雍正对待年羹尧，则更加决绝。

在鳌拜的幽所中，他脱下衣服，露出满身伤疤，康熙“恻然”而宥之。

年羹尧在狱中自裁时，是否也想过向皇帝展示自己的战功与忠诚？

史料没有记载。

但那九十二条罪状排列在案上，每一条都在告诉他：这已不是一场关于功绩的审判。

清代史家赵翼论及此事，曾感叹君臣之间“猜忌一起，则功罪皆不足以相抵”。

鳌拜的三十条罪状与年羹尧的九十二条罪状，表面上是两个权臣的咎由自取，实则是皇权与功臣之间那场永远不会真正平等的博弈。

在这场博弈中，功劳越大，危险越近。

东堂子胡同的一等超武公第，在鳌拜死后经历了漫长的沉寂。

而杭州那座藏有《西征随笔》的府邸，在年羹尧被锁拿之后也归于空寂。

两座宅邸，隔了半个多世纪的光阴，见证了同一个古老命题：在皇权面前，无人可以永远站立。

禁所的门扉终于打开时，抬出的是一个曾被赐号“巴图鲁”的老人的遗骸。

而在千里之外的杭州狱中，一个四十七岁的中年人接过毒酒时，或许想起了当年青海草原上的连天烽火。

他们的名字，一个写在开国战功的碑碣上，一个刻在西北拓边的地图中——最终都被同一支笔，划进了功臣末路的注脚里。